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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在医院和医学院之外的那个世界，也在飞速变化。价值观的更替与医生这个职业的最初定位，开始出现了错位。世界的膨胀和变化，还挑战着人们对传统的认识。这时的医学技术平台，也已几乎可以对所有希望接近的业内人士开放。各家医学院或是医院的人，都可以接触最先进的学术会议、最新的学术进展，和世界一流的专家交谈、切磋。确切地说，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单独一家医院在技术上全面地独领风骚，已完全不可能。在中国，按照目前的医疗系统安排，有综合，有专科。当初由协和调出去的专家去领导、建设的专科医院，在技术上，注定会超过协和现在的那个专业科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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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除了技术因素，医学还有另外的意义。这“另外的意义”，就是为医之道，就是医学中的人性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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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百年之间，医学技术在进步，“今日的技术，已经成了一个独立的巨人”。它在成长和壮大，攫取了人们的注意力，带来了一场全球范围的、统一而有计划的大开发，这场开发产生了经济利润，展示的是人类生活中一个全新的领域。人们折服于技术的魔力，似乎再也不能控制那源自更深层本质的东西了。可是，技术给人类造成的影响仍然不清晰。广泛开展的无休止的技术变革，使得人们在狂喜、迷乱之间，“在最难以置信和最原始的无助之间徘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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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医学来说，在医学技术与医学面对的人性之间，一开始是拉开了距离，后来变成了鸿沟，进而产生了一些副作用。比如，医疗的形象变得负面化了，医生的从业自豪感和自主动力在一日日降低。又比如，专业化和技术化削弱了医生与病人的感情交流，大众对技术的狂热吹捧、对医疗技术高费用又加以无情的贬低，这两者矛盾、混乱地交织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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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医生这个职业，还被无奈地赋予了更多的关系和更庞杂的内容。比起100年前，这个职业离科技更近，离人性更远；离专门更近，离整体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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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深入到医生这个群体来看，他们之间的关系，百年流转中也在演变。从前老少间“传、帮、带”的关系可以很浓厚、亲密无间，可以像一个大家庭、一个专业团体，大家信奉同一种价值观，追求同一种目标。在今日，医生们已经不像从前那么关心本专业的传承和未来。一方面是，自己跟本专业的传承和未来究竟有什么关系？回答这个问题时，已经没有从前“老协和时代”那么多的责任和主动。另一方面是，如果老师想“传、帮、带”，这部分如何计算、评估、尊重他们的付出？年轻一代又会怎么看待老师的付出、苦心、价值观？像“老协和”那样曾经以“无以复加”的严厉、精雕细刻、言传身教为特点的“导师制”，是否能生存于今日的土壤，已经是一个问题。端详“导师制”的导师和学生这两个方面，都会发现今日它们之间的格局已不比从前，在今日的运转必将不如当年那样顺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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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一百多年前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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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与医学的演变有关，也与社会的演变有关，更与中国这样一个百年间价值观几度翻转、剧变的事实有关。在巴金辞世时，曾有文章这么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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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走了，中国文学一个时代最后的象征也随之终结。上个世纪30年代就基本建立起来的“巴、老、茅、曹”并称的中国现代文学文豪时代曲终人散，也给当今文坛、读者留下了一片无文豪、巨匠相伴的空寂和青涩……天空已无巨星的光耀、灵翅的扇动。在无尽的追思和缅怀中，中国文坛就这样走进了一个“文豪后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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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感慨，读来发人深思。因为它说的，不仅是某一个领域里的故事。最起码在医学，也面临着相同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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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曾经的名声和耀眼光芒，确实是因为从这里走出了一连串可以让同行、老百姓记住的名字，人们把他们叫作“医圣”“医学家”或者“名医”。他们除了精湛技艺，即技术上的杰出之外，还有一点也不该忽略——为医、做人的精神。他们为病人而生，在病人床边工作，向病人学习，以诊治病人为幸福，还有着探究未知的持续动力。他们愿意“做一辈子的值班医生”，“给病人开出的第一张处方是关爱”。那时的医生，成天泡在病房里，像铁屑被磁石吸引着。当病人终于康复，得到的是一种“爱情爆发般的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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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现在，他们曾经站过的这块高地上，却已归于寂寥。大师终会陨落，在一个信仰飘零的时代，医学界同样处于自己难以解脱的尴尬境地：医生们难以参与医疗政策，病人和医生之间变形扭曲的不信任关系，医生的收入没有透明的高薪保障，医生职业的辛酸，信仰缺失，幸福感低下……在新的时代、新的体系下，需要创造出新的系统来评价医生这个职业。只是，目前一切还未定型，一切还需医学界年轻人持久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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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100多年前洛克菲勒基金会考察团的报告，对今日仍有警示作用。考察团注意到：如同在美国一样，西医在当时的中国也在迅速商业化。韦尔奇在报告中这么写：“西方医学现在对中国人有巨大的吸引力，它几乎成为一种风尚。对西医大夫的大量需求，使得这些人很快就能发财致富，反过来又刺激了更快更多地‘制造’医生的现象，结果很多人都成了庸医。对很多学校来说诱惑就是，吸收大量不合格的学生，并让他们在最短的时间内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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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20世纪初医学教育改革的先驱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这位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毕业生全面调查了当时全美的高等教育，尖锐地指出了其弊病，打破了一个旧世界，建立了一个美国医学教育的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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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100多年前的“Flexner报告”也显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并非完美。比如，临床专业的教授们，由于他们个人的医术和约翰·霍普金斯的名望，各地有钱人慕名而来，大量出诊使得这些教授应接不暇，更多地在满足院外病人的需求，有的教授甚至开办了私人医院，收取高额费用。这些教授们没有时间潜心教学和科研，与基础教学的教授们相比，他们对医学科学的贡献甚少，反而在课堂上刺激了学生的贪婪，而非对科学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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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教授的首要目的是在校外行医来尽可能多地赚钱，那医学院就不可能讲授科学医学。若一个老师的目的是这样的话，他很可能对工作心不在焉，学生虽然想学习并投入到图书馆和资料中，却得不到任何鼓励。在这样的学校，是不会有科学机制的。”盖茨当时如此评价道。他还说：“医学几乎没有希望成为一门科学，除非它得到资助，除非有能力的人能够靠着充裕的工资而完全从行医中脱身出来，心无旁骛地投入到医学研究中来。”100年前的这段话放在今天仍然适用，似乎并不需要改变其时代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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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初，美国医学界凭借科学知识和高标准获得了“社会特权、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力”的权威地位，精英风格成为其社会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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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的中国医学界，单纯的拥有临床功底、行医水平、科研水平已不足够。在这背后的商业力量，使得脱颖而出、能攀到金字塔尖并拥有话语权的，是一些带有更强名利动机的医生，能够更好地将以上几种力量熟练地综合运用的医生。曾经的“老协和式”的医生，将可能在这样的医学氛围中，淹没于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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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医余韵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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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宁教授在1956年毕业于协和，此后她的全部生活一直与协和有关。她的父母都是协和医学院的毕业生，深信生在乱世“不为良相，便为良医”。曾经担任过中华医学会心血管分会主委的吴宁，到了晚年说自己其实资质平平，但她这席话却发人深省：“医学其实是一门不需要太聪明的人来干的工作，只需像我这样资质平平，但绝对是踏踏实实、勤奋肯干肯吃苦的人，它要求必须踏实地练好基本功，一步一个脚印。说到底，医学最终是为病人服务的，是为了切实给病人解决病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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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我们当时，起码知道自己在做医生这一行，是在干什么。我是医生，是在给病人看病。现在动不动就必须得搞科研，搞高、精、尖的课题，必须和基因什么的沾上点边。搞着搞着，可能偏离了医学最初、最朴素的目的，一些医生可能会看不起听诊器，忽略了最基本的——为病人治病。我们那时上医学院，将来要做什么？是要做临床家，而临床家，才是病人真正需要的。我们那时碰到的协和上级大夫，就在用自己的言行时刻无声地教育着我们，怎么去做一个好医生。像张孝骞这样的名医，到了80岁时，仍然自谦，说自己没有资格写书，永远在学习，对病人的病情永远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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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良医”的定义，还不止技术和品德这么简单。也许吴英恺在多年前强调“良医”有多重要时，未能预见到在今天的医疗世界中，医生需要承担多大的压力。杨秀玉有一次看特需门诊，一个外地患者由于婚后多年不孕，四处求医，在以赢利为目的的私立医院花了20多万元。那些医院态度倒是很好，左查右查。杨秀玉看完病人说，你没有什么毛病，就是内分泌失调，建议先看看内分泌。病人听后破口大骂，挂了一个300元的专家号，非得现场解决问题，非得看出点毛病来。当时杨秀玉很委屈，但后来想，既然当年选择了这条道路，那么也只有像她的前辈一样勇于担当，这样才能无愧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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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的一天，协和医院的第一例绒癌脑转移开颅手术。那天傍晚，杨秀玉已经上了班车准备回家，急诊护士跑来，告诉她来了一位重症病人，在当地已确诊是绒癌。杨秀玉跑到急诊部。当时，病人因脑转移、脑水肿而处于昏迷状态。杨秀玉当即告诉病人家属，必须要开颅减压才有望争取时间获得治疗时机。病人母亲问杨秀玉：“如果是你的女儿呢？”杨秀玉说：“是我的女儿我也会这么做，否则发生脑疝就无法挽回了。”“那么开颅一定有救吗？”病人母亲又问。一般情况下，医生不愿回答这个问题，回答就意味着承担责任和风险，毕竟在此之前没有先例。杨秀玉对家属说：“绒癌的晚期治愈率有50%，如果不死于脑疝，应该有希望。”那一夜，杨秀玉和做手术的教授一起留在医院，等着手术结果。病人后来不仅痊愈，还生了个女孩。作为第一例脑转移开颅手术且彻底康复的患者，这位病人为自己感到幸运，因为她遇到了良医。只要有人问这位病人：“什么叫好医生？”她会说：“一个好医生，仅有水平是不够的，还得愿意承担一定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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