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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在阅读报纸上报道的社会现象,他也一样会生气,比如在1983年8月17日他写道:“阅《人民日报》四版的‘狼车的主人’,报告一名以权谋私、敲诈勒索的电霸,深为愤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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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日期间,张孝骞担任湘雅医学院院长的那段时间里,有次他发现正在贵阳中央医院实习的一名高才生,对临床漫不经心。他便把那学生叫到一边,一连提问了好几个临床医学的问题,直问得学生哑口无言,张孝骞火了:“你不要自以为聪明或者把书本读熟了,就会成为一个高明的医生。医学是实践科学,轻视临床的人,是不配当医生的!”此后查房,张孝骞总是重点提问这位学生,有人甚至觉得他故意为难这个学生。而毕业时,这位终获教诲的学生,给张院长写了一封真诚的感谢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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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在知识分子改造的运动中,张孝骞怀着改造的热情,在大会小会上,一遍又一遍地反省自己所受到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希望丢掉身上某些不健康的东西:汽车、洋房、名利思想。没想到,他也因此陷入了窘境,遭到一些人的严厉批判,比如“湘雅医学院是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工具,你担任了那里的院长,对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为了不坐公家的小汽车,年逾半百的他,竟学起骑自行车来,有一天从自行车上摔下来,肩关节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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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运动中,造反派们认为:张孝骞给许多高干看过病,他们的健康情况是有政治价值的宝贵资料。但是张孝骞反复向造反派们解释:医疗档案,是医生在履行其职责时建立的,医生永远有义务替患者保存,而患者有权利要求医生不泄露给第三者,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造反派们抄过三次他的家,以期找到那些想象的高干档案,还取消了他打扫厕所的资格,实行隔离审查并逼供,将塑料管、钢丝锁落在他身上。他心里计划着逃跑:在打饭时穿过协和医院门前的马路,跳上大华电影院前的公共汽车,跑到北京卫戍区司令部去。70多岁的他,跑了几步就被抓回。问他动机,他天真地回答说:“你们不讲道理,你们不代表党,我要去找个讲道理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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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张孝骞正在入党宣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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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孝骞写的入党申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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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政治运动中几经坎坷,受过折磨和伤害,但到了88岁,尤其当他知道自己得了恶性肿瘤,肺癌扩散后,仍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刚做过开胸大手术的他,拄着拐杖出现在党委办公室门口,递交了自己书写工整的入党申请书。入党后不到两年他离开了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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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孝骞平时从来不去理发馆,头发是夫人给理。当人们说他简朴的时候,他悄悄地说:“不是的,天下没有人不喜欢舒适的生活,我只是花不起时间。”这位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每个月有100元的津贴。他不接受这笔钱,要将它退给科学院,科学院不同意,他就把这笔钱存入银行,1966年他把存折上的13 000多元上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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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医院司机班的师傅,就怕接张孝骞上班。说好的时间,只要迟到一分钟,不管刮风下雨,这位倔老头就拿着拐杖自己走了,理由是:“医生早到一分钟,病人就可能活,医生晚到一分钟,病人就可能死。”一群身穿白大褂的医生,跟着张孝骞去查房,常转眼不见他身影,原来他赶去拧紧一个没关严的水龙头,或去关掉一盏白天还开着的灯。有一次,他去医院看到大门未关,非常激动地对一位领导说:“大冬天不关门。浪费多少暖气,你们管不管?必要时专门雇个人关门也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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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去病房查房,他身后的队伍会越跟越长。听完其他医生的叙述,他经常说:“我的想法有点不一样。”他对年轻医生要求严格,严格到近乎毫不留情的程度。对一个不勤奋的学生,他会暴跳如雷;对一个不负责任的医生,他会当面训斥。有的医生不注意观察病人,病历写得潦草,他就会发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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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后,张孝骞年事已高,仍参加内科各专业组查房,虽然听力障碍、眼睛白内障、精力不济,仍坚持到场,他说:“我还是来,你们不一定征求我的意见,我主要看看你们有什么新进展。”在他去世前不久,还嘱咐内科新就任的主任,务必要抓好医疗质量。见到他的学生、当时的卫生部部长陈敏章时,张孝骞还用已不太清晰的声音叮嘱他一定要抓好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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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风湿免疫的创始人张乃峥在晚年时回忆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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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多次参与对张孝骞教授的批判。50年代我的一张大字报,激怒他发了一次在协和医院从未有过的大雷霆。但是他不念前嫌,先后支持我去苏联学习和在全国宣传开展医学遗传学工作,打倒“四人帮”后第一次讨论晋升教授的会上,他对我说:“你今天工作报告讲得很好,我很高兴。”他脸上的表情似乎比我自己还高兴。1980年他已80多岁高龄,支持我创建全国内科第一个风湿病学专业单位,以后又支持我作为国家公布的第一批博士研究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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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医事(协和百年纪念版) 孙中山的最后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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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大礼堂曾经是旧日北京诸多故事的发生地。1924年泰戈尔访华期间,5月8日新月社就在协和大礼堂为祝贺泰戈尔64岁生日,演出了他的著名英语话剧《齐德拉》,林徽因演主角。泰戈尔坐在观众席的第三排中间,身旁是梅兰芳。1939年,《城南旧事》的作者林海音与夏承楹的婚礼也在此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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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次,是一位早年也是外科医生但后来成为革命家的孙中山的葬礼。孙中山在31岁时,曾译过一本书《红十字救伤第一法》。他21岁时在香港西医书院开始攻读医学,5年后他是毕业生中成绩最优的一个,当时的教务长发给他第一名的毕业证照。后来,他到澳门镜湖医院当医生,以外科手术著称。当时,有个砂淋(尿路结石)病人,别的医生都束手无策,他给病人做了手术,取出一颗重约50克的结石。在行医的同时,他暗中进行革命活动。在他看来,中国社会的病比人身体的病更严重,“医国”比“医人”更重要。孙中山病逝后,澳门地区10万人口中,有2万多人参加了追悼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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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生命中的最后两个月,大部分是在协和度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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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的最后一天,孙中山抱病入京。尽管寒气逼人,在市中心的前门火车站仍聚集着大批群众。其时的情景是:3万人欢呼,五色旌旗漫卷,256万张传单漫天飞舞。当天的上海《民国日报》及上海《申报》报道:“下午4时许,专车抵达前门车站时,受到北京各界200多个团体约3万人的热烈欢迎。”此时的孙中山,数月来持续加重的肝疼,使他面色蜡黄,已无力宣读那不到300字的入京宣言,只好印成传单散发给民众。他在宋庆龄的搀扶下走出车厢,乘汽车直抵北京饭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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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钟麟写过一篇文章《孙中山先生到北京的时候》,刊登在1956年11月5日的《团结报》上,描述了自己去车站接孙中山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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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是北京的警备总司令,奉冯先生(冯玉祥)命令,欢迎孙先生,并负责保护孙先生。我很担心对孙先生难尽保护之责,就驱车跑到永定门车站,想请孙先生在那里下车,免得发生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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