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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一定要看，病人一定要看”，这是排在老协和人生命中第一位的事。张孝骞在世时，虽已是医界泰斗，但他仍孜孜不倦地读书学习，“胜过一个正在求学的大学生”。多少年来的星期天上午，他都是在图书馆中度过的。在家的空闲时间里，他也总是读书。他擅长消化系统疾病，但对临床生化、临床免疫、内分泌、肾病等方面的新理论、新进展也常有涉猎，以追踪世界上的最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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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10月21日，星期一，晴、西北风：上午赴院，颇觉空冷。在图书馆看了新书。下午看Hypertension Pt（《高血压病人》）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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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11月17日，星期一，晴、阴：上午赴院，与余光明共找关于Progressive Systemic Sclerosis[21]的文献，并讨论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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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1月10日，星期日：上午步行赴院，先在图书馆看新书，后复几封人民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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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1月26日：连日阅肝病的免疫问题，深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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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8月1日，星期三，晴、热（34℃）……开始读Cannon的The Way of an Investigator并做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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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日：终日看Cannon的The Way of an Investigator，很有教益。因为做笔记，进度较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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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日：整日看Cannon的书，很多至理名言，做了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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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会元教授在张孝骞教授逝世后撰文回忆：“今日遗传学已经成为世界医界的热点。但早在‘文革’之前，协和的张孝骞，当时是内科主任，就意识到医学遗传学与免疫学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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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些从事科学的人来说，方法要求客观，要求对工作专注，要求仔细权衡，要尽力发掘出相反的可能性，要求自我批评与否定。它不允许一个人随心所欲地考虑问题，也不允许因一时心血来潮抓住一点而不计其余。它的特异，就是怀疑与问难的态度，就是得出普遍性结论时的谨慎，就是下断语时不忘记说明限制和条件。“我，作为一个思考着的人，通过一种内省的行动，来关注对我本人的个体存在的理解问题，抓住事实的真相。”用这段话来说明协和人的自省和专注，也许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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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斯贝尔斯的大学理念中，也有关于自省、专注的气质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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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自省：一种远离现实事务舞台的生活，因为被一种好学深思的激情所支撑，而富有意义。这是一种内化的行动，是行动在自我约束基础上的一连串凯旋。远离约定俗成的言说方式，远离陈规和傀儡的把戏——远离所有一切只是前景和表面的东西。 关于专注：如果工作并不限于简单的无休止的埋头苦干，如果工作还有更深刻的含义，那它需要的是借助另外一些不是单靠一腔热情就能获得的东西。凡是从事理性的科研工作的人，必须得是对自己的工作始终都念念不忘的人，必须得是彻头彻尾地沉浸在工作之中的人。他的整个生活方式对于他的想法来说都是一个必要的保障条件。尤其是对那些需要一丝不苟地对待的想法。有一些人，他们有不错的想法，但由于不够专注，这些想法也就渐渐被遗忘了。 来自内在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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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堂没有路标》这本关于林巧稚的传记中，有这样一段话：“日复一日地面对仿佛永无尽头的疾病，面对一个个因疾病而痛苦不堪的女人，即使是医生，即使有着更坚强的神经系统，是不是也有厌倦和疲惫的时候？可无论什么时候，林巧稚总是和悦地接纳、善待每一个人。她所做的一切不仅出于道义和责任，也源于她的信仰和内心的需求。能够为别人所需要，能够帮助和给予别人，使她的生存有了明确的意义。身体虽然累乏，心灵却平安而宁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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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协和医院的病案中，至今仍保留着张孝骞与河南省延津县丰庄农民赵玉兰的通信。赵玉兰在协和住院期间，被确诊为慢性活动性肝炎。临出院时，张孝骞再三叮嘱：回去后常写信来，及时报告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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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主任，按您的治疗方案用药，现基本情况尚好，我们全家都很感谢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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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主任，我想和您谈谈内心话，您在中国内科方面是最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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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73年12月、1974年11月和1975年10月的三次回信中，张孝骞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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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做血小板计数，如果低可暂停服6MP，血象回升再试服，服克尿塞时须补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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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低热大约和原病无关，治疗方面无须更改，仍需查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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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情稳定，不必来京复查，建议酌情减剂量，尽量避免感染和发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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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2年，奥斯勒在明尼苏达大学医学院的新院舍启用典礼上，对医学生演讲说，医学这门学科“需要高度整合心智与道德，让人求新、务实并有慈悲”。在他看来，医生追求的应是思路的清明、心地的善良和心灵的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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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有一家报社，曾举办过一次“在这个世界上谁快乐”的有奖征文，其最佳答案有4个，而居首位的竟是：历尽风险开刀后，终于挽救了危急患者生命的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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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协和医大的毕业生在当住院医生时，轮转到杨秀玉手下。一个月以后，她下决心把自己学了8年的专业废掉，从此不做医生。她说：“因为我没有杨大夫那样的境界。我做不到像她那样，把医学、把病人当作生命中的头等大事，所以，我注定不会是一个好医生，在医学方面，也注定不会有她那样的成就，所以我不如趁早放弃，去干别的，好有工夫享受青春、享受生活。”这件事杨秀玉当时并不知道，后来，当得知这位学生放弃医学的真正原因时，杨秀玉吃了一惊，因为她知道，对于一个学了8年医学且在协和医大获得博士学位的年轻人来说，放弃是多么可惜。但是当她知道那位学生因为转行而生活得安逸轻松时，她什么都没有说。因为她在协和干了一辈子，她太知道这中间的艰辛了——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如果希望安逸和轻松，做医生确实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在今天的协和，它仍然集聚了一批与杨大夫有着相似气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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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医对某些人来说，或许是烦恼、操心，是一辈子的困扰。对有些人，则是每日的喜悦，是可以造福人类的快乐人生。读一读下面这段话，也许能够解释今日医生为什么普遍丧失了从业的幸福感。“科学最需要的其实是一种方向感……离开了它赖以生存的信仰问题，科学既不真实也无生命。如果知识本身变成科学的最终目的，那么科学也就失去了意义。指引必须来自内部，来自所有科学的最根本之处——来自求知的绝对意志。把科学看作道路而非终点，许多由于求知而生的沮丧情绪其实是由于丧失了内在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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