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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秀玉当年参加江西血防医疗队，在江西整整待了一年，跟外科医生一起切脾，病人脾脏一切开，全是血吸虫。在血防队的一年中，因为条件太艰苦，她的肺结核复发，队领导体谅地允许她回北京休养，但她拒绝了。她说：“当年大家都这样，也没什么可说的。这就是价值观的问题。当病人需要你的时候，你却躺在家里享清福，这不是我的价值观，也不是协和对我的教育。那个时候，产科值夜班，大夫睡在产科库房的架子上。[22]值一个夜班，第二天照样精神抖擞地上班，36个小时不休息，只要急诊一个电话，病房一个电话，马上跑过去。那种生活确实艰苦，但如今回忆起来也有许多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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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只有名医才有的协和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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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省、专注和慈悲并不只是几位协和名医的气质，也不只是正统协和毕业生才有的气质。张之南写过一篇文章，讲述了协和精神来自哪里。他说：“有一种错误的概念：一提到协和就以为专指协和的毕业生，一说到协和精神就认为那要看协和一些知名专家做得如何。”但其实，“协和人”不是少数人的专有名词，而是所有在协和工作的人，包括从其他学校考入协和进而工作的人，包括许多辅助科室的平凡协和人。“没有高水平的检验科、放射科，就没有高水平的内科诊断。没有高水平的麻醉科和手术室，就很难做出高难度的手术。没有高水平的后勤工作，就不能保证高水平的业务活动和高水平医院的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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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家润曾在协和病案室工作41年。他一辈子守在协和这一个单位，盯着一个摊儿。他从协和病案室退休后，仍经常回协和看看。在马家润看来，医院接收一个病人就应该对这个病人负责，哪怕只是到急诊室换个药，医院都有责任保管好病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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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南在内科做实习医生时，启蒙老师是当时的住院医生何培昆大夫和黄大显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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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有一次跟着住院医生去查房，向一个病人解释病情，我未假思索地脱口说出一个俏皮话，没料到病人脸色一沉，勃然大怒，把我吓得不知所措。事后带我的住院医生对我说：“大夫与病人之间是一种特殊的人际关系，不管你是否年轻，在病人心目中你是大夫，你的话就有特殊的分量。有些话你无意说，但病人有心听，所以对病人说话要特别注意内容和技巧，绝不能在谈论病情时开玩笑，说俏皮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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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一次，我跟主治大夫早上巡诊，来到一个肝硬化病人的床前，病人突然呕血，站在主治大夫身后的我下意识地向旁边一闪，但就在此刻我的上级大夫却俯向病人帮助他擦拭，紫红的血沾染了一身。这件事对我震动很大。我想：虽然我的白大褂是洁白的，但我的内心是不干净的，主治大夫虽然弄脏了白大褂，但他的心灵是干净的。我的上级大夫很可能根本不知道站在他身后的我在这一刹那想些什么，然而就是他向前这一瞬间的行动，对于初进临床的我已是莫大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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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之后，我做了主治医生，有一天发生了完全同样的一幕，当病人大口呕血时，我毫不犹豫地俯下身去用痰缸接呕吐物，用毛巾给他擦嘴，当然，也弄得我满身是血。事后，跟着我的实习大夫告诉我：“您的行动像是给我们上了一堂课，大夫怕不怕病人弄脏了自己，是躲闪还是向前，病人会有多么不同的感受啊！”我体会到上级大夫对下级大夫的影响有时是无形的，身教往往胜于言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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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协和，对每一岗位的每一个人，一层对另一层都有严格的要求。当年我做实习大夫、住院大夫的时候，上级大夫对我的病历有严格要求，就连用词是否恰当，字迹是否清楚，署名签字能否辨认，样样都不放过。到了我做老师，我对学生及下级大夫又说：“必须永远记住：病历是写给别人看的，而不是自己的笔记。必须让别人看得准确、明了、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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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医事（协和百年纪念版） 一个诸事凝结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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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不少人与机构想复制一个协和，但“协和”似乎是独一无二的一所医学院加医院，一个独一无二的百年故事。即便有时掺杂着负面声音，它仍旧凸显着在中国众多医学院校中的高辨识度和连贯性。它的独一无二，不仅体现在其古典的建筑、长方形的院落、屋顶飞檐上翡翠般的琉璃瓦在北方的阳光下闪着异质的光芒，也不仅在于，1941年12月被日军占领之前，它曾是亚洲最先进的医学中心、世界上最出类拔萃的医学院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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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观主义者会说，学校成立之初创建者的远大理想现已付诸东流。而乐观主义者会说，它培养了那么多医学家、管理者、医生和护士，为西医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基础，是对创建者4 500万美元巨额投资的绵延不断、跨越时空阻隔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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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国外学者在研究协和历史时，写下过这么一段话：协和“留下的各种纷繁的表象，表现了这个机构不断出现的模糊性。如同万花筒中的景致，不停地聚合分散。从无私到伪善，从参与到孤立，从利他主义到家长作风，一切取决于观察者的视角。矛盾中有永恒，也有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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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是一个彼时彼地诸事凝结而成的传奇，是历史的大河恰好流经某处，人、财、理念、历史时机等各种力量交织塑形之下涌起的独特波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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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家长式疼爱协和的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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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协和得以成立和坚持的一群人之中，洛克菲勒二世是最突出的一位。他一直是“协和事业”的忠实鼓吹者，一名家长般疼爱、偏爱协和的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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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建造一所如协和这样的现代化医学院，是一件连《纽约时报》都会追踪报道的重大项目。作为洛克菲勒基金会第一任主席、洛氏驻华医社主席，他密切参与了“协和项目”的所有决策：从“中国会议”到派出考察团、在北京购置地产、放弃上海的地产，到建筑师的选择及批准令人震撼的建筑风格，为逐步升级的建造费用辩论，挑选第一任协和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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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的中国之行，他有着双重身份——标准石油公司的继承人及第一位全球慈善家，“我父亲和我很高兴有幸帮助这个伟大的国家建立商业。把我和中国联结起来的第二条纽带，就是人道的或慈善的纽带”。由于最初他参与了诸多与协和有关的决策，对协和的认同感伴随了洛克菲勒二世的一生。在1921年的协和开幕典礼上，他怀着一种“家长式”的感情把协和称为“婴儿”。他打造了并支持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中国的事业长达50年之久，几乎主导了基金会对中国投入的整体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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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的中国之旅中，他在北京两周中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考察新建的协和，讨论协和的预算。由基金会独家资助在中国建立一所卓越的医学院，这是基金会当时最大的国际承诺，仅次于对美国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和芝加哥大学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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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在早期，盖茨确实为中国医学项目带来了新理念，但在中国的工作还未开展，盖茨就疏远了这个项目，留下洛克菲勒二世成为基金会圈子中最主要的“中国鼓吹者”。1917年，盖茨从洛氏驻华医社辞职，他觉得传教士被排挤、北京协和医学院的设计过于复杂。到了1927年，他甚至完全反对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中国的项目，反对将可用来资助5所医学院的钱全部用于中国的一所北京协和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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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后来，洛克菲勒二世既非洛氏驻华医社成员，也不是协和医学院的董事，但只要涉及协和或中国的问题，他的意见都会由继任的洛克菲勒三世转达。洛克菲勒二世留在那些文件上的笔迹，表明了他对这些事务的持续关注。在洛克菲勒三世进入基金会后，如果感觉关于中国方面的某个问题需要解决，会略作总结，然后请父亲写给当事人。洛克菲勒二世给顾临的信，给胡恒德的信都展现出了这样的沟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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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的协和复校预算讨论会，此时已70多岁的洛克菲勒二世的参与，相当引人注目，尤其是他还负责着其他项目，比如修复威廉斯堡、修建洛克菲勒中心。除了基金会给中国的捐赠，洛克菲勒二世个人还捐了大约1 000万美元给其他与中国有关的项目。基金会从来没有给美国之外的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提供过如此慷慨的捐赠。到1950年止，相比于给中国的5 400万美元的捐赠（其中4 500万美元给了协和），给排在第二位的英国的资助还不到1 000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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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用出于经济或文化的帝国主义目的，并不能解释洛克菲勒对中国的兴趣。它是洛克菲勒一家对中国商业、文化和宗教兴趣的复杂混合。在这背后，是一整个时代背景，我们有时也称之为“历史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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