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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安生与晏阳初相识后，如此评价：“晏阳初是我见过的最富推动力的人。他可以用自己中国现代化的哲学理性来说服最固执的反对派。”此时，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思想已进一步丰富，以“四教三式”为核心。具体来说是：用文艺教育攻“愚”，培养知识力；用生计教育攻“穷”，培养生产力；用卫生教育攻“弱”，培养强健力；用公民教育攻“私”，培养团结力。为实施“四大教育”，晏阳初创造了学校、社会、家庭三大教育方式，形成了完整的乡村改造思想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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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主张医学社会化的兰安生，热情邀请晏阳初来协和，给医生们做一次来自真实社会课堂的演讲，内容是当时中国农村的社会经济情况。晏阳初对着那些协和医学骄子说：你们需要一个科学家的头脑和一颗传教士的心灵。当时还是医学生的陈志潜，也在听众席中，甚受触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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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安生、顾临、杨崇瑞、吴宪都曾担任过定县卫生项目的顾问。兰安生推荐协和的学生去定县工作，第一个推荐的是1925届的姚寻源，他主持建立了协和在农村的公共卫生教学基地。陈志潜是第二个，在1932年到达定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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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间点，正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中国慈善策略的转折期。20世纪20年代，基金会进行了大改组，医学科学不再是基金会的最主要兴趣。在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兴起给基金会带来了调整的契机。基金会副主席甘恩（Salskar Gunn）在1931年对中国进行了7周的访问，在报告中描述：“在拥有40万人口的定县，晏阳初把经济、社会、农业、文化和健康等因素综合在一起考虑，开始了一个试验性的福利项目……在我听到的所有活动中，这是最鼓舞人心的一个。”他赞扬晏阳初“把理想主义、智慧与设身处地从农民的角度考虑问题，结合到了一起”。基金会开始转向赞助以提高农村社会发展为目的的乡村综合建设。这就是后来著名的“中国项目”（China Program），它从以西方文化重塑中国知识分子的精英教育，转向了解决中国社会核心问题的乡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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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协和，走进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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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定县时，陈志潜脑中一定还记得他在协和与同学一起创办“丙寅医学社”时写的《吾国全医建设问题》。在文中，他们讨论了对今后“国家医疗”发展的想法。陈志潜志在为中国千百万农民传播现代医学知识，这表现在几个坚定的信念上：“一个国家的强大有赖于她的百姓；从西方传来的科学医学，其优点在大多数方面超过我们的传统医学；只有当一般大众而不只是少数享受特权的人能够受益于现代医学时，国家医疗制度才能产生重要的影响。”1929年从协和毕业后，他与新婚妻子王文瑾离开城市，来到著名教育家陶行知的晓庄实验乡村师范学校执教，创办了全国第一个农村卫生机构——晓庄乡村卫生实验区。之后去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取得硕士学位后，又举家迁往定县，自己当医生，妻子当护士，面对眼前一片农村，努力赋予医学更多的解决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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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和定县的老乡们一样住在简陋的房舍中，驴和笨重的两轮马车便是这里的主要交通工具，少数人拥有自行车或租用人力车。很快，陈志潜学会了骑着毛驴前往定县的各个村落去做调查。摆在他面前的现实是：40万人口，80%是文盲，全县一所中学，每人年均收入50元，医药费约3角。全县近500个村庄只有一半有传统的小草药店铺和少数传统医生，只有县城里有两位开业医生，且都未接受过医学训练。由于极端缺医少药，平均死亡率达到3.5%左右。对1 000名母亲调查后发现，生育的5 809名小孩中有2 314名已死亡。“接生时经常有人用泥为脐带止血。从距离毫无遮挡的茅房仅几步之遥的井中取水，不烧开就喝。白喉和猩红热病人，同家里健康的儿童们睡在一张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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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县乡村建设的组织者，前排中间是晏阳初，后排中间是陈志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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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阳初认为，当农民饥饿、愚昧、贫苦、多病，加上其他问题并存时，很难开展教育运动，教育只能充实头脑，并不能填饱肚皮，因此，教育必须和其他的社会工作同时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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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何敲击农民的健康问题》中，他如此描写定县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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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间长不过两丈，宽不过十尺的土房里挂了一盏破烂的煤油灯，暗淡的光线下，看得见二三十个青年男子，三五成群，或坐或立，房门对面有位年龄较长的男子，手持一根竹棍，在那里高声演讲，一群青年们都仰着头，寂然无声，听得出神。外面虽然寒气透骨，却冻不散这一群充满热望的青年。这就是此时此刻定县乡村里一个平民学校的夜景，也就是我们认为全国三万万五千万民众生活改良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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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潜列出了一个清晰的目标：“这里所采取的方法，一定要在很大程度上适用于中国其他地区。”他不愿利用实验区的有利条件，去建立一个乡村卫生“乌托邦”，因为“如果其他地区无法复制，我们就会破坏自己的目的，我们所做的将不过是装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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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陈志潜将西医知识与中国文化、对农村情况的了解相结合，创造出了“定县农村三级保健网”中的初级卫生保健模式，这一模式对世界社区医疗保健体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晏阳初后来评价，这是“对中国公共卫生事业的最大贡献”。“陈志潜模式”和陈志潜自己，就这样日后成为“定县主义”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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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作家赛珍珠曾用她带有浓重“中国情结”的文学语言描述：“这是一个宏伟而永恒的事业，这个事业的无比正确和晏阳初、陈志潜制订的实用的计划的确令人信服，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能像一个已经成熟的思想观念那样有力量，平民教育和乡村改造的时刻已经来临，我们必须以更大的热情和决心向前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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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敲击农民的健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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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详细分析了定县的经济现状后，陈志潜认为，在农村，每个农民每年只能花费10美分用在现代医疗保健上。他必须开始思考一个问题：怎么能在每1 000个农民的身上仅花费100美元，还能取得成效。而一位缺乏深度医疗训练的卫生人员，是不是也能有效应付日常疾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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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潜思考的答案是：从村庄中挖掘出来自村民的卫生工作者——他是本村人，可以给予少量的基本培训，一个急救套装盒，几种基本药品，在工作时接受村卫生站和区卫生站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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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安生和陈志潜，都与“公共卫生”这个新名词有关，在中国公共卫生的历史上，各自留有浓重的一笔。从临床医学到预防医学，从城市到乡村，“兰安生模式”是一种城市行为，用本土化的智慧和整体计划执行力，带来了公共卫生的新思想，在北京开辟了公共卫生示范区。而“陈志潜模式”使得预防医学在乡村中扎根。因为与“平民教育运动”的无缝接轨，在面向农村卫生问题时，他并没有把在“一所”的城市场景生硬地搬到农村，因为“科学”和“商业”有可能会妨碍西医在农村的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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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八年的医学教育，为陈志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也让他结识了兰安生。“我一生中许多最美好的年代，是与兰安生的思想和理想紧密联系的。”年轻时，在听过兰安生的演讲后，陈志潜吃惊地发现这节叫作“公共卫生学”的课程，完全不同于协和的其他传统课程。他描述，兰安生对他的影响是持久的：“先是老师，后是顾问和朋友。他向我介绍社区医疗，并使我认识到，不适应本地需要和条件而全盘照搬外国模式是很危险的。同样重要的是，他引领我进入了公共卫生事业，并说这比专攻皮肤病对中国做出的贡献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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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县实施的医疗实践，与改造乡村社会四大病症的其他运动一起，彼此关联。陈志潜考虑得更多的两个问题是：医疗的低花费高收益、医疗技术简易培训的本地性。如果不解决好这两个问题，兰安生的城市三级保健模式，到了乡村很可能就被简化成“二级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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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县农村三级保健网组织机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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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30年代初，陈志潜曾访问过苏联等东欧地区，思想上受到南斯拉夫农村社区医疗计划的影响，但他在定县的设计，是本土的。他的卫生站不是南斯拉夫合作社那样的福利中心，他的乡村卫生工作者也不是苏联的医生助手那样的二等医生。发展定县的卫生，需“自下而上”“由村而县”，建立一张从村到区到县的三级卫生网，所有经费平均下来必须低廉。把不同层次的医务人员系统地“组织”起来，卫生保健就能进入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