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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后，兰安生去了波多黎各、中国江西萍乡等地参加钩虫病调查。在江西萍乡有水的地下矿井作业的工人中，85%的人都感染了钩虫病。兰安生开始琢磨工作思路，“在中国发起强化公共卫生教育，使公司负责人有基本的公共卫生意识，建立一个卫生中心模式，并努力推动全国公共卫生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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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两年实地工作经历之后，兰安生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公共卫生学院学习。当时，洛克菲勒基金会希望找到一位合适人选，可以为协和医学院提供公共卫生服务。当基金会向兰安生的老师征求意见时，韦尔奇评价兰安生“能干、有激情、勤奋努力，性格有趣而吸引人”，他有一些初出茅庐的年轻人难免的缺点，但这并不重要，“他熟悉中国并希望在那里发展，这是非常宝贵的”，“我倾向于认为他将成为一个强有力的管理者和组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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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兰安生30岁出头，以副教授的身份抵达协和医学院，前后工作了近17年时间，成为中国公共卫生教育与社区公共卫生事业的奠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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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有效的本土运动，强过100%效率的西方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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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全世界的公共卫生学刚刚起步，开始在医疗上发挥作用。英国在1919年设立了卫生部，建立了一套新系统：把那些基层的医疗中心和当地的医疗设施中心、区域里的教学医院相联系，一起提供预防和治疗的服务。在约翰·霍普金斯，兰安生沐浴着来自韦尔奇、亚瑟·纽肖尔姆爵士（Sir Arthur Newsholme）的光芒，尤其是后者，深刻地影响了兰安生后来的“国家医疗”信念，亚瑟·纽肖尔姆爵士曾是参与英国公共卫生运动的主要人物，这一运动促使1919年英国卫生部成功建立，他是英国“国家医疗”思想的倡导者，被韦尔奇邀请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领军公共卫生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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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安生是协和医学院的第一任公共卫生学教授。这位看上去高大、憔悴、高度近视以至游泳都得戴着近视眼镜的年轻人，睿智自信，不太爱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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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安生打算把世界上最发达国家的大胆想法，应用在当时的中国。而当时的中国，并没有任何一个可以实现这些想法的基础元素：普遍贫穷、缺乏卫生设施、系统不健全、文盲泛滥、政府不稳定、没有任何现代的医疗保健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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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北京协和医学院不久，兰安生就带着一路风尘，直接去见当时的中国领导人，畅谈自己勾画的蓝图：一个全面的、由政府管理的医疗系统。他的急切，甚至引起了基金会一些人的异议，说他太冒进，操之过急地想实现自己的职责，让他们感觉不太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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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安生调查了当时北京公共卫生的力量，最后得出的评价是——坐井观天。显然，这个国家没有完善的系统来对付主要的社区疾病，比如伤寒和天花，而婴儿的死亡率也相当惊人。面对落后、混乱的公共卫生现状，他开始了锲而不舍地为医学社会化努力的历程，起点就是协和医学院的公共卫生课程，以及一座破庙改造的“卫生示范区”。他在中国17年，打上了深深的医学“布尔什维克”的印迹，在西方关于协和的描述中，这一称呼几乎成为兰安生的独特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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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时参加钩虫病防治的工作经历，让兰安生体会到公共卫生的关键之处，首先是三个字——本土化，具体说来有两点：一是对本地情况的敏感性，哪怕是细微的差异。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钩虫病防治经历，让他意识到和当地人的沟通、相处有多重要。在了解当地人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处理反对意见。二是有效的公共卫生措施，一定要建立在本土化的基础上。用兰安生的话说就是：“在州这一级别的卫生官员很多，但除非你深入到下面的社区，否则很难得到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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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钻进中国图书馆，和中国人交朋友，进行着自己对这个国家的深入勘探。后来，西方人评价兰安生时，这么描述：“当时很多西方人在中国工作，只在自己圈子里社交。但是，兰安生常常和当地中国人共饮交谈。”兰安生的女儿也回忆说：“时常有中国朋友来家里做客。他们亲切地叫我爸爸‘大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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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兰安生写道：“在中国的外国人，总是在中国用外国人的方式思考，并且认为这是唯一值得去做的事情”，“但其实在中国的外国人，并没有任何行动能够让中国人采用他们的方法”。他认为，支持本土的卫生运动才是更好的选择，“60%有效的本土运动，强过100%效率的西方运动”。这句话成了影响协和人对公共卫生医学定位的“兰安生式名言”之一。如同协和那一片宏伟建筑群的特点“中西合璧”：扎根在中国基础上的西方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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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的中国，收集基本的死亡数据，是一项颇具挑战性的工作。因为在当时那个年代，解剖是被禁止的，尸检几乎不可能。兰安生没有像一些“水土不服”的外国人一样，浪费时间去抱怨这种根深蒂固的中国文化传统，他想出的绝妙解决方法，可以从一个侧面鲜活地反映其高度“本土化”的做法。他让民间那些做棺材的人提供死亡原因。但做棺材的人用的是通俗的民间叙述，兰安生就自己做了一个对照表，一边是民间叙述，一边是对应的医学名词。比如，民间说的“妖风”，在医学上对应的名词则叫“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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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灯塔一般的公共卫生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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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本关于洛克菲勒基金会、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学术书中，作者评价兰安生有着“灿烂而综合的思想”，“体现了他非同寻常的智力弹性”。在20世纪20年代，兰安生创立的卫生事务所和农村卫生实验区，专门为协和医学院的医学生、护士学生提供教学现代公共卫生学。当时，世界各地还没有人能去完整地、系统地实践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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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着这一思想轨迹，在20世纪40年代，兰安生去了印度，成立了印度卫生和公共卫生研究所。50年代，他去了巴黎，领导欧洲地区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国际健康部门。后来，他又参与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战后公共卫生建设格局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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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与兰安生共事20年的上司形容他是“极有能力的人，在中国和日本的人缘无人可比，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培养出来的最优秀的管理人才之一”。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何廉，把民国时期的社会医学成就归功于兰安生的领导，称他是现代中国的“公共卫生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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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的兰安生因为黄斑变性而失明，在临终前短暂的清醒时刻，他与他的妻子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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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安生：“亲爱的，你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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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我在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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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安生：“眼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服务，积极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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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兰安生去世，被授予美国公共卫生界的最高奖章，被誉为“伟大的有科学预见性和政治家风度的人物”。他的纪念碑上写着：“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他如同灯塔一般，以远见、力量、沟通和领导的才能，致力于增进人类福祉的永恒事业，为中国、印度、欧洲各国、美国——乃至全世界提供和改进了卫生服务的方式。”然而，在今日公共卫生历史的名人堂中，兰安生这个名字并没有以足够高的频率被人们提起，但“我们仍是在为他给予我们的想法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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