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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协和职业发展的选择所逼”这一说法，难免过于简单。一句“为了中国的医学事业而终身未婚”，也不能揭示终身未婚的老协和女大夫们的全部内心世界。同样毕业于协和医学院的凌筱瑛（后来任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院长）、苏祖斐（后来任上海儿童医院院长），也是终身未婚。毕业于协和医学院护理学校的聂毓禅、王琇瑛，后来成为著名护理教育专家，也是终身未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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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篇论文《20世纪初中国提倡女子就业思潮与贤妻良母主义的形成》中，提到这么一个有趣话题：“在职业女性的培养方面，美国教会学校的影响不可低估，最早的职业女性出自教会学校，甚至职业妇女难以兼任‘贤妻良母’的观念，也来自教会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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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中国最好的医学院都为欧美人所办，“据1916年之调查，中国全土医学生人数在1 940人左右，其中129人为女学生”。这篇文章里提到了北京的协和医学院，这里培养有一批优秀的女医生，接着说到叶恭绍，“出生于一个典型的封建大家庭，其二哥官至北洋政府的交通次长，家有7个姐姐，1个妹妹。小学毕业后，进入教会办的天津中西女校，目的是为了做一名小学教师，以达到经济独立，因为她对母亲及姐姐、嫂子们的生活方式很反感，不愿做一个只会打牌、管家务的富家太太，认为这是一种寄生的生活。因而中学毕业后进入协和医学院深造”。后来的她“成为一个特例，协和毕业的女医生的确大多终身未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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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办于1913年的金陵女子大学，一开始就把培养专门人才作为自己的目标，在这所大学获得学士学位的学生可直接去美国大学的研究院读硕士。该校培养了众多的职业女性，“以毕业生多单身而著称”。而由美国传教士之妻范约翰夫人在1861年创办的上海清心女校，对聘请教师规定很严，一定要是基督徒，而且是不结婚的，一旦结了婚，就要辞退。令人感兴趣的是，这种将“贤妻良母”与职业分离的选择，为何竟然出自受西方影响最深的女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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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幼卫生事业的第一人，毕业于协和医学堂后来曾在协和工作的杨崇瑞，也是终身未婚。杨崇瑞曾在美国进修公共卫生学，回国后在协和的公共卫生系担任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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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安生在他的口述史中，热情描述了和可敬的杨崇瑞一起工作，到北京郊外某个村子的行程。他们受地方长官之邀，调查奇高的婴儿死亡率——80%！他们发现当地妇女所有的分娩，皆由一位传统的接生婆协助，操作极不卫生。而只要提升简单的无菌过程，就可以防止绝大多数这类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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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妇产科主任马士敦（J. Preston Maxwell）曾如此描述可怕的传统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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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距离北京不远的一个村子里，有一个小有名气的接生婆。她身体畸形，靠手和膝盖行走。人们看到她从爬行姿势站起来，在衣服上擦擦手，然后没有进一步的准备，就开始进行引导检查。更夸张的是，这个妇女都没有尝试将自己的指甲修整干净。我们病房中有些病人，在来这里看病之前，阴道壁就被肮脏的指甲刮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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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兰安生的劝说下，杨崇瑞开始酝酿中国的助产教育。1928年，杨崇瑞致信《中华医学杂志》编辑，第一次公开呼吁改革女性的医疗训练，提出将助产士专业合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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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要解决助产士问题，凭什么要求合格的候选人在中学教育之上还必须接受护士培训，才能再上接生课程。中国每年大概有1 200万新生儿。按照像英国……和丹麦这样具有高接生水准国家的经验……估计一个助产士每年恰当的接生数，分别是150次和120次。在此基础上估计，对于今后的两代人，医生数量和经济状况要求，至少80%的接生需由助产士完成，那么问题就是要培养6.4万名助产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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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在北京市政府提供的一座翻修的中式院落，北京助产学校开张，杨崇瑞任校长。第二年，政府卫生署任命了助产士委员会成员，由杨崇瑞担任会长。北京助产学校也扩展成为“国立第一助产学校”。学校开设3门课，第一门为期2个月，培训传统的接生婆；第二门为期6个月，培训年轻的现代助产士；第三门，为期2年，针对高中毕业生，成为助产士项目的监管者和领导。首期学员是30名妇女，平均年龄54岁，都目不识丁。据说，培训的接生婆中，还有一位是接生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接生婆。针对她们的现状，杨崇瑞如此描述教学目标：“我们只想努力让她们记住3件事：正常接生中的无菌方法，系脐带的正确方法，最后是识别危险信号并把非正常情况转交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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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个月的课程结束后，学生要通过一个简单考试才能毕业。每位助产士需要演示3项实用技术——助产前的洗手，正确系脐带，以及清洗新生儿要特别注意眼睛。每位要口头解释一下如何观察出血和发热，描述正常和非正常生产的区别。初始的30位学员，有26人参加了考试，19人通过考试。成功结业后，每位助产士会得到一个“接生包”。包内装有：围裙、套袖、毛巾、无菌线、剪刀、眼药水、肥皂、刷子、来苏水、硼酸、酒精和硝酸银。这是杨崇瑞向北京官员的太太们寻求捐助而来，每包是5美元的成本。到1932年，北京有268位传统接生婆完成了这门课程。杨崇瑞后来也在定县进行过助产士培训的探索，只是旧式接生婆的再培训，在农村并不像城市那样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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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助产士在课堂上演示如何在助产前剪指甲、洗手，给新生儿洗澡、系脐带、点预防眼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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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参加国立第一助产学校两个月课程的结业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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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助产教育，杨崇瑞相信，一个综合的妇幼保健项目，一定要包括节育。她的另一行动是开设了节育咨询门诊。多次生育不仅危害女性和婴儿健康，也不利于国家发展。但节育这一话题，在20世纪早期仍是中国的禁忌。她请社会学教授陈达在北京《晨报》上发表宣扬节育的文章，还在1936年秋邀请美国著名的节育运动倡导者玛格丽特·桑格（Margaret Sanger），到北京协和医院的礼堂做“节育”的演讲。北京的小报上描述了杨崇瑞在前门车站迎接桑格：“外国反动医学人士来华，拟宣传所谓的节制生育。国人则有一奇装异服的中年妇女前往迎接，居心叵测，需加注意。”所谓杨崇瑞的“奇装异服”，不过是改良过的旗袍和盘在头上的发髻。桑格在协和礼堂的演讲题目是“节制生育的各种措施及今后的展望”，但日后真正第一个有组织的节育诊所，直到1930年才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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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陈志潜一样，杨崇瑞的项目带有革新色彩，解决了当时中国一个最难也最急的问题：现代科技在本地的快速、平等分配。当今中国极低的婴儿死亡率，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杨崇瑞的国立第一助产学校这一先驱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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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崇瑞曾写过一篇《一个产科医生的生活》，刊登于1943年《实验卫生季刊》妇幼卫生特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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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理想的职业是能从工作里获得生活的愉快与安慰，这是一种鼓励也是一种幸福。产科工作便是这种的理想的职业之一。服务于产科工作的人便是从工作的美满成果里，来享受生活的安慰与愉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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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列举了产科医生的辛苦、战胜困难后的满足。文章最后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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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最真挚的快乐，是为他人谋求幸福。产科医师便是为妇女婴儿求安全与幸福。每次接生，直接的维护了两个人的性命的安全与身体的健康，间接的为国家在强国强种上，做了最伟大的贡献。所以一个产科医师应该有理由以她的职业骄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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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中国女性处境的改善，有一部分是从身体解放开始的。杨崇瑞关于助产和节育的行动，开始改变中国女性被生育牵制的状况，渐渐地，中国妇女可以自主选择什么时候怀孕，如何避孕，用什么方法来控制生育，如何优生优育。杨崇瑞和学生林巧稚一样，一生关注的是中国妇女的健康和生存，挑战并解决当时中国传统妇女的生育问题。当林巧稚还是协和医学生时，来到东城区第一卫生事务所实习，在保健科主任杨崇瑞的指导下工作。杨崇瑞也曾特聘当时在协和医院的林巧稚，去助产学校讲授产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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