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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一般学者因为缺乏“不满足”的态度，所以医学在我国仍旧是玄妙而幼稚。“满足”是一切学术堕落与退化的原因，“不满足”是一切学术发展与进化的秘诀。希望我国一般学者不要再举起“尊古”的招牌，捧着“知足不辱”之古训开倒车，不要让别人进化到以猴子看我们的程度。被人家牵着耍把戏，而尤自以为是“安居乐业”，“衣食无虞”的十分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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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在大城市挂牌行医、巴结达官贵人以自肥的医生，他们抨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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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医学是民众的医学，所以我们现代医学界的同仁们，急应替民申冤，把“现代医学”送到民间去，使得无论贫富贵贱的人都能享受到这点利益。不应当有阶级气象的医学，现在却都被少数谋私赢利的医生，造成了富贵阶级的私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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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时政府卫生行政之黑暗，“丙寅医学社”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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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有警察，目的在维持社会环境的治安，国家有医生，目的应该是维持社会分子心身的治安。在今日中国，有警察而不能维持生命与财产的治安，有医生也不能维持社会分子心身的治安。所以全国有了成千成万的医生，而华北农村里45%毫无任何医药的设备，科学医药到中国已约百年，而只有通都大邑才能得到少许的沾染……试问国家有这般人是什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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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因为时世变迁，成员毕业，去向各异，“丙寅医学社”解散，但成员在各地依旧发挥着“丙寅医学社”的主旨，依旧实践着“医学到民间去”的努力。朱章赓在南京主持了《中央日报》的医学卫生栏目，后来领导卫生署的医学教育委员会。贾魁等人则在20世纪40年代创办了《医潮》，陈志潜在晓庄、定县等地致力于农村公共卫生，在抗日战争中又投身红十字会的事务……“丙寅医学社”的主要成员，在三四十年代，都成为中国医疗领域关注民生的重要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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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诊战争和自然灾难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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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9月，中国南方暴发洪水，应全国水灾赈灾委员会请求，协和师生从北平出发去灾区，帮助治疗在夏季洪水中患病的难民，并在秋季和冬季预防疾病。他们走出协和，再次用专业的医学方式，接触了真正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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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世界著名飞行家查尔斯·林德伯格（Charles Lindbergh）和他的夫人安妮也飞赴中国南方，在洪水严重泛滥的地区做过几次调查飞行。后来投身写作的安妮，在处女作《从北美到东方》（North to the Orient）中描述了调查所见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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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行的第一天，我们早上从莲花湖的停泊处起飞，有一段时间，沿着长江向东飞行，直到大运河，随后转向北方。最初，我们只注意到长江沿岸明显的洪水淹没地区，透过洪水，可以看到绿色的晚熟作物。随后，我们逐渐注意到一些“湖泊”，它们的数量不断地增加，直到最后扩展成一个一眼望不到边的巨大的湖泊。我吃惊地发现，这并非“湖泊”，而都是洪水，简直是一片汪洋。由于洪水覆盖，已经看不到田地了。水很深，水面广阔，一片死寂，静得令人恐怖。它似乎一直就在这里，而且要一直逗留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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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得低一点时，我们可以看到一片汪洋下的点点土地；田地和数以百计的小村落淹在水中，许多村庄仅露出屋顶，城镇的护堤和城墙倒塌，街道成了运河；在有些地方，水面上只露出一些树冠，时而会有一个褐色斑点，显示这里曾经是一段护堤、一条道路，或是一个土屋组成的村庄。在这凄凉的地域中，你简直不敢去想有多少人已经丧生。真可谓人迹全无。在受灾较轻的乡村，人们在村子周围建起临时的土堤，将早先的收成运进村里，但这是一场毫无获胜希望的战斗。因为在微风掀起的细浪不断拍击下，这些匆匆叠起的为保护小土屋和抢出的谷堆的土堤很快便土崩瓦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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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1日，林德伯格驾飞机从南京起飞，机上有两名医生：卫生署署长刘瑞恒和来自北京的兰安生。这两位，都与老协和有关。他们带着几箱血清和疫苗，运往长江以北灾区的城市。针对灾后必将出现的疫病传播，协和派出了由师生组成的两批医疗队，李宗恩是第二批的带队人，也是整个工作的组织者，当时他是协和的热带病学老师，后来成为协和第一次复校后的校长。当时的协和住院实习医生严镜清回忆说：李宗恩“处事不苟，坚持高质量、高标准，深得在他手下工作的青年医生和学生的钦佩、赞扬……在他的领导下，这个临时医院建立了正规制度，有住院医生、主任医生，层层负责”。当时还是协和医学生，后去上海医科大学的范日新教授，则回忆：李宗恩“出色的组织工作在防治疫病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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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洪灾地区的环境被污染，各种传染病蔓延迅速，最流行的是霍乱。同样参加救灾的协和医生张孝骞回忆说：“汉口普爱医院地滨汉水，居民稠密，霍乱流行甚烈，发病率和病死率都很高，我们夜以继日抢救，医院的床位和设备都远不够客观需要，多数病人卧地如床。”武昌地区的医疗监督，交由北京协和医学院的20位医生和40位护士负责。当时协和医学院的内科主任狄瑞德，在第二批工作人员返回北平之前，曾亲自到武汉的各医疗单位去巡视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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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协和医学院的手术队多次出诊内战和自然灾难现场。1923年，谢元甫博士被任命为冯玉祥的荣誉医学顾问，用了几个月在北京附近组建一个部队医院。1925年，为协助冯玉祥的队伍从北京到天津，协和内科及外科队伍，在南苑建了一个战地医院。协和外科医生娄克斯对1925年南苑战役中的救助工作，印象深刻。当时，协和连夜组织了一支外科和内科队伍，救治了上千名前线伤员，大约进行了3 000台手术，死亡率低得惊人。需进一步手术和长期治疗的病人，在娄克斯的照护下转往协和。为表达谢意，冯玉祥为战地医院的主要成员授予了印有他肖像的景泰蓝奖牌。无论对于协和医生还是学生，这样的经历，使大家提前认识到，将要面对一个怎样饱经战患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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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急救医学的领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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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2月的美国《时代周刊》中，一篇文章谈到了中国的急救医学，提到了这两个名字：白求恩和林可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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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外科医生、共产党员白求恩来到中国，参与中国的战地伤员救援，开始建立一套战地急救系统。第二年10月，日军开始了对晋察冀边区的冬季大扫荡，白求恩和战地医疗队走了70多里山路，在距火线5里远的一座小庙里，搭了一个临时手术台。照片里的他，俯身在手术台前，身旁几名助手。这一年他49岁，身穿八路军土布军装和草鞋。十几天后的11月12日，白求恩以身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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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1937年夏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参加过英国皇家医疗队的生理学家林可胜，本来在休假，在香港时见到了当时的南京政府卫生署署长刘瑞恒，在得知前线的国民党军队的军医力量薄弱，大量伤员需要救护后，他组建了“中国红十字会医疗救护总队”，并亲任队长。为争取到更多力量，林可胜在离开香港前曾给兰安生去信，信中甚至提出这么几点希望：一是，协和改变其办学方针，为抗日服务；二是，在协和工作的留学回国教职员全部到南京去帮助抗日；三是，协和校方为所有南下抗日的教职员保留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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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求恩大夫正在离火线五六里远的一所小庙里抢救伤员。（吴印咸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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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林可胜在汉口建立了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他给兰安生去信，甚至提出协和改变办学，为抗日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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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家驷作为协和学生救护队的队员，在1933年日军进犯长城的喜峰口和古北口时，赴古北口前线，救治伤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