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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中央电视台一期《大家》节目里，嘉宾是协和妇产科主任郎景和。这期的题目是“一个医生的哲学”，郎景和在1964年从白求恩医科大学毕业，来到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写有《妇科手术笔记》。在节目里，他自言“看去温文尔雅，却是开刀匠人，每天看病、查房，做手术最开心，不知疲倦”。他对医学精神的领悟、他的人文关怀理念，是今日中国医学领域少见的风景。在他的《妇科手术笔记》中有一节，说的是“外科医生的哲学理念和人文修养”，分为三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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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哲学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总和，是分析问题的智慧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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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文修养是医生的基本修养，因为医学的本质是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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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做一个德技双馨、文武兼备的外科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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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专业知识以外……文学可以弥补医生人生经历之不足，增加对人与社会的体察；艺术可以激发人的想象、心境的和谐、美的熏陶；伦理与法律给我们划出各种关系、语言与行为的界定。我们还应该学习一点历史，特别是医学史，我们会从《革命医生》中，体会到塞麦尔维斯（Semmelweiss）的敏锐和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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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看来，当医生有了丰厚的哲学与人文底蕴的时候，便会有一种升华的感觉。“这时，再追寻与反思医学或外科的目的，则不难理解治疗（包括手术），显然并不总是意味着治疗某种疾病，而是帮助患者恢复个人的精神心理与生理身体的完整性；医患关系，也不意味着我们只注重疾病过程，更应该考虑病人的体验和意愿”，这样才能将自己“塑造”成为真正的外科医生。这段话让人想起奥斯勒的一名学生，在1939年曾警示医学界中“科学的满足”正在取代“人类的满足”，倡导应把病人作为一个人来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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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孝骞去世时，协和医院曾写了一对很长的挽联，试图概括他的一生，不知是否也在缅怀一个“医圣”时代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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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泰斗，“湘雅”轩辕，鞠躬尽瘁，作丝为茧，待患似母，兢兢解疑难。“戒慎恐惧”座右铭，严谨诚爱为奉献，公德堪无量，丰碑柱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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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乱西迁，浩劫逢难，含辛茹苦，吐哺犹鹃，视学如子，谆谆无厌倦。惨淡实践出真知，血汗经验胜鸿篇。桃李满天下，千秋有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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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协和曾经培养的医学大家相继离去，留下一道道伤口，甚至是发炎的伤口。他们的每一次离去，都是不可再复制的记忆。像张孝骞这样的内科通才，在今日的技术条件限制下，几乎不可能再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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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时代已去，良医尚可期待。一位能将医术、关注“整全的人”融合在一起的“良医”，可能是今日协和尚可能存在的示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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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医事（协和百年纪念版） 新时代的大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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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每年的秋天，都会有一批年轻的医学生跨进医学院大门。一些是怀着悬壶济世的理想，一些则是肩负着家族里出位医生的期望，另外一些对医学则有着模糊不清的了解和期待。他的高考分数不错，他天真，有一点理想主义，有一点清高和特立独行，否则他就会去学其他可以更赚钱的专业。当然，因为医生这个职业在今天中国的生存困境，使得它不再是吸引无数优秀学生奋力前往的热点，有时会出现不得不降低分数线以招全学生名额的尴尬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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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的中国医学院在如何办学，似乎从来就没有成为热门话题。虽然几乎全社会的人，一生中都会和“医院”“医生”打交道。人们似乎更关心的是诸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这样的学校。那些把孩子送往这些中国最高等学府的父母，也许会在书店里买本《过去的大学》《逝去的大学》或是《北大往事》。但是那些把孩子送往医学院的父母，除了对孩子未来从事的职业带来的安全感有所期待之外，并不确切地知道自己的子女将如何度过大学岁月。家长们最清楚的一点莫过于：孩子日后将学会看病、开刀，将会成为医生或者护士，家里看病也有了熟人，不用求人。即便是孩子考入协和医大，家长也多半如是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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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一位哈佛医学教授的说法，一位医学生在医学院里应该完成5个方面的成长：知识的增加、躯体的成长、情感的成熟、社会判断和道德操守的提高。但在中国，全社会对高等医学教育的问题，很少给予关注，但却对从这里培养出来的医生质量，寄予了过高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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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一条满足学位需求的生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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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的高等医学教育，也许思考、总结得最多的还是协和。这思考，从100多年前洛克菲勒基金会派往中国的三次考察团就开始了。那些关于中国的医学报告，今天读来依然有意义。第二次复校时，学校曾将老协和毕业的专家召集在一起，总结了《旧协和教学经验总结》，将好经验纳入新校规划，力避旧协和教学中的缺点。到了新时代，协和的重建以及“高校大合并”，也一直充满了争议，那些在争议中提出的问题起码显示了：来自协和民间的医学教育思考，仍未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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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00年历史中，协和曾用过很多中文名字：北京协和医学院、北平协和医学院、中国医科大学、中国首都医科大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等，除了难能可贵的生存延续之外，难以坚持的是一贯的大学精神。有位美国医学教育专家杰拉尔德·拉扎勒斯（Gerald S. Lazarus），中国人亲切地称他为“老拉”，曾写过一篇《一个美国专家眼中的中国医学教育》。他曾是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客座教授，有着30多年的医学教育经验，和中国70多家医院交流过医院管理的经验，到医学院探讨中国医学教育的方向。他认为，中国医学教育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中国的医学教育着重记忆知识，不重视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能力与知识之间存在距离；二是，中国医学生的人文修养缺失，医学生直接从高中考入医学院，单一的教育背景，从“医”而终，爱好寡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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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仅是医学院，几乎所有的中国大学在今天都沦为了“一条满足社会学位需求的生产线”。在医学生的大学生活中，只图考试过关，从应试角度出发，去判断哪些知识值不值得学习。读书阶段被看作一段职业生涯开始之前的漫漫长夜、痛苦煎熬。这段熬过去，自己便掌握了脱离苦海的舟楫。医学生们更愿意“死记硬背”那些据说是有用的知识，教育不再是对个人的全面塑造。即便是那些获得“博士学位”的学生中，也有一些也许从未超越过机械记忆的境界。他们有的尽管有百科全书一般的渊博知识，但却从未真正感受到一种作为医生的精神劳作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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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医疗的科学和艺术之间找到平衡点，是今日医学院教学面临的新挑战。中国医学生过早地接受“专才教育”，而非“通才教育”，将更容易过度地强调医学的科学因素，也更容易忽略医学的人性关怀与悲悯。奥斯勒极力主张，医生的教育重医术的养成，但由于医学知识的有限，应辅以人文的修养。人文修养有如酵母，可以催化医疗的关怀、同情心。“在一根树枝生出的两串果实，就如医学的人道与科学，必须互相补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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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今日的综合大学多么崇尚“膨胀”，将各种研究所和学院收罗旗下，包括将医学院收罗旗下，多数仍然没有能够在自己的校园内密切地关注自然知识与人文知识的整体感，并使这种整体感不断地在校园得到再生。如果没有能够达到这两点，那么收罗医学院于旗下，则只是“身在形不在”。而一所真正的大学，可以成为精神生活和技术相互对话的场所，可以激活技术以及来自技术的困惑，创造一种整体感。技术的世界将会变得更深刻，它的自我肯定和局限，它的过分乐观和悲剧性的失望，都将被放置在更深刻的背景之下进行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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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夫在医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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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协和医科大学的学生，曾记录了与来协和交流的几位哈佛大学医学院及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医学院医学生接触后的感想，提到两个重要问题：知识和能力的转化，人文修养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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