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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孝骞常对年轻医生讲如何正确对待书本知识:“书本知识到底是间接经验,其中不少仍需要实践的检验,有的甚至不可靠。在医学的发展过程中,旧的理论被推翻,新的知识加入,新陈代谢,永无止境。所以书本无论多新,总是落后于现实。尽信书,不如无书。”他的56个小本,就是自己身体力行写成的关于实践的书。这些小本见证了他怎么积累学识、丰富经验和锻炼敏锐的洞察力,还有今日难得的,对病人的爱护。这些小本简朴的形象,向后辈印证着他自己是如何理解“不要只做看书的郎中,要临近病人的床”。在他的影响下,后来协和内科好几位专家也有着记小本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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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张孝骞的小本,还能看出他在临床工作中的一个特点,就是非常注意随诊病人,总结经验教训。协和内科专家贝濂,是张孝骞的学生,她说:“张老十分重视追查病人,在查房时看到一些特殊或疑难病例,他常常会指出以前有过类似的病人,还记得大约是哪一年,在哪一个病房,是哪位医生管过一个病人与此类似,可以借鉴。有时连主治大夫本人都已忘记了,张老却记得很清楚,并且常在几天后把病人的姓名、病历号找出交给主管大夫参考。这样的事屡见不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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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5年7月6日的日记中,张孝骞整理自己的小本时,也再次提到对病例随诊的问题。不过,这回更多的是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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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上午晴、下午阴晴、夜雷阵雨。整日清理临床记录小本。一个最大的问题,所看的大多数病例看不出最后的或正确的诊断。这也反映我院多年来不重视随诊和尸体解剖。多数病例缺乏随诊,大夫们亦较少研究疾病的整体而多满足于看其横断面。这是不利于医学研究,也是不利于患者的。似已积重难返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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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晚年,因为身体和视力的原因,张孝骞已无法再记录心爱的小本了。在后来的一篇关于张孝骞的文章中,有一句话读来尤其让人感慨:“失去了这个小本,意味着切断了他通向病房的道路,意味着他同病人的分离,意味着他医学生涯的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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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60年代曾目睹张孝骞给马寅初夫人看病的协和医生罗爱伦,日后也有了自己的一个“百宝箱”。她后来选择了麻醉科,用一张张自制的小卡片摘抄各类她认为重要的病案。在卡片的正面,是病人的姓名、年龄、诊治时间、疾病名称、治疗方案、麻醉方式、各种反应……简明扼要,而且一应俱全。她的小卡片已积累了近千张,还按照学科、常见与疑难病症、治疗效果、麻醉方式等分类,每当遇到问题时,她就会打开身边的这个卡片“百宝箱”查阅,寻找答案。成为中国著名麻醉科专家的罗爱伦教授,大家都说她有“超强的记忆力”,每当学生问到各类疑难杂症的诊疗方法及禁忌时,她都能一一道来,但她说:“其实奥秘就在这个百宝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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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孝骞与内科同事一起讨论病例。这位被称作“协和泰斗”“一代名医”的临床医学专家、医学教育家在晚年身患肺癌的情况下,仍坚持参加病例讨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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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孝骞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有了临诊记事“小本”,每次查房或门诊都随身携带,遇到重点疑难病例就把病人的姓名、病案号码、主要病情记下来。图中为张孝骞记录过的部分“小本”和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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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医事(协和百年纪念版) 老协和的女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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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叶恭绍27岁,从北京协和医学院毕业,被分配到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科工作。当时的科主任是袁贻瑾教授,他安排叶恭绍先到杨崇瑞办的第一助产士学校见习三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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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恭绍告诉科主任,自己将在10月份结婚,袁贻瑾当时反应很大。“他简直不能接受,而且感到失望。他要我去找杨崇瑞谈话,希望杨崇瑞能说服我不结婚。他还告诉我,协和医学院是不送已婚女医生出国进修的,因为女医生结婚后必定随她的丈夫去留。协和培养了,又不能用,太不合算!而且女医生生了孩子,就可能不再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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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主任还举了杨崇瑞、林巧稚由于不结婚,事业才取得成功的例子。而沈骥英虽然曾是协和毕业生中的佼佼者,但在结婚后生了孩子,工作受到很大影响,以至结婚后就离开协和医学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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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想用这些例子来说服我,但我没有改变计划。我按预定时间,于1935年10月和黄祯祥大夫结了婚,并继续在公共卫生科工作,直到1941年冬珍珠港事件发生,协和被迫关门为止。我于1936年、1938年、1940年生了三个孩子。除了利用协和应有的每年一个月的休假外,我没有为生孩子而多请一天假。我就是要用自己的行动说明已婚妇女照样能继续工作,以消除他们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我终于胜利了!”叶恭绍后来回忆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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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恭绍早年从事妇幼卫生工作,后来则重点进行儿童青少年的生长发育、形态功能与素质的研究。这位生了三个孩子的协和女大夫,1947年赴美国留学,新中国成立后当过北京妇婴保健所所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北京医学院教授,卫生系副主任,北京医科大学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华医学会常务理事、卫生学分会主任委员,中国教育学会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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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协和时期,能选择报考“高难度”的协和医学院的女人,多半希望在自己身上能够实践女性的新式解放。叶恭绍的父辈并不想给女孩子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她是在早年追随孙中山的二哥的帮助下,走出了家庭,接受了新式教育。她从天津中西女子中学毕业后进了南开大学,两年后转到燕京大学医预科学习,后来考进协和医学院。在老协和,如果女大夫选择内科、外科、妇产科这样的大科工作,是不允许结婚的。对护士也有许多规定:吃、住都要在宿舍,如外出,晚10点前必须回宿舍;如有客人来访,可在客厅接见,禁止男客上楼;不许结婚,如要结婚,必须首先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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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老协和毕业的叶恭绍,作出了自己的选择。她日后成为公共卫生学家、中国第一个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的创始人,并首次在中国提出了关于不同性别的少年第二性征的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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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从事的是医护这样的职业,协和女人一般情况下都更坚韧,否则在协和这个环境里难以成功地生存。又因为时代背景的演变,协和女人的坚韧,在新老时代也以不同的方式展现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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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27岁的严仁英从协和医学院毕业,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师从中国第一代妇产科专家林巧稚。林巧稚是协和医院第一位担任住院总医生的女性,也是当时妇产科职位最高的中国女性。她非常看重严仁英,有意培养她做自己的接班人。那时的严仁英,面临着和叶恭绍一样的两难选择:家庭,还是事业?结婚,还是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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