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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的医疗保健各科门诊，是示范区的医疗保健网的中枢。各科门诊通过治疗来做好预防，在门诊开展教育宣传。比如，在候诊室里挂有卫生宣传图画，护士会不厌其烦地介绍防病治病的知识。在初建卫生示范区时，兰安生在自己写下的备忘录里，反复提到一个重要的思想：在中国当时的经济、教育如此落后的情况下，如果想单纯通过宣传健康来促进健康，或单纯提倡预防来实现预防，居民是不会接受的。必须把治疗作为载体，在治疗的同时，把预防和健康的信息传递给居民，以做到适应本地情况的“能防善治”。这是后人赞颂兰安生“智力弹性”的一个明证。“一所”的门诊便充分体现了这种作用。在这里，医生会根据病人情况，决定把病人放置在网的哪一级，是转送网最上端的合同医院，还是就在网中央的“一所”门诊，或者转给网基层的地段护士，设立“家庭病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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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到达群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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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医学要维持、促进人从生到死的健康。在预防方面，“一所”的项目主要有妇幼保健、学校卫生、工厂卫生。“一所”重视妇幼保健，重点是新生儿和幼儿。对于学龄儿童、青少年和中年人的卫生保健，“一所”设有“学校卫生”和“工厂卫生”。在学校和工厂这些“集体”中，卫生保健远比散在的居民容易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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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在“学校卫生”项目中，“一所”和学校联手，把学校分甲、乙两类。甲类要求学校负担部分保健费，设立保健室，学校卫生中包括体检、缺点矫正、医疗服务、传染病管理、学校环境卫生检查和卫生宣教；乙类则不要求公立学校这样做，因为经费有限。通过建立甲类学校卫生，来示范如何根据公共卫生原理建立一个学校卫生的理想模型。而建立乙类学校卫生，则是为了搞一套适合当地社会、经济情况的普遍适用的学校卫生模型，以便在全国各地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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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卫生”项目，则在与仁立、燕京两个地毯厂（共约500名男工、200名女工）及一个玻璃厂（约50名工人）签订合同后，开展起来。在工厂里，除设保健室外，还着重关注如何防治职业病和工人常见的营养缺乏病、肺结核。当时协和著名的生物化学家吴宪，曾参与检验了工厂的饭菜，提出了花钱不多的改进建议，以提高工人饮食中的维生素和矿物质。这些服务的成本是每年2 600银圆，或每人2.6银圆。1926届的协和毕业生李廷安和1925届的姚寻源，曾写过一篇文章描述了工厂的卫生项目，并呼吁国家必须立法为产业工人提供足够的工作设施。而他们只是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专业不断增加的毕业生中的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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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卫生示范区内，关于传染病的管理，规定了9种比较流行、严重、有防治方法的传染病必须上报。通过优化报告程序、隔离和跟踪方法、健康教育，优先考虑减缓传染病的散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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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医疗保健网外，“一所”还管理环境卫生。对垃圾、粪便、污水的处理，饮水和食品的卫生要求等都制定了监督办法。卫生监督员会定期巡查示范区内的30多处公厕、街道卫生和垃圾污水处理，巡查饭馆、摊贩、澡堂和理发店的卫生。但环境卫生管理得并不成功，兰安生分析原因说：“环境卫生这部分的工作很难按计划贯彻执行，原因很多，比如，没有经费、没有政府法规，居民贫困、文化水平低。”“一所”的所长吴朝仁教授在1938年的《工作年报》中也分析了实施的障碍：“积多年之经验，深知在示范区内开展卫生工程这项工作的可行性和可取性是有问题的，因为‘一所’在示范区内行使监督权是有名无实的。过去多年以来，‘一所’所做的工作只限于市卫生局规定的摊贩食品、公厕和供水的常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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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卫生事务所的公共卫生护士在给孩子们接种牛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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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段公共卫生护士来到居民家中，指导年轻的母亲如何护理婴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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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以上的这些努力，在短短10年中，“一所”管理的居民区域，死亡率从22.2%下降到18.2%。这一数字让人印象深刻，但更让人吃惊的是，在兰安生领导创造的这一公共卫生项目中，几乎找不到一丝来自西方国家的印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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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亚洲管理人员说，兰安生的“奋力与能量”对这个项目很重要，但更大的奇迹是项目如何能真正到达中国群众之中，这个项目“看起来完全中国化了，一切尽在掌控和管理之中”。是的，这时的卫生示范区除了一名护士组长是外国人之外，其他的职员和管理层都是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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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安生推动的“一所”项目，对很多市政府产生了影响。当时的北京市市长薛笃弼以“一所”为模式，建立了市级卫生示范站。在1926年，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出任上海市市长后，立即寻找能够组织全市公共卫生事务的合格顾问，特邀兰安生去讨论项目和人选问题。从1926年到1928年，两年里，设立独立的市级卫生部门的城市，从广州这1个城市增加到了16个：哈尔滨、福州、北京、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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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安生乐观地展示：“中国在卫生事务上刚刚开始一个新篇章，特别是在公共卫生方面。考虑到所有的可能性，在未来撰写医学史时，1926—1930年将是最重要的5年，是类似于英国19世纪50年代、日本1880—1890年的一个更集中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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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仿照标准”到“建立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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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在建立之初，仿照的标准是世界上一流的医学院。但兰安生的加入，使得协和的西医教育从“仿照标准”到开始“建立标准”。“一所”的三级医疗保健网，是兰安生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发展出来的。它也成为学生们把知识用于实践，走进社会的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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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所”成立前，欧美的医学院校在公共卫生学的教学方面，还只限于讲课和参观。但在北京协和医学院，除了讲课、参观外，还有实习并参加现场操作。这一模式被国外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哈佛大学等，以及中国的其他医学院仿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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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26年起，北京协和医学院规定，所有医学生都要到“一所”，后来包括定县进行4周公共卫生实习，实习时间与内科、妇产科和外科相同。每年有数十名医学生、护士到“一所”示范区见习和实习公共卫生。公共卫生课，特别是现场实习，被认为是协和医学院“唯一的让学生认识中国本土健康问题”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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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生的公共卫生学习分散在三、四年级进行。三年级时，学生在课堂上学习公共卫生后到“一所”或定县见习，并要利用假期开展一些调查，或者查阅文献，写一篇公共卫生问题的论文。四年级时进行现场公共卫生实习，学生不仅能参加示范区卫生服务实践，还可以自己选题开展一些研究。早期的协和毕业生，像李廷安、方颐积，都在卫生事务所工作过并担任过所长，这为他们日后担任上海、北京的卫生局局长，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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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医学院护士学校设置在3个学期完成100多个学时的公共卫生护理课程，另外还设置了几百个学时的地段家庭护理、工厂卫生、学校卫生和农村护理见习和实习。协和护校每年还面对全国开设公共卫生护士进修班，涵盖了应用社会学、应用心理学、家政学、社区参观或社区实习等课程。接受过公共卫生护理训练的护士，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防疫站、结核病防治研究所、卫生教育所、医院地段保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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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25年至1952年，“一所”存在了26年。即使在抗日战争时期，“一所”的牌子也未摘掉，一切工作如常进行。叶恭绍自协和毕业后，曾在此工作，她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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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给协和医学院的学生讲课外，我的实际工作和科研工作主要是在第一卫生事务所进行的。当时，妇幼卫生科还有一位比我高两班的毕业生魏淑贞大夫，她和我的分工是她侧重搞“妇”，我侧重搞“幼”，但基本工作是两人分担的。此外，还有4名助产士管地段接生。还有公共卫生护士（不属于妇幼卫生科，属公共卫生护士科领导）做地段的家庭访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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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协和小儿科主任盖大夫同内科主任狄瑞德结婚后，辞去儿科的工作，也到第一卫生事务所的儿科门诊义务工作。她对儿童的生长发育和儿童营养很感兴趣。在她的指导下，我们在儿童门诊制作了测量婴幼儿身体的木制测量板，不仅可以测量婴幼儿的身长，还可以测坐高（测上身），这对研究婴幼儿的发育是十分有用的。今天已在全国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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