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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医学周刊》，创办自一个叫作“丙寅医学社”的团体，它是1926年由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年轻医生和学生自发组成的学术团体。那一年正好是丙寅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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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协和100年的历史中，精英意识一直是避不开的主题词。它的折射面之一，被指向“脱离大众”。因为这种精英意识，协和在几次政治运动中被“重新解读”，解读之后，添加了更多贬义。到了“文革”，作为一个“出身不好”的学校和医院，协和的精英意识再次被攻击。将协和精英下放到农村，去服务农村，成为当时典型的“精英改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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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与世隔绝”的奢侈象牙塔生活，也备受争议。在协和医学院，学生们生活在一个以西方文化为主调的象牙塔中。八年医预科加医本科的学习中，不仅竞争激烈，压力也非常大，淘汰率还高。学生们埋头学习，根本无暇顾及校外世界。在校园内，从学习到生活几乎都是西式的，一切教学活动、教材、参考资料、病历都是英文的，中国师生之间交流也是用英文，休息室里摆的是英文小说和美国杂志，业余时间弹奏的是西方音乐，表演的是莎士比亚剧目。生活条件常被外人形容为“奢侈”。这种“隔绝”，由于采用英语作为教学语言而进一步强化。胡恒德也曾坦承：“在某些方面，专业和辅助人员的奢侈条件，超过了美国大多数的优秀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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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这些，也同时被解读为“优越感”的姿态。除了精英主义、过高的标准、模仿西方课程、奢侈生活……这些指责之外，在政治运动期间，还加上了“美帝国主义”。协和因为照搬西方而备受指责：初建之时，在教学标准和课程设置方面，“有过非常精心的研究和考虑，它们根据的不是中国，而是美国的需要”。老协和的西化氛围，日后多次被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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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协和毕业生，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写下这样的悔过书：“其建筑、体系、教学、传统……几乎所有的一切都是特殊的。经过在这里至少5年的培养，学生们会认为他们自己是特殊的，真的很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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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初期的美国社会，医学界成功上升到拥有“社会特权、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力”的地位。科学知识和高标准，帮助美国的医学界完成了这样的攀升，精英风格成为美国医学界的标志。但在中国，则存在着一种贴标签的“西化医学精英”与本土社会、广大民众之间的调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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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一份为协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复校而写的备忘录中，一位协和内部人士肯定了协和毕业生在提高中国医学专业训练、在本科学习中引进科学方法的重要性：“近年来中国医学教育上的任何进步，都与他们的努力分不开。”同时他批判：除了少数人才，大多协和毕业生没有对整个公共卫生运动做过什么贡献，“协和成员中缺乏治国之才来承担运动的领导责任”。“一些自己开业的毕业生，也并未对整个职业的道德水平提高做出什么贡献。作为一个整体，拥有众多优秀技术专家的协和毕业生，在社会上和思想上的贡献，并没有达到最初的期望。”协和的学生与中国本土社会严重隔绝。“在他们成长期间，这么多年封闭在一个相对舒适、致力于获得高级技术的小圈子内，代价是失去了对周围种种社会问题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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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协和的精英们其实从来就没有脱离过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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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不面向病人的医生，不常常接触病人的医生，他的职业内涵注定是空洞的，他的精英意识注定只是一个笑话。在协和学习、工作的人，他们从事的职业就决定了必须要时刻面对来自大众中的病人。天长日久，在医生和大众之间形成了坚固的联系。这是医生这一职业特点所决定的，也是与其他知识分子的不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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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运动中，张孝骞曾被派到门诊看病人，造反派们没有想到，一个被打倒的“反动权威”竟然威力如此大，门诊秩序因他而打乱，桌前挤满了赶不走的病人。于是，张孝骞又被派去打扫门诊的大厅和厕所，可病人还是跟在他的身后转，有些病人跟到厕所，有不少好动感情的人对他说：“张主任，你有什么问题？我们替你去申冤！”只是，张孝骞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有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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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协和学生讲英语，用英语进行学术写作，有身处美国化环境的一面，也有参与为中国重要的医学问题寻找答案的一面。1924—1933年协和毕业生选择的医学专业，排在第一位的是内科，第二位的是公共卫生。如前面章节提及的，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起，兰安生带领协和学生走进北京东城区胡同，陈志潜到定县下乡，杨崇瑞倡导并践行助产士培训……人们误解的“贵族医学”，在尽己所能地一步步走向更多的中国人，走向农民，成为一种更关注民众的医学。协和用自己的方式，走出精英象牙塔，与身处的时代建立了“有来有往”的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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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与其他名校相比，协和人关心政治、参与政治的，确实不多。这里的学生和教师，常常小心避免卷入政治，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在“专业科学领域”，即治病和科研上面。老协和学生的生活、学习条件，确实比当时中国的其他公立和私立学校都要优越。因为功课压力重，学生多埋头看书，学校也反对学生参加政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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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现代知识分子”的自我完善，是由“专门知识分子”转变为“公共知识分子”，改变那种长年龟缩于学术隧道深处枯燥开掘的单调生活，经常爬上井沿去自由呼吸，去仰望星空，去左右顾盼，去关注参与公共事务。只是，大多数时候，协和人仰望的不是其他公共领域的天空，而是专注仰望改善中国民众健康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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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寅医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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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定县编织中国最早的赤脚医生体系的陈志潜，在校期间是“丙寅医学社”的骨干成员。在他看来，1925年的“五卅运动”对协和医学院的学生来说是一个转折点。之前，大多数协和学生不关心国家大事，只是刻苦学习。“五卅惨案”时，协和有一些学生及教师参加了游行示威。“五卅运动”后，北京学生联合会号召北京所有学校参加运动，协和学生也开始响应。这是后来1926年的协和“丙寅医学社”产生的背景，主要成员有陈志潜、朱季青（即朱章赓）、杨济时、贾魁、诸福棠、李瑞林、胡传揆。他们既受五四运动之后整个中国社会思潮涌动的影响，又在协和利用得天独厚的条件，接触到世界医学发展的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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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寅医学社”刚成立时，对医学社的主旨曾有过一场讨论：究竟是以专业的学术研究为主？还是以普及医学知识为主？讨论的结果是：落后政府无法更多地促进民众健康，对老百姓进行健康教育是改善民众健康的现实方法。于是，“丙寅医学社”决定以评论社会医事、传播新医知识为责任，提倡新医，普及现代医学的常识，提高中国医学界的现代医学精神和专业水平。这个以协和的年轻医学生为主体的社团呼吁的是：要以“科学的医学”或者说“新医”的宣传，来鼓动民众参与到“新医学运动”中，把“玄妙”的医学化为“科学”的医学，“贵族”的医学改作“民众”的医学，“治疗”的医学进至“预防”的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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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刊的目标，既非发挥医理，亦非普及验方，但在引起同志对于科学的医学，在国内现在及将来的地位上发生一种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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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周刊》（又名《丙寅周刊》）以普及医学知识为主，当时得到了周作人、江绍原、熊希龄等人的好评。在发刊词里，他们写道：“此刊的目标，既非发挥医理，亦非普及验方，但在引起同志对于科学的医学，在国内现在及将来的地位上发生一种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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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寅医学社”还参加了近代中国医学发展中的许多大事，比如中医革新，设立国医馆。在周刊第六卷第一期上，专设了《古代医学》这一栏目，共收了《医学的进化》《印度的医学》《印度古代的医学》《埃及古代医学》《中国医学的起源》《周之医学》《内经年代考》《素问之学说》和《素问之医学》9篇文章，从世界医学史的角度，对中国的传统医学进行了研究，后被用作医学史教学的教材。医学社成员贾魁还把所有发表的文章汇成了《医学周刊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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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读一读“丙寅医学社”当时写就的言论，依然有其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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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丙寅医学社”认为，建设“新医学”是中国建设大局中的重要一篇：“社会事业应建设者颇多，而于‘民众’关系最密切的莫过于医学卫生事业。国民政府是实现‘三民主义’的政府，‘三民主义’的目标在‘民众’。假如说社会成了病菌的培养基，‘民众’都是病夫，就是有‘三民主义’亦何用处？所以，要想使我中华民族强盛起来，必先增进民众健康，要求增进民众健康，舍发展医学卫生事业，别无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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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还介绍了一本美国人讲述苏俄医事的书Health Work in Soviet Russia并评论：“苏俄对于医学的传统观念，确是大大的革命了，他们注意推广实用的医学到民间去，没有钱的平民，也可以得到相当的治疗。尤其是对于平民的卫生教育竭力提倡，希望官民合作以后，个人卫生与公共卫生才能相并前进，疾病率与死亡率自然可以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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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那些在医学革新上观念保守的人士，“丙寅医学社”奉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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