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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模式的核心要素,也正是几十年后(1978年)世界卫生组织在《阿拉木图宣言》中提到的“全面的初级卫生保健”。在陈志潜40多年前的定县实验之后,这方面其实“已经没有什么新鲜内容可增加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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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深思的是,《阿拉木图宣言》是在中国结束“赤脚医生”模式之后诞生的,中国后来采用了医疗保健的自由市场制度。1949年后由于采用苏联式的教育体系,中国的公共卫生变得与医学隔离,人员的专业素质相对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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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98岁时,陈志潜回首往事:“协和的公共卫生教育体现了两大特点:第一是密切结合中国情况;第二是勇于创新,就是结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创新。”从1932年起,协和每年都会安排四年级医学生分批到定县,实习一个月,独立进行实地调查,亲密接触农村的卫生问题。他们参照定县已有的卫生措施,找出解决办法,作为以后教学和实际工作的参考,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健全定县的医疗卫生体系。像邓家栋、叶恭绍这样的协和学生,都曾去定县基地实习。有的影响是可见的,有的影响则不可估量。在协和毕业生中,后来有一大批成为卫生事业的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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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老协和这样的公共卫生学的教学方式和教学场所,在中国医学教育史上是一个创举,它丰富了医学的教育原则,即临床医学和公共卫生相结合,甚至影响了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公共卫生学教育。在来定县参观的国外客人中,有南斯拉夫卫生部长、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卫生教育专家、维也纳大学医学院教授、洛克菲勒基金会公共卫生专家和著名记者斯诺夫妇……引得美国及其他一些国家的医学院校也陆续效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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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医事(协和百年纪念版) 给病人以温情的社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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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会让今人惊讶的是,在历史上,协和医学院曾与燕京大学的社会学系有过密切的关系。这要追溯到1921年,一位美国传教士的后代浦爱德(Ida Pruitt),来到北京协和医院,筹建了一个叫作“社会服务部”的新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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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燕京大学有个规定,医预系和护预系的学生在选修课中,必须要修一门社会科学。协和医预系的主任鼓励学生们选修社会学,所以由燕大升入协和读书的医生和护士,不少都学过社会学。而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学生,毕业后可以在协和医院找到工作,他们工作的部门就是“社会服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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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协和医学院自建立起,就有一个叫作“宗教和社会服务部”的部门,职责是管理机构成员的宗教生活。但协和在聘用教授时并没有局限于基督徒,宗教课程也不是课程设置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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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协和宗教系的系主任朱友渔[18]曾向顾临抱怨,教授们对一个科学机构支持宗教系的存在,有很深的疑虑。顾临也发现,学校最有影响力的教授要么反对无限期保留这个系,要么对它漠不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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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和社会服务部一直在自愿的基础上提供宗教服务,如果不是医学院的预算持续要求缩减,或许它也不会引起争议。1929—1930年,因为需精简预算,一个由协和医学院教授林宗杨和吴宪组成的委员会,在研究削减不必要的开支、肯定了宗教系的工作的同时,并不赞同这是“医学院的合理支出”。顾临和不少教授都认为应该削减宗教系的活动支出。之后,宗教系主任朱友渔威胁说辞职,引起了洛克菲勒三世的关注。顾临写道:“在这件事上,医学院应有的自主性明显受到了限制,对此我个人感到非常不安。”这促使洛克菲勒三世写信请父亲出面干预。洛克菲勒二世在给顾临的信中,明确表示了他对协和的宗教生活的承诺。这样的纷争,成了日后顾临“被离职”的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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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洛克菲勒二世要求北京协和医学院保持这个宗教系?是什么使他认为有权把这样的要求强加于协和?从派出考察团到后来协和动工,那时,刚进入家族慈善事业的洛克菲勒二世事必躬亲,他曾说,协和是他的儿子,是他父亲的孙子。协和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建立的最昂贵的海外项目,无论是洛克菲勒二世还是基金会,都希望这个项目按他们的理念来发展,而理念之一就是,协和须建立在洛克菲勒人笃信的基督教精神之上。洛克菲勒二世对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宗教生活的关注,源自他对先前拥有协和医学堂的教会组织的个人承诺。而顾临坚持的是,在决定预算分配时协和董事会的管理自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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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宗教性分离的专业:医务社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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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的服务理想确实是“医务社会工作”的基础之一,但它应有自己的专业性。专业性和宗教性的分离,是必然趋势。浦爱德在美国麻省总医院的老师艾达·莫德·坎农(Ida Maud Cannon)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并在自己的领域里捍卫了“医务社会工作”的专业性。后来,也正是坎农,捍卫了协和医院医务社会工作的专业地位,她认为“宗教和社会服务部”应从协和医学院独立出来。1921年5月,浦爱德来到北京,在协和医院成立的是一个完全独立的社会服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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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浦爱德曾两次申请应聘这一职位,但洛克菲勒基金会认为,她并没有接受过正规的社会工作训练,缺乏正规的“医务社会工作”经验。后来因为她担任过教会老师的经历,以及有着美南浸信会传教士女儿的身世背景,获得聘任。为弥补在医务社会工作方面的不足,她被派往麻省总医院学习。当时的麻省总医院拥有美国最早的、专业的医务社会工作部,负责人是坎农,她有着护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社会工作背景。在坎农的指导下,浦爱德学习了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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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勒在1905年对医学生的演讲中说:做一个研究“人”的学生,要培养自己的能力,还需要走出去,到不同的环境里去了解人,了解他们的习惯、性格、生活与行为模式,以及他们的缺点、长处和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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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因为协和的名声,接诊了孙中山、梁启超这样的病人,并且蒋介石及宋美龄也会来此看病,但协和的大多数病人,是乞丐,是贫民,是车间学徒。由浦爱德领导的社会服务部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医院社工,他们为患者及其家庭提供社会和经济支持,密切联系着医院和社会。一些大学社会学系的培训实习,也会来协和医院的社会服务部。那时,人们已经意识到“医疗”行为不是单纯的过程,必须置身在复杂的社会因素互动中,才能真正完成。社会治疗是医学综合治疗的一部分。在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工作的社工,如同医生伸向病人家庭的触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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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30年代,“社会工作”作为一门专业,在美国有了很大发展,医务社会工作是其中的一个细分门类。以至于一家医院如果只是设备精良、管理先进、医疗水平高,而没有设置社会服务部,就不能称为第一流的医院。这呼应了现代医学的全面观点,即认为任何一种疾病,特别是慢性病,显然受心理、情感和社会因素的影响。对疾病的治疗,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能见病不见人,而需要综合治疗。社会治疗就是综合治疗的一个方面,是在治人,而不仅仅是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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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中国第一批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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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爱德是美国传教士的后代,童年在中国度过,有人为她写了本传记《中国的美国女儿》。她的父亲是在山东黄县传教的美国南浸信会的浦其维。她的父母在黄县办过学校,浦爱德便出生在那里。后来她用英文写成了两本和中国有关的书,一本是《汉族女儿》,是一位典型的中国传统妇女宁老太太的自述;一本是关于她自己的《在中国的童年》。其中描述到甲午炮击蓬莱事件,当时浦爱德只有几岁,目睹老百姓从蓬莱逃到60里之外的黄县避难。在近代中美关系史上,美国传教士是一支引人注目的力量,那些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传教士后代,比如赛珍珠、司徒雷登、兰安生,也影响了20世纪上半叶的中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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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女儿”浦爱德出生在山东,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被誉为和中国“最亲近”的西方人,社交广泛,富有爱心。1921年她在协和医院创立了独特的“社会服务部”,联结了医院与社会、医学与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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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大后,浦爱德去美国学习,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在麻省总医院的社会服务部学习时,成绩优异,“个案工作”尤其出色。过了而立之年的浦爱德再次来到中国,在协和医院培训了中国第一批社会服务工作人员(简称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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