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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崇瑞（前排左一）毕业于协和医学堂，林巧稚（前排左二）毕业于协和医学院，她们虽然相差10岁，但都是基督教徒，都终身未婚，从事妇产事业，在精神气质上颇有相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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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日关于林巧稚的文章中，常常会提到她的这句话，出处尚待考证：“健康应从婴儿抓起，我一辈子没有结婚，为什么呢？因为结婚就要准备做母亲，就要拿出时间照顾好孩子。为了事业我决定不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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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她自己没有结婚，没有孩子，但经她手接生的孩子有成千上万，人们给了笃信基督教的她这么一个称谓：不曾做过母亲的“万婴之母”。她为林徽因、冰心这些文化名人接生过孩子，也给周恩来夫人、朱德夫人、彭真夫人看过病，更为众多妇女民众治过病、接过生。就像康克清在一篇回忆林巧稚的文章中说的：“她是看病，不是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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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内蒙古的女工焦海棠给林巧稚来信，说她已连续夭折三胎，现在又怀孕待产，向大夫求救。林巧稚根据信中所说的症状判断，她的孩子患的是新生儿溶血病，国内尚无成活的先例。接受焦海棠这样的病人风险太大了，但林巧稚不能面对一位母亲的求救而背过身去。她遍查全世界最新的医学期刊，搜寻有关治疗新生儿溶血病的资料，最后决定用婴儿脐带换血的手术，来挽救新生儿生命。她组织各科专家制定了整套方案，并亲自主持手术。就这样，中国第一例新生儿溶血病手术成功了，母亲为孩子起名叫“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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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名叫董莉的患者，结婚6年初次怀孕，来协和检查时发现宫颈有乳突状肿物，经取活体组织做病理检查，怀疑是恶性肿瘤，必须尽早接受手术切除子宫。林巧稚反复研究了董莉的病理检验报告，查阅国外资料，思考会不会有另一种可能呢，大多数专家仍坚持应尽快手术。手术方案制定了，只等林巧稚签字确定时间。可半个月过去了，她依然没有签字。她每天给患者仔细做检查，认定症状未见发展，有可能是一种妊娠反应，决定暂不手术，出院后定期检查。为了这个决定，林巧稚承担了巨大的压力与风险，后来的事实证明了她的设想和推论是正确的，一个6斤重的女婴降生，孩子的父母给她起名叫“念林”。原来，董莉的宫颈肿物的确是一种特殊的妊娠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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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身未婚的林巧稚说，自己“生平最爱听的声音，就是婴儿出生后的第一声啼哭”，这首生命进行曲，胜过人间一切悦耳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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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巧稚接生过很多孩子，这是家长们送给林巧稚的照片。在她接生的孩子中，有不少名字叫“念林”“爱林”“敬林”“仰林”的。这是来自民间的女性表达对林巧稚感激之情的方式。作家冰心的三个孩子，都是在协和医院由林巧稚接生，在孩子的出生证上，她签上了英文“Lin Qiaozhi’s baby”。这温暖的签名，打动了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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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医事（协和百年纪念版） [:1700792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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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医事（协和百年纪念版） 第五部分 一百年“协和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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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为医的3个词：自省、专注和慈悲。在自省之中，是内化的自我审视、精神独立；在专注之中，有勤奋，有不断探究问题的精神，还有对病人的关注度；在慈悲之中，是对医生这个职业的理解，对病人、对生命的态度。跨越时代，跨越国界，跨越数代人，跨越辉煌及磨难，协和用100年时间展现了一种普世性：“人类文明与精神生活上一种合作性成就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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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医事（协和百年纪念版） [:1700792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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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医事（协和百年纪念版） 1942：风雨飘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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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一个对协和不太了解的人，在读到聂毓禅多年后写的协和护校回忆文章时，也会被1942年的那段描写所震撼。那个关于协和的“激动人心的故事——人与命运搏斗、失败摧不毁的理想”，事实上是由很多协和人一起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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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2年之前的5年，因为卢沟桥事变，协和已经没那么平静了，虽然相比于其他学校，它的美国背景容它在北平暂时放得下几张平静的书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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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给董事会的1937—1938年年度报告中，如此描述：“在日军占领的第三年，协和周围的基本情况跟上一年没有什么变化。对学院的项目没有干涉，对教职员工没有明显的骚扰。”但生源受到了限制，由于占领军的原因，华中和华南的学生很难到北平就读，在1939年，协和医学院只招收到了14名学生。另外，也有学校的一些重要教员离职，比如，林可胜、陈志潜……“荒谬感在某种程度上蔓延”，这“相对正常的运转”，持续到珍珠港事件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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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8月，作为协和代理校长的胡恒德会见了洛氏驻华医社董事，讨论是否要像燕大、清华一样，将北京协和的工作人员转移到中国西部。但大家担心，日本人可能会趁机将日本医生安插进协和的重要职位。最终，董事会反对这一“漫长、艰难、危险”而且只有男人才能偷偷完成的行程，“迁徙”计划未能实行。随着1941年12月7日（在中国是12月8日）日本轰炸珍珠港，“董事会无法控制的局面”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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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占领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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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胡恒德来说，1941年的12月8日实在是难忘的一天。前一天晚上，胡恒德还与协和外科主任、在上海的娄克斯教授，在电话里共同商议可能发生的问题：如果美日最终决裂，协和将如何应对。所有能收听短波收音机的人，都坐在收音机旁。电台里的美国总统，呼吁日本天皇制止军方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