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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历史学者评价兰安生，以协和为出发点发动了一场中国医疗的“空间革命”。在这场革命中，假设试点内的每一个居民都有可能是病人，都有可能成为预防治疗的对象，所关注的预防空间，是一个比医院大出数百倍的试验场。在这里，预防医学的服务对象是社会人群，是处于普通生活状态中的居民。“卫生示范区”在医疗空间和理念上，是一场革命。叠加在“自然社区”上的医疗网络，成为一种人造的环境，改变着原来在自然社区中人们的生活节奏和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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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卫生护士从“第一卫生事务所”整装待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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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示范区刚一建立，就开始做一项“生命统计”的工作，想把这张数字的地图，变成城市医疗保健网的依据。这是中国第一次科学地进行居民的生命统计，在这张数字地图上，能清晰地了解到服务对象是谁，有多少人，他们的年龄、性别、职业的分布以及出生和死亡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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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与“数字地图”相匹配的三级医疗保健网，是真正实现“空间叠合”的关键。在这张网的基层，是地段保健（包括学校卫生和工厂卫生），其次是医疗保健各科门诊，再其次是包括协和医院及其他医院在内的合同医院。这是后来中国实行的城市三级保健网的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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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段保健中，划分了20个警察派出所地段，每个地段中有5 000名居民。卫生保健通过家庭访视来实现。这种家庭访视不间断，呈流动式，由约10名公共卫生护士和若干名护士实习生来做。除节假日外，地段的“公共卫生护士”每天家庭访视5～10次。“公共卫生护士”不像医生那样，仅仅是在诊所或是医院中挂出几幅图片讲解卫生常识，而是通过家庭访问，使治疗变成一种常态行为，融入了居民的日常生活。每次访视均有访视记录，“一所”的病案室也有每个家庭的记录，上面有家庭编号和个人编号。有的工作多年的公共护士，成了这些家庭的朋友和家庭生活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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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段与“一所”的各科门诊，也就是三级保健网的第二级紧密结合。如果在地段发现有急性传染病病人，立即转到“一所”门诊。如果护士在地段发现有孕妇，便介绍到“一所”门诊做产前检查，叫“一所”的助产士到家接生，随叫随到，收费在2到3元，并在“一所”门诊做产后和新生儿检查。在产妇的家里，地段护士会示范如何给婴儿喂奶、洗澡、穿衣，介绍一些预防保健知识，处理小病，进行预防接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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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的医疗保健各科门诊，是示范区的医疗保健网的中枢。各科门诊通过治疗来做好预防，在门诊开展教育宣传。比如，在候诊室里挂有卫生宣传图画，护士会不厌其烦地介绍防病治病的知识。在初建卫生示范区时，兰安生在自己写下的备忘录里，反复提到一个重要的思想：在中国当时的经济、教育如此落后的情况下，如果想单纯通过宣传健康来促进健康，或单纯提倡预防来实现预防，居民是不会接受的。必须把治疗作为载体，在治疗的同时，把预防和健康的信息传递给居民，以做到适应本地情况的“能防善治”。这是后人赞颂兰安生“智力弹性”的一个明证。“一所”的门诊便充分体现了这种作用。在这里，医生会根据病人情况，决定把病人放置在网的哪一级，是转送网最上端的合同医院，还是就在网中央的“一所”门诊，或者转给网基层的地段护士，设立“家庭病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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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到达群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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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医学要维持、促进人从生到死的健康。在预防方面，“一所”的项目主要有妇幼保健、学校卫生、工厂卫生。“一所”重视妇幼保健，重点是新生儿和幼儿。对于学龄儿童、青少年和中年人的卫生保健，“一所”设有“学校卫生”和“工厂卫生”。在学校和工厂这些“集体”中，卫生保健远比散在的居民容易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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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在“学校卫生”项目中，“一所”和学校联手，把学校分甲、乙两类。甲类要求学校负担部分保健费，设立保健室，学校卫生中包括体检、缺点矫正、医疗服务、传染病管理、学校环境卫生检查和卫生宣教；乙类则不要求公立学校这样做，因为经费有限。通过建立甲类学校卫生，来示范如何根据公共卫生原理建立一个学校卫生的理想模型。而建立乙类学校卫生，则是为了搞一套适合当地社会、经济情况的普遍适用的学校卫生模型，以便在全国各地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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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卫生”项目，则在与仁立、燕京两个地毯厂（共约500名男工、200名女工）及一个玻璃厂（约50名工人）签订合同后，开展起来。在工厂里，除设保健室外，还着重关注如何防治职业病和工人常见的营养缺乏病、肺结核。当时协和著名的生物化学家吴宪，曾参与检验了工厂的饭菜，提出了花钱不多的改进建议，以提高工人饮食中的维生素和矿物质。这些服务的成本是每年2 600银圆，或每人2.6银圆。1926届的协和毕业生李廷安和1925届的姚寻源，曾写过一篇文章描述了工厂的卫生项目，并呼吁国家必须立法为产业工人提供足够的工作设施。而他们只是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专业不断增加的毕业生中的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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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卫生示范区内，关于传染病的管理，规定了9种比较流行、严重、有防治方法的传染病必须上报。通过优化报告程序、隔离和跟踪方法、健康教育，优先考虑减缓传染病的散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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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医疗保健网外，“一所”还管理环境卫生。对垃圾、粪便、污水的处理，饮水和食品的卫生要求等都制定了监督办法。卫生监督员会定期巡查示范区内的30多处公厕、街道卫生和垃圾污水处理，巡查饭馆、摊贩、澡堂和理发店的卫生。但环境卫生管理得并不成功，兰安生分析原因说：“环境卫生这部分的工作很难按计划贯彻执行，原因很多，比如，没有经费、没有政府法规，居民贫困、文化水平低。”“一所”的所长吴朝仁教授在1938年的《工作年报》中也分析了实施的障碍：“积多年之经验，深知在示范区内开展卫生工程这项工作的可行性和可取性是有问题的，因为‘一所’在示范区内行使监督权是有名无实的。过去多年以来，‘一所’所做的工作只限于市卫生局规定的摊贩食品、公厕和供水的常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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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卫生事务所的公共卫生护士在给孩子们接种牛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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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段公共卫生护士来到居民家中，指导年轻的母亲如何护理婴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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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以上的这些努力，在短短10年中，“一所”管理的居民区域，死亡率从22.2%下降到18.2%。这一数字让人印象深刻，但更让人吃惊的是，在兰安生领导创造的这一公共卫生项目中，几乎找不到一丝来自西方国家的印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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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亚洲管理人员说，兰安生的“奋力与能量”对这个项目很重要，但更大的奇迹是项目如何能真正到达中国群众之中，这个项目“看起来完全中国化了，一切尽在掌控和管理之中”。是的，这时的卫生示范区除了一名护士组长是外国人之外，其他的职员和管理层都是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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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安生推动的“一所”项目，对很多市政府产生了影响。当时的北京市市长薛笃弼以“一所”为模式，建立了市级卫生示范站。在1926年，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出任上海市市长后，立即寻找能够组织全市公共卫生事务的合格顾问，特邀兰安生去讨论项目和人选问题。从1926年到1928年，两年里，设立独立的市级卫生部门的城市，从广州这1个城市增加到了16个：哈尔滨、福州、北京、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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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安生乐观地展示：“中国在卫生事务上刚刚开始一个新篇章，特别是在公共卫生方面。考虑到所有的可能性，在未来撰写医学史时，1926—1930年将是最重要的5年，是类似于英国19世纪50年代、日本1880—1890年的一个更集中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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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仿照标准”到“建立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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