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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运动中，张孝骞曾被派到门诊看病人，造反派们没有想到，一个被打倒的“反动权威”竟然威力如此大，门诊秩序因他而打乱，桌前挤满了赶不走的病人。于是，张孝骞又被派去打扫门诊的大厅和厕所，可病人还是跟在他的身后转，有些病人跟到厕所，有不少好动感情的人对他说：“张主任，你有什么问题？我们替你去申冤！”只是，张孝骞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有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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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协和学生讲英语，用英语进行学术写作，有身处美国化环境的一面，也有参与为中国重要的医学问题寻找答案的一面。1924—1933年协和毕业生选择的医学专业，排在第一位的是内科，第二位的是公共卫生。如前面章节提及的，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起，兰安生带领协和学生走进北京东城区胡同，陈志潜到定县下乡，杨崇瑞倡导并践行助产士培训……人们误解的“贵族医学”，在尽己所能地一步步走向更多的中国人，走向农民，成为一种更关注民众的医学。协和用自己的方式，走出精英象牙塔，与身处的时代建立了“有来有往”的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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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与其他名校相比，协和人关心政治、参与政治的，确实不多。这里的学生和教师，常常小心避免卷入政治，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在“专业科学领域”，即治病和科研上面。老协和学生的生活、学习条件，确实比当时中国的其他公立和私立学校都要优越。因为功课压力重，学生多埋头看书，学校也反对学生参加政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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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现代知识分子”的自我完善，是由“专门知识分子”转变为“公共知识分子”，改变那种长年龟缩于学术隧道深处枯燥开掘的单调生活，经常爬上井沿去自由呼吸，去仰望星空，去左右顾盼，去关注参与公共事务。只是，大多数时候，协和人仰望的不是其他公共领域的天空，而是专注仰望改善中国民众健康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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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寅医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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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定县编织中国最早的赤脚医生体系的陈志潜，在校期间是“丙寅医学社”的骨干成员。在他看来，1925年的“五卅运动”对协和医学院的学生来说是一个转折点。之前，大多数协和学生不关心国家大事，只是刻苦学习。“五卅惨案”时，协和有一些学生及教师参加了游行示威。“五卅运动”后，北京学生联合会号召北京所有学校参加运动，协和学生也开始响应。这是后来1926年的协和“丙寅医学社”产生的背景，主要成员有陈志潜、朱季青（即朱章赓）、杨济时、贾魁、诸福棠、李瑞林、胡传揆。他们既受五四运动之后整个中国社会思潮涌动的影响，又在协和利用得天独厚的条件，接触到世界医学发展的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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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寅医学社”刚成立时，对医学社的主旨曾有过一场讨论：究竟是以专业的学术研究为主？还是以普及医学知识为主？讨论的结果是：落后政府无法更多地促进民众健康，对老百姓进行健康教育是改善民众健康的现实方法。于是，“丙寅医学社”决定以评论社会医事、传播新医知识为责任，提倡新医，普及现代医学的常识，提高中国医学界的现代医学精神和专业水平。这个以协和的年轻医学生为主体的社团呼吁的是：要以“科学的医学”或者说“新医”的宣传，来鼓动民众参与到“新医学运动”中，把“玄妙”的医学化为“科学”的医学，“贵族”的医学改作“民众”的医学，“治疗”的医学进至“预防”的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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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刊的目标，既非发挥医理，亦非普及验方，但在引起同志对于科学的医学，在国内现在及将来的地位上发生一种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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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周刊》（又名《丙寅周刊》）以普及医学知识为主，当时得到了周作人、江绍原、熊希龄等人的好评。在发刊词里，他们写道：“此刊的目标，既非发挥医理，亦非普及验方，但在引起同志对于科学的医学，在国内现在及将来的地位上发生一种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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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寅医学社”还参加了近代中国医学发展中的许多大事，比如中医革新，设立国医馆。在周刊第六卷第一期上，专设了《古代医学》这一栏目，共收了《医学的进化》《印度的医学》《印度古代的医学》《埃及古代医学》《中国医学的起源》《周之医学》《内经年代考》《素问之学说》和《素问之医学》9篇文章，从世界医学史的角度，对中国的传统医学进行了研究，后被用作医学史教学的教材。医学社成员贾魁还把所有发表的文章汇成了《医学周刊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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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读一读“丙寅医学社”当时写就的言论，依然有其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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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丙寅医学社”认为，建设“新医学”是中国建设大局中的重要一篇：“社会事业应建设者颇多，而于‘民众’关系最密切的莫过于医学卫生事业。国民政府是实现‘三民主义’的政府，‘三民主义’的目标在‘民众’。假如说社会成了病菌的培养基，‘民众’都是病夫，就是有‘三民主义’亦何用处？所以，要想使我中华民族强盛起来，必先增进民众健康，要求增进民众健康，舍发展医学卫生事业，别无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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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还介绍了一本美国人讲述苏俄医事的书Health Work in Soviet Russia并评论：“苏俄对于医学的传统观念，确是大大的革命了，他们注意推广实用的医学到民间去，没有钱的平民，也可以得到相当的治疗。尤其是对于平民的卫生教育竭力提倡，希望官民合作以后，个人卫生与公共卫生才能相并前进，疾病率与死亡率自然可以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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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那些在医学革新上观念保守的人士，“丙寅医学社”奉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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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一般学者因为缺乏“不满足”的态度，所以医学在我国仍旧是玄妙而幼稚。“满足”是一切学术堕落与退化的原因，“不满足”是一切学术发展与进化的秘诀。希望我国一般学者不要再举起“尊古”的招牌，捧着“知足不辱”之古训开倒车，不要让别人进化到以猴子看我们的程度。被人家牵着耍把戏，而尤自以为是“安居乐业”，“衣食无虞”的十分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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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在大城市挂牌行医、巴结达官贵人以自肥的医生，他们抨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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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医学是民众的医学，所以我们现代医学界的同仁们，急应替民申冤，把“现代医学”送到民间去，使得无论贫富贵贱的人都能享受到这点利益。不应当有阶级气象的医学，现在却都被少数谋私赢利的医生，造成了富贵阶级的私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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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时政府卫生行政之黑暗，“丙寅医学社”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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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有警察，目的在维持社会环境的治安，国家有医生，目的应该是维持社会分子心身的治安。在今日中国，有警察而不能维持生命与财产的治安，有医生也不能维持社会分子心身的治安。所以全国有了成千成万的医生，而华北农村里45%毫无任何医药的设备，科学医药到中国已约百年，而只有通都大邑才能得到少许的沾染……试问国家有这般人是什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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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因为时世变迁，成员毕业，去向各异，“丙寅医学社”解散，但成员在各地依旧发挥着“丙寅医学社”的主旨，依旧实践着“医学到民间去”的努力。朱章赓在南京主持了《中央日报》的医学卫生栏目，后来领导卫生署的医学教育委员会。贾魁等人则在20世纪40年代创办了《医潮》，陈志潜在晓庄、定县等地致力于农村公共卫生，在抗日战争中又投身红十字会的事务……“丙寅医学社”的主要成员，在三四十年代，都成为中国医疗领域关注民生的重要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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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诊战争和自然灾难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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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9月，中国南方暴发洪水，应全国水灾赈灾委员会请求，协和师生从北平出发去灾区，帮助治疗在夏季洪水中患病的难民，并在秋季和冬季预防疾病。他们走出协和，再次用专业的医学方式，接触了真正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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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世界著名飞行家查尔斯·林德伯格（Charles Lindbergh）和他的夫人安妮也飞赴中国南方，在洪水严重泛滥的地区做过几次调查飞行。后来投身写作的安妮，在处女作《从北美到东方》（North to the Orient）中描述了调查所见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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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行的第一天，我们早上从莲花湖的停泊处起飞，有一段时间，沿着长江向东飞行，直到大运河，随后转向北方。最初，我们只注意到长江沿岸明显的洪水淹没地区，透过洪水，可以看到绿色的晚熟作物。随后，我们逐渐注意到一些“湖泊”，它们的数量不断地增加，直到最后扩展成一个一眼望不到边的巨大的湖泊。我吃惊地发现，这并非“湖泊”，而都是洪水，简直是一片汪洋。由于洪水覆盖，已经看不到田地了。水很深，水面广阔，一片死寂，静得令人恐怖。它似乎一直就在这里，而且要一直逗留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