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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原始记录，还是应翻回梁启超在协和医院的病历档案。其中，协和外科医生的病例报告提供了关于“割肾”外科手术的详细经过，排除了外科手术错误的说法。病案如此记载：1926年3月8日，梁启超因患尿血症住进协和医院，经X光检查发现其右肾有一黑点，诊断为瘤，遂决定予以手术割除。手术后解剖切下之右肾，可见樱桃大小之黑色肿瘤，经化验后排除癌症。提示这黑色肿瘤是良性瘤。病案内一并附上了梁启超本人声明，即上文提到的《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的英文稿。这是为避免人们误解协和医院，特地放在病案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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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梁启超再次住进协和医院，最后在该院病逝，享年56岁。他的病历至今完整地保留在协和病案室内。从手术以后直至他去世前，约三年的时间里，他曾多次在协和医院就医，治疗不同的病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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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人会根据手术后三年梁启超便盛年而逝，将他的死和“割肾”简单地关联起来。但梁启超最后的死因与尿血症无关，也与割去一肾无关。他留在体内的左肾一直工作正常。梁启超最后的死因，是一种当时极其罕见的肺部感染。其好友伍庄的文章也说：“有瑞典医生谓其病甚奇，世界上患此病者曾有三人，二人死而一人生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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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梁启超在协和割肾的经历，映射了当时环境的诸多侧面。继梁启超之后，另一段插曲是张学良在协和医院的治病经历。张学良曾于20世纪30代初在北京协和医院治疗严重的伤寒，康复之后，在报纸上赞扬了他得到的治疗。同时他也说，协和要在中国人眼中恢复信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当时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一位负责人正在中国，看到报纸后感慨：“要是张学良死在协和医院，真不知中国人的反应会是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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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100多年间，在中国哲学、西医和中医的融合过程中，曾有过诸多如梁启超这次治病经历衍生出中西医断裂、分离，甚至对立的情况。虽然当时的协和有着无可比拟的医学“硬件”和“软件”，但中国人还是不能完全信服西医，也不能深入、准确、理性地看待西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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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医事（协和百年纪念版） [:1700792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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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医事（协和百年纪念版） “北京人”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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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日北京城的西南方向，48公里之外是房山区周口店村的龙骨山，在20世纪20年代，这里突然成了全世界关注的焦点，周口店“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震惊了世界。北京协和医学院解剖系，也因此引起了世界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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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40年代初，两箱本想转运美国暂时保存的“北京人”化石，就像当初它们刚被发现时一样，突然失踪，再次引起了世界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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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达生是协和医学院的第二位解剖学主任。他与在组织学方面颇有造诣的前任考德里教授是同学，都是加拿大人。考德里当主任时，请步达生来协和，担任神经解剖学和胚胎学的教授。但步达生的真正兴趣是人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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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步达生根据在周口店发掘的牙齿化石，断定这是中国猿人的一个新品种，起名叫“北京人”，并向全世界宣布了“北京人”的存在。对周口店的正式挖掘，从这一年开始，直至1929年一个冬天的下午，天气已经很冷，在中国地质调查所工作的一位年轻人，25岁的裴文中终于在“北京人”遗址主堆积的北边小支洞里，发现了“北京人”的一块头盖骨——一块未成熟的女性头颅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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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步达生的建议下，协和医学院与地质调查所合作，对中国史前文化和北京附近的人类遗址进行调查，由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经费。新生代研究室成立了，设在协和医学院解剖楼一层。步达生是新生代实验室的荣誉主任。为了专心研究“北京人”，步达生每天都在晚上七八点去办公室，直到早晨别人上班。1934年3月的一个早晨，步达生的一位同事来上班，敲门无人应，用总钥匙开门后发现，步达生双手捧着猿人的头盖骨，前额枕在骨头上，因心脏病复发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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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新生代研究室由一位名叫魏敦瑞的德国组织学家、人类学家负责。他继续参与挖掘周口店遗址的研究，陆续增添了新的“北京人”化石标本。1936年12月的《时代周刊》报道：“1936年堪称化石人类学的繁荣昌盛年”，“几周前，从1929年在周口店发现“北京人”著名头盖骨的洞穴里，又发现了两个头骨。上周来自中国的消息，第五个“北京人”的头骨也被挖掘出来了，有鼻子、眼睛的窝，保存得比其他几个要好。至此，挖掘周口店的化石，已经进行了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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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4月的《时代周刊》说：“在上周的《科学》杂志上，魏敦瑞博士详细描述了中国猿人的第一块大腿骨。这是由裴文中从上季度在周口店洞穴收集物中发现的。其中一块有12英寸长，另一块2英寸长。它们有了一些人的特征，包括一般形状，在膝盖处的凹槽。但又有一些不同于现代人类的地方：更坚固，模糊的弯曲，到膝盖端厚度递减。从大腿骨来看，魏敦瑞认为它们属于一个完全直立行走的女性，差不多5英尺4英寸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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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敦瑞经常在协和解剖系做报告，以各个标本的特点来推论“北京人”的特征，以及它在人类进化史上的地位。从1927年到1937年，共在周口店的猿人洞中发现5个完整或比较完整的头盖骨，周口店也因此而成为世界上同时期遗址中材料最丰富、最系统的一个古人类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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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的发现，意义深远，把人类用火的历史提前了几十万年。“北京人”生活在距今50万年前到20万年前之间，是从古猿进化到智人的中间环节。在旧石器时代初期，“北京人”已懂得怎么选取岩石，如何制作石器用作武器或生产工具，已会使用原始工具来劳动，这是人和猿的根本区别。关于“北京人”的研究，回答了自19世纪爪哇人发现以来，近半个世纪关于“直立人”究竟是猿还是人的问题。“直立人”处于从猿到人进化的中间环节，迄今为止，“直立人”的典型形态仍以周口店的“北京人”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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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达生叼着烟斗，在协和解剖实验室里研究“北京人”。他根据在周口店发掘的一块牙齿化石，确定出一个独特的人种“北京人”，后来在同一地点发现的第一块中国猿人头盖骨证实了他的推断。1934年，他在办公室半夜突发心梗猝死，头枕在心爱的“北京人”化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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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头盖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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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哈佛大学的人类学家曾说过这么一句幽默的话：“对于人类学家来说，可供研究的化石总是不够。”那些研究早期人类种类的学者，必须最大化地利用他们手上现有的东西。而世界上最著名的两类化石，一是1892年一位荷兰学者在爪哇发现的“爪哇直立猿人”化石，二是在北京周口店的“北京人”化石。这也许能解释为何许多人关心“北京人”化石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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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古人类学家裴文中、贾兰坡等人相继发掘的“北京人”化石，当时都保存在北京东单三条的协和医学院。具体方位是医学院大门西边的楼（也称B楼）里的解剖系。这里是步达生最初工作和最后工作的地方，也是接替他的魏敦瑞办公的地方。据说，化石存放在办公室的保险柜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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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40年代初北京时局纷乱，魏敦瑞准备离开协和医学院，去美国的自然历史博物馆继续研究“北京人”化石。在动身前，他找到一位叫胡承志的得力助手，此人制作的化石模型非常逼真。他让胡承志把所有的“北京人”化石的模型做好，以便带到美国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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