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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爱德没有对老师坎农的观点进行照搬，而是根据自己对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理解，加入了中国本土元素，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念。她主张以“个案工作”作为医务社会工作的基本方法，具体由两步组成：第一步，通过调查病人个人、家庭和社区，以掌握其基本情况；第二步，为病人寻找恰当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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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步中，浦爱德强调“熟悉你的病人”，她认为每一个细节对于解决病人的社会问题都可能是关键性的，社工人员应倾听、记录病人对自己和世俗的看法，从中发现病人的担忧和观念误区，洞察实际情况。针对第二步，浦爱德提出，为病人制订的计划必须符合病人的实际，可执行，并尽可能达到预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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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她观察到长子在中国传统家庭中对弟弟负有责任。在中国传统家庭中，从家庭到远房亲戚，甚至村中或街道里年龄较长的人，都在分担着大大小小的责任。因此，她认为社会服务部的工作人员，须充分挖掘病人能利用的传统资源，如果只是直接给予经济援助，可能并不能获得最理想的效果。社会服务部要“帮助更多的人，回到社会的水平线上方”，帮助那些处于水平线之下且没有资源可利用，或者本人及家庭不知道有什么可利用资源的病人们，回到“水平线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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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社工工作，要求同时具备社会学、医学、心理学的知识，并定期旁听生理学、解剖学等基础课程。一开始，她只能自己亲自培训所需的社工人员，用的是“师傅带徒弟”模式，花三年时间将经过挑选的人员（大学毕业生是首选）训练成独立的社工。在这种培训下，第二年社工便能在督导下进行常规工作，第三年独立工作，到第三年结束时能制订和实施新的服务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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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协和的社工如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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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每年都会请浦爱德去讲“个案调查”，讲如何进行社会服务工作。每年燕大至少会送一两名社会学系毕业生，到协和医院的社会服务部工作。雷洁琼在燕大的社会学与社会服务学系教书时，曾主讲“社会服务实习”一课，一个很重要的实习基地就是协和医院的社会服务部，而在这里实习，是燕大主修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生成为一名合格医务社工的必经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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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任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副主任和主任的于汝麒及张中堂，都毕业于燕大社会学系。张中堂是1932年第一批被协和医院聘用的社会学系大学生，当时每月的工资是75元，如果工作成绩好，每年月工资可加5元，每年可以休假4个星期。张中堂在这里工作了将近20年。在协和医院，社工人员的院内地位相当于医生，可以在医生食堂用餐及下午茶，生病可住头等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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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中堂在回忆时说：协和的社工人员也穿医院的白大褂，为跟大夫区别，在白大褂左方小口袋上绣有“S.S.”，是“社会服务”的英文缩写（social service）。所以社会部既要讲“social”，即社会交往，搞好和其他部门的关系，又要讲“service”，为病人服务。在社会服务部工作看似简单，其实它是一项特殊的职业，结合了医学教育、心理学和社会医学，必须经过社会学的本科教育，学习过社会医学的管理知识、工作方法，还要有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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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合格的社工首先是帮助病人与医生合作，接受医嘱和治疗方案。病人到医院来看病是不是简单地看完病就走了？医院是否了解病人家庭经济状况有没有困难？能不能交费？病人能不能和医生配合？他信不信医生？吃不吃药？……了解这些后，治疗才能取得比较好的效果。在1936年左右，协和医院的神经精神科主任为提高治疗精神疾病的质量，聘用了四五名社工人员及心理学工作人员，他自己掏腰包支付其中两位社工人员的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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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境贫寒，付不起医药费怎么办？经社会服务部家访证实后，不仅可以免除费用，还可以在协和获得一份有薪水的差事：洗衣房、打扫卫生、病人看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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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经济上有困难的病人，社工可以根据情况适当减免费用；对思想上有疑虑的病人，可以做思想工作以接受医生的治疗方案。如果病人住院治疗结束后，出院需要长期休养，或者需要经常去门诊但又不具备这些条件，或者病人家属不耐心、不合作、不愿伺候病人……这些问题，都不是医生能解决的，这时医生可以去找社会服务部。社工们会对病人进行个案调查，和病人谈话、做家庭访问，用英文写病人社会历史记录，写完后交给病案室装订在病历后面。社工经调查后，决定给予病人以什么样的医药、社会福利，比如减费、免费、分期付款、资助衣物、给予营养、给路费……为病人挖掘一切可利用的资源，克服治疗上的困难，所以不少病人把社工人员比作“再生父母”，也有人说“协和有个帮穷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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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感到最有帮助的是随访。有时信访，由医生写出几个需要病人回答的问题，由社工寄给病人，回信后转交医生。有时，社工进行家访。需要病愈出院的病人做教学示范时，也是由社工把病人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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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医院建筑群面积大，机构分类复杂，病人初次来常找不到该去什么地方。那时的协和，在楼门口设一个门诊服务台，由一位社工专门回答病人就诊的问题。这种连接医院和病人的部门设置，是当时协和医院的一大特点。在社会服务部每周一次的例会上，有时会请各科的医生讲医学课，或是请专家讲社会学和社会服务理论。每周还定期进行一次个案分析讨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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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至1941年在社会服务部工作的吴桢回忆说，他自己曾经接手一个自杀者的案子。案主是住在北京西郊的一位中年农妇，因丈夫抛弃她，儿子不肯赡养，愤而刎颈自杀。在医院耳鼻喉科住院手术后，失音不能说话，丧失自谋生活的能力，又无家可归。经过大量工作，医院为她配了银制的人造气管，能讲话了，并帮她找了个临时工作。这一切，自始至终都是在社会服务部主任浦爱德的指导下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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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话说老协和——社会服务部二十年》这篇文章中，张中堂描述了如何为一个叫尹仲的29岁病人安排装假肢。这个病人因患慢性化脓性骨髓炎，曾在协和住过12次院，两腿都做过截肢。尹仲在病前曾做过小生意，他的母亲50岁，做保姆为生，每月工资仅3元，无力供给儿子的生活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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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接管这个病人，我们曾访问过病人的两门亲戚，希望他们提供帮助，但他们都没有力量，因此社会服务部就把病人安置在男调养院居住。孟继懋大夫建议给病人装假肢，以便行走。于是，我们采取了以下措施：1）带病人到本院假肢科请莱门技师查看，经查看后说可做假肢，但最便宜的也要70元；2）找病人母亲的雇主张佩泉先生，请他帮助解决假肢的费用。张佩泉是本院庶务科主任，工资较高，他很同情病人，愿意付一半假肢的费用（3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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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向社会服务部主任报告，主任同意由社会服务部专款支付另一半假肢费。这样就于6月21日给病人安装了假肢。给病人一副拐，并用一元二角钱给他买了一双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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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病人能拄着拐走路了，就送他到本院职业治疗处学习做编织品，系半日工作，每月给一元酬劳金，以后可得到三元工资。他本人对自己残废还能工作，甚感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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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美国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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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事变”后，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为救助前线负伤的官兵和难民，专门附设了救济部，还派部门的副主任于汝麒和社工人员吴桢，参与了北京红十字会医院的创建。吴桢回忆：“浦爱德对伤兵医院最关心，出力最多，影响最大。她以社会服务部所拥有的人、财、物，给予了伤员种种便利，成为伤兵医院的可靠后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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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爱德在协和工作了18年，在这18年中，除了建立一个高效率运转的社会服务部，还将部门里的工作人员派往中国各地，比如南京的鼓楼医院、山东齐鲁医院、上海仁济医院和中山医院，以推动全中国医院中的社会服务工作，并向社会输送了中国第一批医务社会工作教研人员：吴桢、周励秋、宋思明、邹玉阶等。后两位还合著了《医院社会工作》，是中国医务社会工作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笔。浦爱德还供养了两名贫穷女孩，直至她们大学毕业，一位叫孙金凤，后来是协和医院高级护士学校的教员，一位叫浦贵静，后来也在协和社会服务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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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协和医院被日军占领，社会服务部停办。1948年协和医院重新开张后，社会服务部恢复，并开办了进修班，各大学社会学系的毕业生都到这里学习。到了1952年，因为高等院校的社会学系被撤销，协和医院曾让人留恋的温情的社会服务部，也相应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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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协和，除了社会服务部，浦爱德还运用自己的社会影响力，领导建立了职工社会服务部、怀幼会、救济部和调养院，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募捐和慈善活动。在当时来自西方的学者、商人、官员、学生的眼中，浦爱德是与中国“最亲近”的西方人，但她也曾无奈地说：自己的努力，不过像在修补一张正在腐烂的社会网。当她与中国社会进一步接触后意识到：也许共产党人的做法能更有效地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这位从小在山东农村生活的传教士女儿，后来在抗日战争期间为北京近郊的游击队、八路军送过医疗器械和药品，到解放区参加过“工业合作”运动，她的家里也曾掩护过一名共产党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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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爱德还是老舍《四世同堂》的英文译者。1948年3月至9月，老舍旅居美国，先对小说进行删节，再口授给看不懂中文的浦爱德。多年后，浦爱德在写给好友费正清夫人的信中说：“并不是由《四世同堂》逐字翻译过来的，甚至不是逐句的。老舍念给我听，我则用英文把它在打字机上打出来。他有时省略两三句，有时则省略相当大的段落。”译稿完成后，作家赛珍珠审读时大加赞赏。也许，浦爱德之所以能抓住《四世同堂》的神韵，与她在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的经历有关，18年的社会服务部工作，使她深切地接触到许多真实的北京人和北京社会风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