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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日，“做人”已是一个不怎么被提及的词，它和素质、品德这些类似的词一样，被今人视为过时的八股。但在说到医生这个职业时，“做人”却是一个不得不提的话题。“医学有两座高峰，一座是学术高峰，一座是医德高峰。”从医生的职业角度来看，这个职业与“整全的人”有关，和整体的人类生活境况有关。倘若，疏于培养我们对整体的感受力，疏于向我们展示知识的广阔视野，疏于训练我们从哲学的角度思考问题，那么这一职业的训练必然是没有远见的，也是不彻底、不人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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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德国医学王子胡费兰（Christoph Wilhelm Hufeland）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只有一个真正的君子才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医生。”一位叫休斯顿（William Houston）的医生在1936年提出，对病人的心理感受的评价正是医生区别于兽医的所在：“医生工作高于兽医水平的那一部分，可适当地称作心理治疗，其中医生的人格是治疗剂，病人的人格是发挥作用的客体。心理学认为需要花费许多时间同病人交谈，对病人情况有一些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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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瑞萍在协和担任儿科第一住院医生期间，儿科还没有从内科分出来，仅有两名住院医生。有一个10岁的女孩，拟诊为颅内肿瘤。为了明确诊断，上级医生提出应做气脑造影术。但这种造影术有一定危险，可能会发生意外，需要和家长谈话告知这种风险。家长听完后不同意做，并决定出院。但就在家长办理出院手续时，女孩的病情急转直下，迅速恶化，昏迷不醒。这可能是因为颅内肿瘤引起颅内压增高而发生的危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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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采取了一系列抢救措施后，女孩最终还是去世了。家属因此怀疑医生未经他们同意，私下进行了造影术，和医生争吵不休。吴瑞萍耐心地向女孩的父亲解释了近两个小时，说明发生这种突然变化的可能性和原因；医生绝不能做、也绝不会做违反院规和法律的事情，如果不信，可以通过尸体解剖来查明有没有做过这种造影。女孩的父亲终于表示相信，不再深究，但也不同意进行尸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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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态到此，本已平息，但这时女孩的姑妈又来到病房大哭大闹，非说是院方害死了女孩。这位姑妈前一天来病房看女孩，因为当时不是探视时间，所以值班护士不让她进来，便争吵了起来。当时护士没有耐心解释，态度有些过激。姑妈得知女孩死亡的消息后，赶来质问：为什么前一天不让探视，才过了一天，小孩就死了呢？正在姑妈哭闹时，女孩的母亲到病房取剩下的东西，她说，她亲眼看到主管女孩的医生，在整理遗体时，不住地流眼泪，可见医生是富有同情心的，对工作也很认真。如此这样，才说服了哭闹的姑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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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使得吴瑞萍深有感触：医生的耐心解释、富有同情心和对病人不耍态度，这三点是处理医患关系的必备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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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英恺的一生经历过中国知识分子的艰辛和悲伤，虽多有坎坷，但对医学矢志不移，一生主持创建了3所医院、2个研究所，5个心胸外科，并在1955年当选第一批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曾说：“学医不难，学成良医则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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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问吴英恺，好医生的标准是什么？他回答：“好坏医生的分水岭就在于为谁服务和如何服务。新中国成立前，我在协和医院工作，当时的外科主任是美国人，他一辈子没有做出什么大的学术贡献，但他工作勤勤恳恳，每天来得最早，走得最晚，关心病人，关心全科工作，了解所有工作人员的情况。这样的医生就是好医生。”他在开创安贞医院时，为医院提的院训是4个字——公、勤、严、廉。在他看来，这就是做医生的标准。“公”就是公私分明，至少是先公后私；“勤”就是勤学、勤干；“严”是学术上的严谨，工作上要严格，做事要严密；“廉”就是廉洁，不得以医谋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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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做一位好医生？这个古老的问题，从有了医生的那一天起，就伴随着那些希望深切理解医生这个职业的思考者。吴英恺的“公、勤、严、廉”，张孝骞的“戒、慎、恐、惧”，是老一代协和人对如何做一位好医生的回答。“以病人为中心”“向病人学习”这样的话，虽然听来简单朴素，但在今日医生的实践中却步履维艰。医学改变了世界，医学也改变了医生和病人，变化的世界同样也改变了医生和病人。但是医生面对提供医学的对象——病人时，一切理论都应该回归最初的本质，去思考一个最朴素的问题：如何做一位好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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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医事（协和百年纪念版） [:1700792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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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医事（协和百年纪念版） 第三部分 从“贵族医学”到“民众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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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天起，这位协和医学院的高才生将要脱掉“白大褂”，换上“灰长衫”，把从协和课堂上学到的知识，运用在农村这片更广阔的试验场。继“协和精英”走出医院走进胡同之后，开始在更大范围内关注民生，从城市走向农村。日后中国大力搭建的农村三级保健网，从这里迈出了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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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医事（协和百年纪念版） [:1700792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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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医事（协和百年纪念版） 医学“布尔什维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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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洛克菲勒基金会派约翰·格兰特（John Black Grant）来到中国，之后，他成了协和医学院的第一位公共卫生学教授。他在中国出生、长大，有一个中文名字叫“兰安生”。他一生中与洛克菲勒基金会有关的工作年头，加起来超过40年。对其一生的经历，有一句精辟的评论：“集中了20世纪上半叶许多流行的公共卫生关注点和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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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兰安生的父亲曾作为医学传教士来到中国。毕业于密歇根大学医学院的兰安生父亲，由浸礼会派到中国宁波，主持一个教会小医院，兰安生就出生在这里。后来兰安生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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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宁波与25年前发生明治维新时的日本非常不同，完全是中世纪的情景，没有任何进步的迹象……那里有一个简陋的小医院……我父亲不久就发现他需要助手，当时中国没有现代意义的医学院，所以我父亲跟其他教会医生一样，挑选了三四个聪明的年轻人，给他们一些技术培训，包括英语课程，这样他们就可以阅读教材，同时包括一些临床的和门诊的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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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父亲的“贵重”医学物品中，包括一本“奥斯勒1891年出版的被视为医学教程圣经的教材”、一架显微镜。当医院病床不够时，父亲会把病人带到自己家里，有一次，甚至把自己的床让给了病人。父亲对兰安生说：做医生不是单单为了赚钱和治好几个病人，医生也应多关心社会问题。但在当时贫穷、尚未发展的中国，父亲未能完全实现自己的价值。有一次，父亲半带无奈地对兰安生说：自己在中国的工作，有点像“下水道不停地往外溢水，而我在不停地拖地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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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从密西根大学医学院毕业的兰安生，被招聘到洛克菲勒基金会工作。他一开始就表示很想去中国工作，希望沿着父亲的脚印走，超越父亲，把“下水道”修好。但在1916年，协和还只是一个渐渐露出雏形的计划而已。基金会给了兰安生两样东西：一个大愿景，如何把针对疾病的特异性行动，扩展成为整体的、有组织的、多目标的社区行为；一个机会，自己任选一个基金会即将开始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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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基金会正在开展美国的钩虫病防治，于是他去了美国的北卡罗来纳州，参加防治运动。一个月后，他因为表现出色，开始和州卫生官员一起工作。这段工作经历，使他初步领悟到公共卫生的关键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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