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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得低一点时，我们可以看到一片汪洋下的点点土地；田地和数以百计的小村落淹在水中，许多村庄仅露出屋顶，城镇的护堤和城墙倒塌，街道成了运河；在有些地方，水面上只露出一些树冠，时而会有一个褐色斑点，显示这里曾经是一段护堤、一条道路，或是一个土屋组成的村庄。在这凄凉的地域中，你简直不敢去想有多少人已经丧生。真可谓人迹全无。在受灾较轻的乡村，人们在村子周围建起临时的土堤，将早先的收成运进村里，但这是一场毫无获胜希望的战斗。因为在微风掀起的细浪不断拍击下，这些匆匆叠起的为保护小土屋和抢出的谷堆的土堤很快便土崩瓦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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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1日，林德伯格驾飞机从南京起飞，机上有两名医生：卫生署署长刘瑞恒和来自北京的兰安生。这两位，都与老协和有关。他们带着几箱血清和疫苗，运往长江以北灾区的城市。针对灾后必将出现的疫病传播，协和派出了由师生组成的两批医疗队，李宗恩是第二批的带队人，也是整个工作的组织者，当时他是协和的热带病学老师，后来成为协和第一次复校后的校长。当时的协和住院实习医生严镜清回忆说：李宗恩“处事不苟，坚持高质量、高标准，深得在他手下工作的青年医生和学生的钦佩、赞扬……在他的领导下，这个临时医院建立了正规制度，有住院医生、主任医生，层层负责”。当时还是协和医学生，后去上海医科大学的范日新教授，则回忆：李宗恩“出色的组织工作在防治疫病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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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洪灾地区的环境被污染，各种传染病蔓延迅速，最流行的是霍乱。同样参加救灾的协和医生张孝骞回忆说：“汉口普爱医院地滨汉水，居民稠密，霍乱流行甚烈，发病率和病死率都很高，我们夜以继日抢救，医院的床位和设备都远不够客观需要，多数病人卧地如床。”武昌地区的医疗监督，交由北京协和医学院的20位医生和40位护士负责。当时协和医学院的内科主任狄瑞德，在第二批工作人员返回北平之前，曾亲自到武汉的各医疗单位去巡视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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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协和医学院的手术队多次出诊内战和自然灾难现场。1923年，谢元甫博士被任命为冯玉祥的荣誉医学顾问，用了几个月在北京附近组建一个部队医院。1925年，为协助冯玉祥的队伍从北京到天津，协和内科及外科队伍，在南苑建了一个战地医院。协和外科医生娄克斯对1925年南苑战役中的救助工作，印象深刻。当时，协和连夜组织了一支外科和内科队伍，救治了上千名前线伤员，大约进行了3 000台手术，死亡率低得惊人。需进一步手术和长期治疗的病人，在娄克斯的照护下转往协和。为表达谢意，冯玉祥为战地医院的主要成员授予了印有他肖像的景泰蓝奖牌。无论对于协和医生还是学生，这样的经历，使大家提前认识到，将要面对一个怎样饱经战患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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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急救医学的领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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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2月的美国《时代周刊》中，一篇文章谈到了中国的急救医学，提到了这两个名字：白求恩和林可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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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外科医生、共产党员白求恩来到中国，参与中国的战地伤员救援，开始建立一套战地急救系统。第二年10月，日军开始了对晋察冀边区的冬季大扫荡，白求恩和战地医疗队走了70多里山路，在距火线5里远的一座小庙里，搭了一个临时手术台。照片里的他，俯身在手术台前，身旁几名助手。这一年他49岁，身穿八路军土布军装和草鞋。十几天后的11月12日，白求恩以身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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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1937年夏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参加过英国皇家医疗队的生理学家林可胜，本来在休假，在香港时见到了当时的南京政府卫生署署长刘瑞恒，在得知前线的国民党军队的军医力量薄弱，大量伤员需要救护后，他组建了“中国红十字会医疗救护总队”，并亲任队长。为争取到更多力量，林可胜在离开香港前曾给兰安生去信，信中甚至提出这么几点希望：一是，协和改变其办学方针，为抗日服务；二是，在协和工作的留学回国教职员全部到南京去帮助抗日；三是，协和校方为所有南下抗日的教职员保留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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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求恩大夫正在离火线五六里远的一所小庙里抢救伤员。（吴印咸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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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林可胜在汉口建立了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他给兰安生去信，甚至提出协和改变办学，为抗日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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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家驷作为协和学生救护队的队员，在1933年日军进犯长城的喜峰口和古北口时，赴古北口前线，救治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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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协和医学院的林可胜、李宗恩、张孝骞和其他几位教授，在尚未被占领的地区，都参与了战时培训项目，林可胜是领头人。林可胜在1924年来到协和医学院生理学系任教，科研出众，讲课深得学生喜爱。这位生在新加坡、自幼在英国接受教育的教授，举手投足非常“西化”，但抗日战争爆发使得林可胜成为中国军事医学的领袖人物。林可胜担任队长的“中国红十字会医疗救护总队”，成立于1937年，目标是“给中国军队提供医疗救助，补充陆军医疗总队的工作，同时尽可能照顾其所在地的平民”。与此伴随的，还有医疗急救服务培训学校。“救护总队”在成立后的最初半年中，共训练了1 400多名医务工作者，给32名外科医生、160多名内科医生上了专业课。林可胜还在军队中组织了流动救护车和担架，因为有时受伤的士兵必须抬到160公里开外的基地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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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林可胜第一次参与战争的医疗救护。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协和学生曾自发组织救护队，到前线进行战伤救护，在城内的临时战伤医院参加医疗服务。第二年春，林可胜倡导成立协和的学生救护队，共40多名男生，设队长1名，分3个排。全体队员从战士的基本要求开始，进行正规的战伤救护训练，包括夜间教育、急行军、野营演习以及紧急集合、担架运送、战地伤员抢救、包扎、止血……林可胜亲自设计救护队的各种用具、服装及运输工具。在1933年日军进犯长城的古北口时，这支学生救护队的骨干队员开赴前线，开设战地手术室，救治伤员，其中就有协和医学生黄家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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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林可胜预见到“抗日”可能会是一场长期战，又在协和医学院组建了“军医官救护训练队”。在课余时间，除实习医生外，一至四年级同学一律参加，主要训练战地急救和担架搬运操练，指定外科讲师杨静波主讲外科急救，文海楼的舍监则负责督导担架操练。林可胜还制定了标准手术器械箱和急救药物箱示范。那时，协和的学生们都参加了这一训练。这支救护队的成员，组成了日后“中国红十字会医疗救护总队”的核心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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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协和的爱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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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9月27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林巧稚的一篇文章《打开“协和”窗户看祖国》，这是当时“思想改造”运动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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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三十多年，我从协和窗内看祖国，炮声愈响，我把窗户关得愈紧。这一回，什么动力叫我自觉自愿地打开协和的窗户，看见了我们可爱的祖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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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悟到共产党与人民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以人民的利益作为衡量的标准。就是这个真理感动了我，唤醒了我，使我打开了三十多年关紧的窗户，伸出头去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我决心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广大人民谋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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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个真理感动了我，唤醒了我”的林巧稚，理解的仍然是关注民众，以自己的医学的方式。1958年“大跃进”沉浸在一片“放卫星”的呼声中，从事妇产科的林巧稚，头脑依然保持难得的清醒，化腐朽为神奇，把虚空的口号化作了扎实的工作。她组织了一场大规模的妇科运动，对北京83个工厂、机关，27所学校和22处居民点的8万名适龄妇女进行了妇科普查。这次大规模的妇科普查运动和报告，为妇科疾病的预防和治疗提供了大量可靠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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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张学良的夫人于凤至住在协和医院妇产科时，有一次闲谈中问林巧稚：“你们这些医生对日本侵占中国的态度怎么样？”当时的林巧稚说：“我是个女人，不懂政治，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想的，我只知道，我们这么大的一个中国，终不能当日本的亡国奴吧！我不知道那些当政的人是怎么想的，我只是想，我们当医生的人假如不能给病人治病，病人一定要骂我们是个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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