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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通过在工厂设立单独的卫生服务项目，来示范工业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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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在欧洲许多地区，一些公共卫生组织开始与从事传统“临床医学”的医生和医院接头，密切合作。但在美国，公共卫生组织的成立却引发了某种对立情绪，因为它威胁着临床医生的生意。那时的美国，公共卫生和临床医学处在一种脱节的状态。在美国不满于这种脱节状态的兰安生，来到中国后，首先想到的就是：推动政府形成预防医学的意识，以尽量减少预防与医学治疗之间的脱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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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协和医学院以模仿当时的先进美式医学教育为主要特色，成立之初，去校园参观的多是精英分子，“好像对老百姓无甚触动”，离洛克菲勒基金会的那个“将先进西方医学引入中国社会”的理想，仍有很大差距。学校和医院的不远处，仍然是那些对这片宏伟建筑群熟视无睹的人力车夫和沿街乞讨的乞丐。在学校里，复杂的课程，漫长的学时，一张张不见阳光的“协和脸”，使得“整个医学院有一股贵族气味”。以“超过美国许多医学院预算”的数千万美元的投入，每年至多训练30余人，被杨文达先生嘲讽为“凸现了精英教育的铺排与奢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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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安生来到协和医学院后，在中国医学教育史上，第一次专门为医学生们讲授现代公共卫生这一课。兰安生的到来，以及他对协和产生的影响，逐渐消除了社会上“协和为谁”的质疑之声，在实践中解决了“精英落地”的问题。在20世纪20年代，协和成了培养中国现代公共卫生领袖的主力军、推动公共卫生发展的原动力，这并不符合洛克菲勒基金会最初设定的“协和模式”的原定逻辑。由于兰安生的远见和努力，不仅推动了基金会支持中国的公共卫生项目，还说服和启发中国的各级官员认识到了公共卫生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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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安生给正处在思想塑型期的协和医学生上了一堂又一堂生动的民生课，这些民生课的主旨是：走出医院，走进胡同，超越个体，关注到整个社区、更广人群，到达底层老北京人生活的真实世界。只有从社会人群的开放环境，而不是从摆满玻璃精密仪器的实验室中，去了解社区居民的卫生健康问题，去寻找治疗依据，从群体而非个体的角度，去寻找一种维护社区成员健康的办法，这样才能使医学与社区服务成为一体。后来，人们把这叫作“兰安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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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齐鲁医学院的学生，来协和旁听完兰安生的公共卫生课后写道：“这些讲课使我学到了公共卫生的基本概念，对我非常有价值……我不再认为公共卫生是医学的一个分支，相反，医学是实现公共卫生的一种手段。”兰安生批评当时许多开业医生和医学院学生：“近视”“视力萎缩”，说他们只见树木而不见公共卫生的森林：“虽然医学知识远非充分，但是把这种知识应用于社区，却更加缺乏。这种知识可以通过社会的共同努力来提高，但是在整个社会人口觉悟之前，最大的需要是使医学界的觉悟水平提高。”当时社会流行一种对公共卫生的成见，认为公共卫生是低水平的治疗医学，是一种“容易的工作”。恰恰相反，公共卫生是医学界最难的工作。因为，一名公共卫生医生不仅要有全面的医学训练和免疫学、传染病学方面的专门训练，还要熟悉所在的社区，懂得经济，是一位组织者、管理者以及正直的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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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医学院的公卫楼，门前有人力车夫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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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协和的公共卫生和卫生学系职员，中间是兰安生，其右侧为杨崇瑞。公卫系成立之初，条件艰难，除系主任兰安生外工作人员只有一位打字员，只能开一些讲座，有些讲座需外请非协和的兼职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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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安生的课并不限于演讲和课堂上。从1926年起，他要求学生们要到第一卫生事务所和定县参观城乡卫生工作。在三年级的夏天，要回到家乡做人口、环境卫生、疾病和死亡统计，学校卫生及妇婴卫生等社会调查。四年级时，要用一个月的时间在第一卫生事务所或定县平教会实习公共卫生。在定县的实习对学生影响很大，因为“大部分学生是在城市出生长大的，在他们来定县之前，对于自己国家的农村是什么样子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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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学生一生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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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安生在协和医学院的贡献，除了在公共卫生课上讲课生动、激发学生们深度探索的兴趣外，更重要的是，他从更高的角度，影响了许多协和医学生对医学的认识，甚至是一生职业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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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镜清是在1932年从协和医学院毕业的，后获哈佛大学公共卫生硕士，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北京市卫生局局长。他回忆：“在选择医学专业时，自以为临床医学虽对患者有益，但效率不高，社会效益不大，不如预防医学，这是当时考虑的一个主要方面。因为当时我国疾病流行，人民体弱早死，有‘东亚病夫’之称。要改变这种情况，必须从预防着手，使各有关方面倡导推行各项卫生工作。”虽然他也曾自叹：“在抗战时，我在成都中大医学院任教，当时通货膨胀，物价上涨极快，单靠教授的工资不能维持生活，还得在一个单位兼职诊病，以弥补不足。当时自叹，还是治疗医学好，预防医学商品价值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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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恭绍回忆说：“四年级的公共卫生学是一门非常有意思的课，是兰安生教授讲的。他讲课从来不拿讲稿，讲得很有趣，很吸引人。学生听他的课，一刻也不会走神。他的一句名言‘一盎司的预防，胜过一磅的治疗’，非常适合我的胃口，甚至引导我一生从事公共卫生专业。我认为内科教授尽管有很高的学问，对病人的诊断、处理都能恰到好处，但由于当时没有足够的对症药物，疗效甚微，而预防就显得重要了……虽然协和医学院只有一个医学系而没有卫生系，但其毕业生中从事公共卫生的教学、科研和实际工作的人数，是相当可观的。据我所知，目前在医学院校、公共卫生学院从事少儿卫生教学的尚有：上海医科大学的徐苏恩教授、同济医科大学的朱文思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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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协和读书时，叶恭绍在兰安生后来创建的第一卫生事务所和定县基地实习过。这些经历深切影响了她日后的职业方向：“通过公共卫生课后到第一卫生事务所学习，以及四年级到定县平教会的参观等实践活动，第一次接触到中国的社会，特别是农村，初步了解到农民的疾苦和他们的需要，从而更加认识到预防医学的重要性，认识到在我国开展公共卫生工作的迫切性，使我立下了毕生从事公共卫生工作的决心。同时，作为一个女医生，我认为自己最好从事妇幼卫生工作，并且决意要偏重在幼儿工作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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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的协和毕业生陈志潜，也曾坐在兰安生的课堂上被感染、被激发，进而怀着对公共卫生的深度探索兴趣，最终到达能力所及的巅峰。多年后他总结，兰安生建立的公共卫生课有两个为现代公共卫生学者所认同的观点：第一，公共卫生学是医学与社会学相互交叉的综合性学科，其内容必须结合各国的社会经济情况；第二，公共卫生学的讲授方法必须是理论与实践结合，每一个医学院的公共卫生课必须有教学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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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医事（协和百年纪念版） [:1700792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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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医事（协和百年纪念版） 走出医院，走进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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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末，研究东亚医学史的美国学者鲍沃斯，曾评价兰安生在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公共卫生项目，至少领先他的时代25年。“大多数的美国医学院，到现在才开始效仿兰安生以社区为基础的项目。”回顾历史去评价一位公共卫生学家如何伟大是相对容易的，若设身处地，兰安生于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开拓公共卫生事业，其实举步维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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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者谆谆，但听者藐藐。兰安生眼前并没有可供借鉴的发展模式。并且，当时中国的经济发展、医疗卫生环境，都处于低水平。更困难的是，政治局势动荡，当时中国政府管理体系不完备，中央和市级政府几乎不提供任何公共卫生服务。他在短时间内走访了12个省份，并完成了对北京市的公共卫生调查。他急切感到，中国的公共卫生教育必须走出医学院，去教育政治领袖和社会领袖，培养人才，建立一种具有示范性功能的卫生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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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在中国践行他所信奉的“国家医学”思想，他还需说服洛克菲勒基金会。公共卫生的推动需要政府的高度参与，但像基金会这样的私立机构却可以帮助培养中国的公共卫生人才。为培养中国第一代公共卫生官员，从1922年到1949年，兰安生和他的同事共为75位中国学者争取到了去美国进修公共卫生学的机会，并请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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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的兰安生回顾如何进行公共卫生的事业时，反复提到一点：“整体进行规划。”在他看来，即使退一步说，限于现实情况，眼前只能实现一部分，也要预先进行整体规划。“把每个部分都规划好，避免实地执行时可能出现的错误。整体设计必须了然于胸。不管多小、多微观的行动，如果能和整个蓝图挂接上，都会带来收益。”在中国的17年，他以实际行动展现了如何对一份公共卫生事业既兼具理想主义的大愿景，又不惧现实的障碍险阻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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