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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医余韵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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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宁教授在1956年毕业于协和，此后她的全部生活一直与协和有关。她的父母都是协和医学院的毕业生，深信生在乱世“不为良相，便为良医”。曾经担任过中华医学会心血管分会主委的吴宁，到了晚年说自己其实资质平平，但她这席话却发人深省：“医学其实是一门不需要太聪明的人来干的工作，只需像我这样资质平平，但绝对是踏踏实实、勤奋肯干肯吃苦的人，它要求必须踏实地练好基本功，一步一个脚印。说到底，医学最终是为病人服务的，是为了切实给病人解决病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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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我们当时，起码知道自己在做医生这一行，是在干什么。我是医生，是在给病人看病。现在动不动就必须得搞科研，搞高、精、尖的课题，必须和基因什么的沾上点边。搞着搞着，可能偏离了医学最初、最朴素的目的，一些医生可能会看不起听诊器，忽略了最基本的——为病人治病。我们那时上医学院，将来要做什么？是要做临床家，而临床家，才是病人真正需要的。我们那时碰到的协和上级大夫，就在用自己的言行时刻无声地教育着我们，怎么去做一个好医生。像张孝骞这样的名医，到了80岁时，仍然自谦，说自己没有资格写书，永远在学习，对病人的病情永远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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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良医”的定义，还不止技术和品德这么简单。也许吴英恺在多年前强调“良医”有多重要时，未能预见到在今天的医疗世界中，医生需要承担多大的压力。杨秀玉有一次看特需门诊，一个外地患者由于婚后多年不孕，四处求医，在以赢利为目的的私立医院花了20多万元。那些医院态度倒是很好，左查右查。杨秀玉看完病人说，你没有什么毛病，就是内分泌失调，建议先看看内分泌。病人听后破口大骂，挂了一个300元的专家号，非得现场解决问题，非得看出点毛病来。当时杨秀玉很委屈，但后来想，既然当年选择了这条道路，那么也只有像她的前辈一样勇于担当，这样才能无愧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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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的一天，协和医院的第一例绒癌脑转移开颅手术。那天傍晚，杨秀玉已经上了班车准备回家，急诊护士跑来，告诉她来了一位重症病人，在当地已确诊是绒癌。杨秀玉跑到急诊部。当时，病人因脑转移、脑水肿而处于昏迷状态。杨秀玉当即告诉病人家属，必须要开颅减压才有望争取时间获得治疗时机。病人母亲问杨秀玉：“如果是你的女儿呢？”杨秀玉说：“是我的女儿我也会这么做，否则发生脑疝就无法挽回了。”“那么开颅一定有救吗？”病人母亲又问。一般情况下，医生不愿回答这个问题，回答就意味着承担责任和风险，毕竟在此之前没有先例。杨秀玉对家属说：“绒癌的晚期治愈率有50%，如果不死于脑疝，应该有希望。”那一夜，杨秀玉和做手术的教授一起留在医院，等着手术结果。病人后来不仅痊愈，还生了个女孩。作为第一例脑转移开颅手术且彻底康复的患者，这位病人为自己感到幸运，因为她遇到了良医。只要有人问这位病人：“什么叫好医生？”她会说：“一个好医生，仅有水平是不够的，还得愿意承担一定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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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中央电视台一期《大家》节目里，嘉宾是协和妇产科主任郎景和。这期的题目是“一个医生的哲学”，郎景和在1964年从白求恩医科大学毕业，来到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写有《妇科手术笔记》。在节目里，他自言“看去温文尔雅，却是开刀匠人，每天看病、查房，做手术最开心，不知疲倦”。他对医学精神的领悟、他的人文关怀理念，是今日中国医学领域少见的风景。在他的《妇科手术笔记》中有一节，说的是“外科医生的哲学理念和人文修养”，分为三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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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哲学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总和，是分析问题的智慧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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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文修养是医生的基本修养，因为医学的本质是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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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做一个德技双馨、文武兼备的外科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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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专业知识以外……文学可以弥补医生人生经历之不足，增加对人与社会的体察；艺术可以激发人的想象、心境的和谐、美的熏陶；伦理与法律给我们划出各种关系、语言与行为的界定。我们还应该学习一点历史，特别是医学史，我们会从《革命医生》中，体会到塞麦尔维斯（Semmelweiss）的敏锐和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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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看来，当医生有了丰厚的哲学与人文底蕴的时候，便会有一种升华的感觉。“这时，再追寻与反思医学或外科的目的，则不难理解治疗（包括手术），显然并不总是意味着治疗某种疾病，而是帮助患者恢复个人的精神心理与生理身体的完整性；医患关系，也不意味着我们只注重疾病过程，更应该考虑病人的体验和意愿”，这样才能将自己“塑造”成为真正的外科医生。这段话让人想起奥斯勒的一名学生，在1939年曾警示医学界中“科学的满足”正在取代“人类的满足”，倡导应把病人作为一个人来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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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孝骞去世时，协和医院曾写了一对很长的挽联，试图概括他的一生，不知是否也在缅怀一个“医圣”时代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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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泰斗，“湘雅”轩辕，鞠躬尽瘁，作丝为茧，待患似母，兢兢解疑难。“戒慎恐惧”座右铭，严谨诚爱为奉献，公德堪无量，丰碑柱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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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乱西迁，浩劫逢难，含辛茹苦，吐哺犹鹃，视学如子，谆谆无厌倦。惨淡实践出真知，血汗经验胜鸿篇。桃李满天下，千秋有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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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协和曾经培养的医学大家相继离去，留下一道道伤口，甚至是发炎的伤口。他们的每一次离去，都是不可再复制的记忆。像张孝骞这样的内科通才，在今日的技术条件限制下，几乎不可能再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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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时代已去，良医尚可期待。一位能将医术、关注“整全的人”融合在一起的“良医”，可能是今日协和尚可能存在的示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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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医事（协和百年纪念版） 新时代的大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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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每年的秋天，都会有一批年轻的医学生跨进医学院大门。一些是怀着悬壶济世的理想，一些则是肩负着家族里出位医生的期望，另外一些对医学则有着模糊不清的了解和期待。他的高考分数不错，他天真，有一点理想主义，有一点清高和特立独行，否则他就会去学其他可以更赚钱的专业。当然，因为医生这个职业在今天中国的生存困境，使得它不再是吸引无数优秀学生奋力前往的热点，有时会出现不得不降低分数线以招全学生名额的尴尬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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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的中国医学院在如何办学，似乎从来就没有成为热门话题。虽然几乎全社会的人，一生中都会和“医院”“医生”打交道。人们似乎更关心的是诸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这样的学校。那些把孩子送往这些中国最高等学府的父母，也许会在书店里买本《过去的大学》《逝去的大学》或是《北大往事》。但是那些把孩子送往医学院的父母，除了对孩子未来从事的职业带来的安全感有所期待之外，并不确切地知道自己的子女将如何度过大学岁月。家长们最清楚的一点莫过于：孩子日后将学会看病、开刀，将会成为医生或者护士，家里看病也有了熟人，不用求人。即便是孩子考入协和医大，家长也多半如是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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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一位哈佛医学教授的说法，一位医学生在医学院里应该完成5个方面的成长：知识的增加、躯体的成长、情感的成熟、社会判断和道德操守的提高。但在中国，全社会对高等医学教育的问题，很少给予关注，但却对从这里培养出来的医生质量，寄予了过高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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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一条满足学位需求的生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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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的高等医学教育，也许思考、总结得最多的还是协和。这思考，从100多年前洛克菲勒基金会派往中国的三次考察团就开始了。那些关于中国的医学报告，今天读来依然有意义。第二次复校时，学校曾将老协和毕业的专家召集在一起，总结了《旧协和教学经验总结》，将好经验纳入新校规划，力避旧协和教学中的缺点。到了新时代，协和的重建以及“高校大合并”，也一直充满了争议，那些在争议中提出的问题起码显示了：来自协和民间的医学教育思考，仍未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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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00年历史中，协和曾用过很多中文名字：北京协和医学院、北平协和医学院、中国医科大学、中国首都医科大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等，除了难能可贵的生存延续之外，难以坚持的是一贯的大学精神。有位美国医学教育专家杰拉尔德·拉扎勒斯（Gerald S. Lazarus），中国人亲切地称他为“老拉”，曾写过一篇《一个美国专家眼中的中国医学教育》。他曾是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客座教授，有着30多年的医学教育经验，和中国70多家医院交流过医院管理的经验，到医学院探讨中国医学教育的方向。他认为，中国医学教育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中国的医学教育着重记忆知识，不重视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能力与知识之间存在距离；二是，中国医学生的人文修养缺失，医学生直接从高中考入医学院，单一的教育背景，从“医”而终，爱好寡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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