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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儿科疾病门诊、儿童健康检查门诊、预防接种门诊之外，我们特别为缺奶的婴幼儿开了营养门诊。给缺奶的婴儿制作了加料豆浆，根据母乳不足或完全缺乏母乳等不同情况，分别给他们开加料豆浆的处方，每天半磅、1磅或1.5磅。需用豆浆的家庭，拿着大夫的处方定时到站领取。同时，他们必须按时带吃豆浆的婴幼儿到营养门诊进行检查。如果母亲还有一些母乳，我们尽量指导母亲的膳食，促使她们能分泌更多的母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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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我们又增加了一种“加料炒豆浆”，它与“加料豆浆”成分一样，只是把黄豆炒熟之后再磨成粉。盖大夫认为这样加工后，可能更容易被婴幼儿消化、吸收。除了在营养门诊对婴幼儿及母亲进行检查指导外，如有特殊情况，立即转给公共卫生护士，进行家访，他们结合家庭情况，进行具体指导。我们写了5篇有关孕妇、乳母的膳食及豆浆、炒豆浆的喂养效果的文章，均在1938—1939年的《中华医学杂志》（英文部分）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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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安生曾多次解释临床医学与公共卫生的不同：临床医学要诊治的是单个病人的疾病，而公共卫生则要把社区当作自己的工作单元。在他看来，第一卫生事务所作为实习场所对公共卫生教学的重要性，正如医院对临床教学的重要性一样。临床的教学现场是在医院和门诊，在那里学生可以见习和实习；而公共卫生的教学现场，是一个居民社区，学生有机会了解这个社区里居民的卫生、健康和疾病的现状，把所学的医学知识和技术调动起来，从群体而非个体角度想问题，提高大众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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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这样的一个现场称为“卫生示范区”，它所起的示范作用，不仅仅惠及其中居住的约10万居民，也以鲜活的现场感，触动了年轻的协和医学生，赋予医学更广泛和深厚的内涵。因此，才会有陈志潜这样的协和医学生，受兰安生的感召，在参加了“一所”的实习后，走向更广阔的农村，去推动更大范围的中国公共卫生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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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医事（协和百年纪念版） [:1700792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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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医事（协和百年纪念版） 20世纪30年代的“赤脚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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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冬天，协和毕业生陈志潜坐上火车，目的地是距北京200多公里的河北省定县。从这天起，这位协和医学院的高才生将要脱掉“白大褂”，换上“灰长衫”，把从协和学到的知识，运用在农村这片更广阔的试验场。那时的陈志潜，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这是继“协和精英”走出医院走进胡同之后，开始在更大范围内关注民生，从城市走向了中国农村。日后中国大力搭建的农村三级保健网，从这里迈出了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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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从四川华阳一个社会底层旧式学者家庭走出来的年轻人，“由于隔绝的环境，没有正式学校”，“10岁以前对外部世界知之甚少”。从陈志潜记事起，家中就没有断过重病人：除了“父亲和弟弟，其他人都在我童年时去世了”。与他感情甚笃的继母身染重病，中医把脉问诊无效，14岁的陈志潜陪继母到成都转求西医，医院的先进设施、整洁环境、细心的检查以及明显的疗效，使他立志学习西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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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中国农民问题的乡村试验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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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定县，已是“平民教育运动”的试验场。这一运动，最初是为扫除文盲发起的普及教育项目。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的晏阳初，是主要倡导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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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阳初曾回国后立志：“不做官，也不发财，把终身献给劳苦的大众。教育劳苦大众是一种使命，也可以说是教育的革命。要为这革命而出家，抛弃荣华富贵。”他领导成立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以下简称“平教会”）。此后，他在河北定县开始了乡村建设，分别针对中国农民的四大病症：愚、贫、弱、私，设计出针对性的试验方案。由于这四大病症相互纠缠在一起，难以简单剥离，所以这场试验也必须是一个讲究彼此照应的综合运动，不能将一个系统抽离出来单独开展。医学改造，同样也无法从其他三个系统中孤立出来单独进行。开展公共卫生，灌输医学与公共卫生的科学知识，防治疾病，成了定县乡村建设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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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安生与晏阳初相识后，如此评价：“晏阳初是我见过的最富推动力的人。他可以用自己中国现代化的哲学理性来说服最固执的反对派。”此时，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思想已进一步丰富，以“四教三式”为核心。具体来说是：用文艺教育攻“愚”，培养知识力；用生计教育攻“穷”，培养生产力；用卫生教育攻“弱”，培养强健力；用公民教育攻“私”，培养团结力。为实施“四大教育”，晏阳初创造了学校、社会、家庭三大教育方式，形成了完整的乡村改造思想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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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主张医学社会化的兰安生，热情邀请晏阳初来协和，给医生们做一次来自真实社会课堂的演讲，内容是当时中国农村的社会经济情况。晏阳初对着那些协和医学骄子说：你们需要一个科学家的头脑和一颗传教士的心灵。当时还是医学生的陈志潜，也在听众席中，甚受触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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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安生、顾临、杨崇瑞、吴宪都曾担任过定县卫生项目的顾问。兰安生推荐协和的学生去定县工作，第一个推荐的是1925届的姚寻源，他主持建立了协和在农村的公共卫生教学基地。陈志潜是第二个，在1932年到达定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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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间点，正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中国慈善策略的转折期。20世纪20年代，基金会进行了大改组，医学科学不再是基金会的最主要兴趣。在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兴起给基金会带来了调整的契机。基金会副主席甘恩（Salskar Gunn）在1931年对中国进行了7周的访问，在报告中描述：“在拥有40万人口的定县，晏阳初把经济、社会、农业、文化和健康等因素综合在一起考虑，开始了一个试验性的福利项目……在我听到的所有活动中，这是最鼓舞人心的一个。”他赞扬晏阳初“把理想主义、智慧与设身处地从农民的角度考虑问题，结合到了一起”。基金会开始转向赞助以提高农村社会发展为目的的乡村综合建设。这就是后来著名的“中国项目”（China Program），它从以西方文化重塑中国知识分子的精英教育，转向了解决中国社会核心问题的乡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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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协和，走进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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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定县时，陈志潜脑中一定还记得他在协和与同学一起创办“丙寅医学社”时写的《吾国全医建设问题》。在文中，他们讨论了对今后“国家医疗”发展的想法。陈志潜志在为中国千百万农民传播现代医学知识，这表现在几个坚定的信念上：“一个国家的强大有赖于她的百姓；从西方传来的科学医学，其优点在大多数方面超过我们的传统医学；只有当一般大众而不只是少数享受特权的人能够受益于现代医学时，国家医疗制度才能产生重要的影响。”1929年从协和毕业后，他与新婚妻子王文瑾离开城市，来到著名教育家陶行知的晓庄实验乡村师范学校执教，创办了全国第一个农村卫生机构——晓庄乡村卫生实验区。之后去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取得硕士学位后，又举家迁往定县，自己当医生，妻子当护士，面对眼前一片农村，努力赋予医学更多的解决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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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和定县的老乡们一样住在简陋的房舍中，驴和笨重的两轮马车便是这里的主要交通工具，少数人拥有自行车或租用人力车。很快，陈志潜学会了骑着毛驴前往定县的各个村落去做调查。摆在他面前的现实是：40万人口，80%是文盲，全县一所中学，每人年均收入50元，医药费约3角。全县近500个村庄只有一半有传统的小草药店铺和少数传统医生，只有县城里有两位开业医生，且都未接受过医学训练。由于极端缺医少药，平均死亡率达到3.5%左右。对1 000名母亲调查后发现，生育的5 809名小孩中有2 314名已死亡。“接生时经常有人用泥为脐带止血。从距离毫无遮挡的茅房仅几步之遥的井中取水，不烧开就喝。白喉和猩红热病人，同家里健康的儿童们睡在一张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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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县乡村建设的组织者，前排中间是晏阳初，后排中间是陈志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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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阳初认为，当农民饥饿、愚昧、贫苦、多病，加上其他问题并存时，很难开展教育运动，教育只能充实头脑，并不能填饱肚皮，因此，教育必须和其他的社会工作同时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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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何敲击农民的健康问题》中，他如此描写定县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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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间长不过两丈，宽不过十尺的土房里挂了一盏破烂的煤油灯，暗淡的光线下，看得见二三十个青年男子，三五成群，或坐或立，房门对面有位年龄较长的男子，手持一根竹棍，在那里高声演讲，一群青年们都仰着头，寂然无声，听得出神。外面虽然寒气透骨，却冻不散这一群充满热望的青年。这就是此时此刻定县乡村里一个平民学校的夜景，也就是我们认为全国三万万五千万民众生活改良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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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潜列出了一个清晰的目标：“这里所采取的方法，一定要在很大程度上适用于中国其他地区。”他不愿利用实验区的有利条件，去建立一个乡村卫生“乌托邦”，因为“如果其他地区无法复制，我们就会破坏自己的目的，我们所做的将不过是装饰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