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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到后来,协和独具的4个优越条件——办学资金、办学理念、师资人才、学生生源,逐渐都失去了当年显著的优势。按照老教育长章央芬的说法:在20世纪80年代,医科院、协和医大合二为一的领导机制,使得协和医大的管理落后。中国其他一些医学院校却珍视了这一大好时机,加强自己的师资队伍,增办新专业,扩建校舍,更新教学设备,教学科研大发展。相比之下,协和医大有“奄奄一息”之感。100年前,协和的创建是创新的产物,来自美国医学教育的改革理念在中国扎根,堪称先进;100年后,协和并未能顺应时代,敏锐地捕捉全球医学界变化,用灵活的机制继续引导中国医学教育的潮流,相反,它过多受传统所困,面露陈旧之相。而这期间,美国的医学教育在面对新问题时,已开始了如“新路径”(New Pathway)这样的尝试,开始反思“Flexner报告”之后一个世纪的美国医学教育,已产生关注“教学过程”“教学结果”的新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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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霍普金斯四巨人(前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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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前这个时代,已不适合巨匠的产生。回望协和1929届和1933届部分毕业生在1979年合影,那时他们已是医学大家。钟惠澜(左一)、荣独山(左四)、林巧稚(左六)、陈志潜(左七)、施锡恩(左八)、林元英(左十,以上为1929届);邓家栋(左五)与黄家驷(左九,以上为1933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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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在医院和医学院之外的那个世界,也在飞速变化。价值观的更替与医生这个职业的最初定位,开始出现了错位。世界的膨胀和变化,还挑战着人们对传统的认识。这时的医学技术平台,也已几乎可以对所有希望接近的业内人士开放。各家医学院或是医院的人,都可以接触最先进的学术会议、最新的学术进展,和世界一流的专家交谈、切磋。确切地说,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单独一家医院在技术上全面地独领风骚,已完全不可能。在中国,按照目前的医疗系统安排,有综合,有专科。当初由协和调出去的专家去领导、建设的专科医院,在技术上,注定会超过协和现在的那个专业科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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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除了技术因素,医学还有另外的意义。这“另外的意义”,就是为医之道,就是医学中的人性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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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百年之间,医学技术在进步,“今日的技术,已经成了一个独立的巨人”。它在成长和壮大,攫取了人们的注意力,带来了一场全球范围的、统一而有计划的大开发,这场开发产生了经济利润,展示的是人类生活中一个全新的领域。人们折服于技术的魔力,似乎再也不能控制那源自更深层本质的东西了。可是,技术给人类造成的影响仍然不清晰。广泛开展的无休止的技术变革,使得人们在狂喜、迷乱之间,“在最难以置信和最原始的无助之间徘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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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医学来说,在医学技术与医学面对的人性之间,一开始是拉开了距离,后来变成了鸿沟,进而产生了一些副作用。比如,医疗的形象变得负面化了,医生的从业自豪感和自主动力在一日日降低。又比如,专业化和技术化削弱了医生与病人的感情交流,大众对技术的狂热吹捧、对医疗技术高费用又加以无情的贬低,这两者矛盾、混乱地交织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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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医生这个职业,还被无奈地赋予了更多的关系和更庞杂的内容。比起100年前,这个职业离科技更近,离人性更远;离专门更近,离整体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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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深入到医生这个群体来看,他们之间的关系,百年流转中也在演变。从前老少间“传、帮、带”的关系可以很浓厚、亲密无间,可以像一个大家庭、一个专业团体,大家信奉同一种价值观,追求同一种目标。在今日,医生们已经不像从前那么关心本专业的传承和未来。一方面是,自己跟本专业的传承和未来究竟有什么关系?回答这个问题时,已经没有从前“老协和时代”那么多的责任和主动。另一方面是,如果老师想“传、帮、带”,这部分如何计算、评估、尊重他们的付出?年轻一代又会怎么看待老师的付出、苦心、价值观?像“老协和”那样曾经以“无以复加”的严厉、精雕细刻、言传身教为特点的“导师制”,是否能生存于今日的土壤,已经是一个问题。端详“导师制”的导师和学生这两个方面,都会发现今日它们之间的格局已不比从前,在今日的运转必将不如当年那样顺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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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一百多年前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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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与医学的演变有关,也与社会的演变有关,更与中国这样一个百年间价值观几度翻转、剧变的事实有关。在巴金辞世时,曾有文章这么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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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走了,中国文学一个时代最后的象征也随之终结。上个世纪30年代就基本建立起来的“巴、老、茅、曹”并称的中国现代文学文豪时代曲终人散,也给当今文坛、读者留下了一片无文豪、巨匠相伴的空寂和青涩……天空已无巨星的光耀、灵翅的扇动。在无尽的追思和缅怀中,中国文坛就这样走进了一个“文豪后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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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感慨,读来发人深思。因为它说的,不仅是某一个领域里的故事。最起码在医学,也面临着相同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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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曾经的名声和耀眼光芒,确实是因为从这里走出了一连串可以让同行、老百姓记住的名字,人们把他们叫作“医圣”“医学家”或者“名医”。他们除了精湛技艺,即技术上的杰出之外,还有一点也不该忽略——为医、做人的精神。他们为病人而生,在病人床边工作,向病人学习,以诊治病人为幸福,还有着探究未知的持续动力。他们愿意“做一辈子的值班医生”,“给病人开出的第一张处方是关爱”。那时的医生,成天泡在病房里,像铁屑被磁石吸引着。当病人终于康复,得到的是一种“爱情爆发般的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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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现在,他们曾经站过的这块高地上,却已归于寂寥。大师终会陨落,在一个信仰飘零的时代,医学界同样处于自己难以解脱的尴尬境地:医生们难以参与医疗政策,病人和医生之间变形扭曲的不信任关系,医生的收入没有透明的高薪保障,医生职业的辛酸,信仰缺失,幸福感低下……在新的时代、新的体系下,需要创造出新的系统来评价医生这个职业。只是,目前一切还未定型,一切还需医学界年轻人持久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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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100多年前洛克菲勒基金会考察团的报告,对今日仍有警示作用。考察团注意到:如同在美国一样,西医在当时的中国也在迅速商业化。韦尔奇在报告中这么写:“西方医学现在对中国人有巨大的吸引力,它几乎成为一种风尚。对西医大夫的大量需求,使得这些人很快就能发财致富,反过来又刺激了更快更多地‘制造’医生的现象,结果很多人都成了庸医。对很多学校来说诱惑就是,吸收大量不合格的学生,并让他们在最短的时间内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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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20世纪初医学教育改革的先驱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这位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毕业生全面调查了当时全美的高等教育,尖锐地指出了其弊病,打破了一个旧世界,建立了一个美国医学教育的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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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100多年前的“Flexner报告”也显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并非完美。比如,临床专业的教授们,由于他们个人的医术和约翰·霍普金斯的名望,各地有钱人慕名而来,大量出诊使得这些教授应接不暇,更多地在满足院外病人的需求,有的教授甚至开办了私人医院,收取高额费用。这些教授们没有时间潜心教学和科研,与基础教学的教授们相比,他们对医学科学的贡献甚少,反而在课堂上刺激了学生的贪婪,而非对科学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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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教授的首要目的是在校外行医来尽可能多地赚钱,那医学院就不可能讲授科学医学。若一个老师的目的是这样的话,他很可能对工作心不在焉,学生虽然想学习并投入到图书馆和资料中,却得不到任何鼓励。在这样的学校,是不会有科学机制的。”盖茨当时如此评价道。他还说:“医学几乎没有希望成为一门科学,除非它得到资助,除非有能力的人能够靠着充裕的工资而完全从行医中脱身出来,心无旁骛地投入到医学研究中来。”100年前的这段话放在今天仍然适用,似乎并不需要改变其时代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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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初,美国医学界凭借科学知识和高标准获得了“社会特权、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力”的权威地位,精英风格成为其社会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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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的中国医学界,单纯的拥有临床功底、行医水平、科研水平已不足够。在这背后的商业力量,使得脱颖而出、能攀到金字塔尖并拥有话语权的,是一些带有更强名利动机的医生,能够更好地将以上几种力量熟练地综合运用的医生。曾经的“老协和式”的医生,将可能在这样的医学氛围中,淹没于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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