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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学生一生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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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安生在协和医学院的贡献，除了在公共卫生课上讲课生动、激发学生们深度探索的兴趣外，更重要的是，他从更高的角度，影响了许多协和医学生对医学的认识，甚至是一生职业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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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镜清是在1932年从协和医学院毕业的，后获哈佛大学公共卫生硕士，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北京市卫生局局长。他回忆：“在选择医学专业时，自以为临床医学虽对患者有益，但效率不高，社会效益不大，不如预防医学，这是当时考虑的一个主要方面。因为当时我国疾病流行，人民体弱早死，有‘东亚病夫’之称。要改变这种情况，必须从预防着手，使各有关方面倡导推行各项卫生工作。”虽然他也曾自叹：“在抗战时，我在成都中大医学院任教，当时通货膨胀，物价上涨极快，单靠教授的工资不能维持生活，还得在一个单位兼职诊病，以弥补不足。当时自叹，还是治疗医学好，预防医学商品价值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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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恭绍回忆说：“四年级的公共卫生学是一门非常有意思的课，是兰安生教授讲的。他讲课从来不拿讲稿，讲得很有趣，很吸引人。学生听他的课，一刻也不会走神。他的一句名言‘一盎司的预防，胜过一磅的治疗’，非常适合我的胃口，甚至引导我一生从事公共卫生专业。我认为内科教授尽管有很高的学问，对病人的诊断、处理都能恰到好处，但由于当时没有足够的对症药物，疗效甚微，而预防就显得重要了……虽然协和医学院只有一个医学系而没有卫生系，但其毕业生中从事公共卫生的教学、科研和实际工作的人数，是相当可观的。据我所知，目前在医学院校、公共卫生学院从事少儿卫生教学的尚有：上海医科大学的徐苏恩教授、同济医科大学的朱文思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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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协和读书时，叶恭绍在兰安生后来创建的第一卫生事务所和定县基地实习过。这些经历深切影响了她日后的职业方向：“通过公共卫生课后到第一卫生事务所学习，以及四年级到定县平教会的参观等实践活动，第一次接触到中国的社会，特别是农村，初步了解到农民的疾苦和他们的需要，从而更加认识到预防医学的重要性，认识到在我国开展公共卫生工作的迫切性，使我立下了毕生从事公共卫生工作的决心。同时，作为一个女医生，我认为自己最好从事妇幼卫生工作，并且决意要偏重在幼儿工作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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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的协和毕业生陈志潜，也曾坐在兰安生的课堂上被感染、被激发，进而怀着对公共卫生的深度探索兴趣，最终到达能力所及的巅峰。多年后他总结，兰安生建立的公共卫生课有两个为现代公共卫生学者所认同的观点：第一，公共卫生学是医学与社会学相互交叉的综合性学科，其内容必须结合各国的社会经济情况；第二，公共卫生学的讲授方法必须是理论与实践结合，每一个医学院的公共卫生课必须有教学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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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医事（协和百年纪念版） 走出医院，走进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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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末，研究东亚医学史的美国学者鲍沃斯，曾评价兰安生在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公共卫生项目，至少领先他的时代25年。“大多数的美国医学院，到现在才开始效仿兰安生以社区为基础的项目。”回顾历史去评价一位公共卫生学家如何伟大是相对容易的，若设身处地，兰安生于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开拓公共卫生事业，其实举步维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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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者谆谆，但听者藐藐。兰安生眼前并没有可供借鉴的发展模式。并且，当时中国的经济发展、医疗卫生环境，都处于低水平。更困难的是，政治局势动荡，当时中国政府管理体系不完备，中央和市级政府几乎不提供任何公共卫生服务。他在短时间内走访了12个省份，并完成了对北京市的公共卫生调查。他急切感到，中国的公共卫生教育必须走出医学院，去教育政治领袖和社会领袖，培养人才，建立一种具有示范性功能的卫生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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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在中国践行他所信奉的“国家医学”思想，他还需说服洛克菲勒基金会。公共卫生的推动需要政府的高度参与，但像基金会这样的私立机构却可以帮助培养中国的公共卫生人才。为培养中国第一代公共卫生官员，从1922年到1949年，兰安生和他的同事共为75位中国学者争取到了去美国进修公共卫生学的机会，并请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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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的兰安生回顾如何进行公共卫生的事业时，反复提到一点：“整体进行规划。”在他看来，即使退一步说，限于现实情况，眼前只能实现一部分，也要预先进行整体规划。“把每个部分都规划好，避免实地执行时可能出现的错误。整体设计必须了然于胸。不管多小、多微观的行动，如果能和整个蓝图挂接上，都会带来收益。”在中国的17年，他以实际行动展现了如何对一份公共卫生事业既兼具理想主义的大愿景，又不惧现实的障碍险阻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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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出整体规划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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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和中国人对饮交谈的兰安生一直认为，全面发展公共卫生事业才是解决这个国家众多人口医疗的办法。而这个工作，一定离不开政府和群众的合作。他迈出的整体规划第一步是，在北京一座旧庙的基础上改造卫生示范站。他认为，协和医学院建立一个卫生示范站，既可作为协和学生公共卫生的实习场所，也可作为一个鲜活的城市卫生服务示范区。“一个拥有4万到6万人的良好的样板社区之于公共卫生系，就如同一个有250个床位的医院之于内科、外科和产科三系。协和公共卫生系即将拥有一个堪比教学医院的教学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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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1925年与政府合作的结果，协和医学院与京师警察厅合办了“京师警察厅试办公共卫生事务所”，后改名为“北平市卫生局第一卫生区事务所”（简称“一所”）。而警察与公共卫生的关联，则来自德国和日本的警察系统，他们负有公共卫生的职责。这个示范站，是划出北京东城内一区作为卫生示范区。它的服务对象是整个示范区的10万居民，示范区要解决10万居民从生到死的各个时期可能出现的疾病和健康问题。在这片实验区里，完整地开展了兰安生理想中的公共卫生。这个示范区还是当时协和医学院的医学生和护理学生的实习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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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界元老、后任协和医学院董事的方石珊，担任了第一任所长。这也是考虑到方便与地方政府联系，加强合作。方石珊是首善医院院长，曾留日学医，不讲英语。兰安生回忆说：“他同意担任第一任所长，因为他能接近旧式官僚，并能让他们批准事务所的创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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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成立后，所有的文化、政治、财务问题接踵而来，但兰安生经常为当时卫生站的负责人打气说：“你正处在一个机会中，如果你的牌玩对了，它能让你的名字留在中国历史里，而那些无所作为、被淡忘的人，实在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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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于原协和女子医学院的杨崇瑞，曾向兰安生建议对接生婆进行两个月的训练，因为当时的接生婆，根本不知道如何保证接生时的卫生。但在开展这个项目时，遇到了很多观念、技术上的困难，杨崇瑞一度沮丧得几乎想放弃公共卫生了，但兰安生鼓励她：“一个人不能期待立竿见影，即使它是个革命，尤其是社会革命。”后来，杨崇瑞从卫生示范区起步，创办了更大规模的全国助产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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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周末，“一所”的医生、工作人员、协和公共卫生系的学生，都会到兰安生的家中聚会，讨论中国卫生事业的话题直至深夜。1925年，洛克菲勒基金会领导海瑟尔（Victor G. Heiser）访京，花了几天时间观察新建的“一所”，如此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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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看中心完全是中国化的，完全在他们自己的控制和管理之下。然而大家似乎普遍认为如果没有兰安生的推动力量，项目很快就会垮掉。成功预期很大，令人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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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顾临在给韦尔奇的信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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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安生过去6年的工作已令人惊奇地显现出成果。在他周围聚集了一帮年轻人，多半是拿政府薪水的，他们对警察赞助的试验性卫生站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专心致志地投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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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时，“一所”的工作人员中有6名医生、17名护士、1名牙科卫生人员、1名药剂师、3名卫生督查员、1名秘书、3名职员。随着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教育的发展，协和医学院的毕业生逐渐成为“一所”的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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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协和出发的医疗“空间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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