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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出整体规划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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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和中国人对饮交谈的兰安生一直认为，全面发展公共卫生事业才是解决这个国家众多人口医疗的办法。而这个工作，一定离不开政府和群众的合作。他迈出的整体规划第一步是，在北京一座旧庙的基础上改造卫生示范站。他认为，协和医学院建立一个卫生示范站，既可作为协和学生公共卫生的实习场所，也可作为一个鲜活的城市卫生服务示范区。“一个拥有4万到6万人的良好的样板社区之于公共卫生系，就如同一个有250个床位的医院之于内科、外科和产科三系。协和公共卫生系即将拥有一个堪比教学医院的教学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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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1925年与政府合作的结果，协和医学院与京师警察厅合办了“京师警察厅试办公共卫生事务所”，后改名为“北平市卫生局第一卫生区事务所”（简称“一所”）。而警察与公共卫生的关联，则来自德国和日本的警察系统，他们负有公共卫生的职责。这个示范站，是划出北京东城内一区作为卫生示范区。它的服务对象是整个示范区的10万居民，示范区要解决10万居民从生到死的各个时期可能出现的疾病和健康问题。在这片实验区里，完整地开展了兰安生理想中的公共卫生。这个示范区还是当时协和医学院的医学生和护理学生的实习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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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界元老、后任协和医学院董事的方石珊，担任了第一任所长。这也是考虑到方便与地方政府联系，加强合作。方石珊是首善医院院长，曾留日学医，不讲英语。兰安生回忆说：“他同意担任第一任所长，因为他能接近旧式官僚，并能让他们批准事务所的创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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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成立后，所有的文化、政治、财务问题接踵而来，但兰安生经常为当时卫生站的负责人打气说：“你正处在一个机会中，如果你的牌玩对了，它能让你的名字留在中国历史里，而那些无所作为、被淡忘的人，实在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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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于原协和女子医学院的杨崇瑞，曾向兰安生建议对接生婆进行两个月的训练，因为当时的接生婆，根本不知道如何保证接生时的卫生。但在开展这个项目时，遇到了很多观念、技术上的困难，杨崇瑞一度沮丧得几乎想放弃公共卫生了，但兰安生鼓励她：“一个人不能期待立竿见影，即使它是个革命，尤其是社会革命。”后来，杨崇瑞从卫生示范区起步，创办了更大规模的全国助产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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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周末，“一所”的医生、工作人员、协和公共卫生系的学生，都会到兰安生的家中聚会，讨论中国卫生事业的话题直至深夜。1925年，洛克菲勒基金会领导海瑟尔（Victor G. Heiser）访京，花了几天时间观察新建的“一所”，如此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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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看中心完全是中国化的，完全在他们自己的控制和管理之下。然而大家似乎普遍认为如果没有兰安生的推动力量，项目很快就会垮掉。成功预期很大，令人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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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顾临在给韦尔奇的信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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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安生过去6年的工作已令人惊奇地显现出成果。在他周围聚集了一帮年轻人，多半是拿政府薪水的，他们对警察赞助的试验性卫生站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专心致志地投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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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时，“一所”的工作人员中有6名医生、17名护士、1名牙科卫生人员、1名药剂师、3名卫生督查员、1名秘书、3名职员。随着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教育的发展，协和医学院的毕业生逐渐成为“一所”的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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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协和出发的医疗“空间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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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历史学者评价兰安生，以协和为出发点发动了一场中国医疗的“空间革命”。在这场革命中，假设试点内的每一个居民都有可能是病人，都有可能成为预防治疗的对象，所关注的预防空间，是一个比医院大出数百倍的试验场。在这里，预防医学的服务对象是社会人群，是处于普通生活状态中的居民。“卫生示范区”在医疗空间和理念上，是一场革命。叠加在“自然社区”上的医疗网络，成为一种人造的环境，改变着原来在自然社区中人们的生活节奏和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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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卫生护士从“第一卫生事务所”整装待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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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示范区刚一建立，就开始做一项“生命统计”的工作，想把这张数字的地图，变成城市医疗保健网的依据。这是中国第一次科学地进行居民的生命统计，在这张数字地图上，能清晰地了解到服务对象是谁，有多少人，他们的年龄、性别、职业的分布以及出生和死亡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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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与“数字地图”相匹配的三级医疗保健网，是真正实现“空间叠合”的关键。在这张网的基层，是地段保健（包括学校卫生和工厂卫生），其次是医疗保健各科门诊，再其次是包括协和医院及其他医院在内的合同医院。这是后来中国实行的城市三级保健网的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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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段保健中，划分了20个警察派出所地段，每个地段中有5 000名居民。卫生保健通过家庭访视来实现。这种家庭访视不间断，呈流动式，由约10名公共卫生护士和若干名护士实习生来做。除节假日外，地段的“公共卫生护士”每天家庭访视5～10次。“公共卫生护士”不像医生那样，仅仅是在诊所或是医院中挂出几幅图片讲解卫生常识，而是通过家庭访问，使治疗变成一种常态行为，融入了居民的日常生活。每次访视均有访视记录，“一所”的病案室也有每个家庭的记录，上面有家庭编号和个人编号。有的工作多年的公共护士，成了这些家庭的朋友和家庭生活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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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段与“一所”的各科门诊，也就是三级保健网的第二级紧密结合。如果在地段发现有急性传染病病人，立即转到“一所”门诊。如果护士在地段发现有孕妇，便介绍到“一所”门诊做产前检查，叫“一所”的助产士到家接生，随叫随到，收费在2到3元，并在“一所”门诊做产后和新生儿检查。在产妇的家里，地段护士会示范如何给婴儿喂奶、洗澡、穿衣，介绍一些预防保健知识，处理小病，进行预防接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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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的医疗保健各科门诊，是示范区的医疗保健网的中枢。各科门诊通过治疗来做好预防，在门诊开展教育宣传。比如，在候诊室里挂有卫生宣传图画，护士会不厌其烦地介绍防病治病的知识。在初建卫生示范区时，兰安生在自己写下的备忘录里，反复提到一个重要的思想：在中国当时的经济、教育如此落后的情况下，如果想单纯通过宣传健康来促进健康，或单纯提倡预防来实现预防，居民是不会接受的。必须把治疗作为载体，在治疗的同时，把预防和健康的信息传递给居民，以做到适应本地情况的“能防善治”。这是后人赞颂兰安生“智力弹性”的一个明证。“一所”的门诊便充分体现了这种作用。在这里，医生会根据病人情况，决定把病人放置在网的哪一级，是转送网最上端的合同医院，还是就在网中央的“一所”门诊，或者转给网基层的地段护士，设立“家庭病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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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到达群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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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医学要维持、促进人从生到死的健康。在预防方面，“一所”的项目主要有妇幼保健、学校卫生、工厂卫生。“一所”重视妇幼保健，重点是新生儿和幼儿。对于学龄儿童、青少年和中年人的卫生保健，“一所”设有“学校卫生”和“工厂卫生”。在学校和工厂这些“集体”中，卫生保健远比散在的居民容易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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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在“学校卫生”项目中，“一所”和学校联手，把学校分甲、乙两类。甲类要求学校负担部分保健费，设立保健室，学校卫生中包括体检、缺点矫正、医疗服务、传染病管理、学校环境卫生检查和卫生宣教；乙类则不要求公立学校这样做，因为经费有限。通过建立甲类学校卫生，来示范如何根据公共卫生原理建立一个学校卫生的理想模型。而建立乙类学校卫生，则是为了搞一套适合当地社会、经济情况的普遍适用的学校卫生模型，以便在全国各地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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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卫生”项目，则在与仁立、燕京两个地毯厂（共约500名男工、200名女工）及一个玻璃厂（约50名工人）签订合同后，开展起来。在工厂里，除设保健室外，还着重关注如何防治职业病和工人常见的营养缺乏病、肺结核。当时协和著名的生物化学家吴宪，曾参与检验了工厂的饭菜，提出了花钱不多的改进建议，以提高工人饮食中的维生素和矿物质。这些服务的成本是每年2 600银圆，或每人2.6银圆。1926届的协和毕业生李廷安和1925届的姚寻源，曾写过一篇文章描述了工厂的卫生项目，并呼吁国家必须立法为产业工人提供足够的工作设施。而他们只是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专业不断增加的毕业生中的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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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卫生示范区内，关于传染病的管理，规定了9种比较流行、严重、有防治方法的传染病必须上报。通过优化报告程序、隔离和跟踪方法、健康教育，优先考虑减缓传染病的散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