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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到后来，协和独具的4个优越条件——办学资金、办学理念、师资人才、学生生源，逐渐都失去了当年显著的优势。按照老教育长章央芬的说法：在20世纪80年代，医科院、协和医大合二为一的领导机制，使得协和医大的管理落后。中国其他一些医学院校却珍视了这一大好时机，加强自己的师资队伍，增办新专业，扩建校舍，更新教学设备，教学科研大发展。相比之下，协和医大有“奄奄一息”之感。100年前，协和的创建是创新的产物，来自美国医学教育的改革理念在中国扎根，堪称先进；100年后，协和并未能顺应时代，敏锐地捕捉全球医学界变化，用灵活的机制继续引导中国医学教育的潮流，相反，它过多受传统所困，面露陈旧之相。而这期间，美国的医学教育在面对新问题时，已开始了如“新路径”（New Pathway）这样的尝试，开始反思“Flexner报告”之后一个世纪的美国医学教育，已产生关注“教学过程”“教学结果”的新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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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霍普金斯四巨人（前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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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前这个时代，已不适合巨匠的产生。回望协和1929届和1933届部分毕业生在1979年合影，那时他们已是医学大家。钟惠澜（左一）、荣独山（左四）、林巧稚（左六）、陈志潜（左七）、施锡恩（左八）、林元英（左十，以上为1929届）；邓家栋（左五）与黄家驷（左九，以上为1933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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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在医院和医学院之外的那个世界，也在飞速变化。价值观的更替与医生这个职业的最初定位，开始出现了错位。世界的膨胀和变化，还挑战着人们对传统的认识。这时的医学技术平台，也已几乎可以对所有希望接近的业内人士开放。各家医学院或是医院的人，都可以接触最先进的学术会议、最新的学术进展，和世界一流的专家交谈、切磋。确切地说，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单独一家医院在技术上全面地独领风骚，已完全不可能。在中国，按照目前的医疗系统安排，有综合，有专科。当初由协和调出去的专家去领导、建设的专科医院，在技术上，注定会超过协和现在的那个专业科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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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除了技术因素，医学还有另外的意义。这“另外的意义”，就是为医之道，就是医学中的人性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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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百年之间，医学技术在进步，“今日的技术，已经成了一个独立的巨人”。它在成长和壮大，攫取了人们的注意力，带来了一场全球范围的、统一而有计划的大开发，这场开发产生了经济利润，展示的是人类生活中一个全新的领域。人们折服于技术的魔力，似乎再也不能控制那源自更深层本质的东西了。可是，技术给人类造成的影响仍然不清晰。广泛开展的无休止的技术变革，使得人们在狂喜、迷乱之间，“在最难以置信和最原始的无助之间徘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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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医学来说，在医学技术与医学面对的人性之间，一开始是拉开了距离，后来变成了鸿沟，进而产生了一些副作用。比如，医疗的形象变得负面化了，医生的从业自豪感和自主动力在一日日降低。又比如，专业化和技术化削弱了医生与病人的感情交流，大众对技术的狂热吹捧、对医疗技术高费用又加以无情的贬低，这两者矛盾、混乱地交织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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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医生这个职业，还被无奈地赋予了更多的关系和更庞杂的内容。比起100年前，这个职业离科技更近，离人性更远；离专门更近，离整体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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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深入到医生这个群体来看，他们之间的关系，百年流转中也在演变。从前老少间“传、帮、带”的关系可以很浓厚、亲密无间，可以像一个大家庭、一个专业团体，大家信奉同一种价值观，追求同一种目标。在今日，医生们已经不像从前那么关心本专业的传承和未来。一方面是，自己跟本专业的传承和未来究竟有什么关系？回答这个问题时，已经没有从前“老协和时代”那么多的责任和主动。另一方面是，如果老师想“传、帮、带”，这部分如何计算、评估、尊重他们的付出？年轻一代又会怎么看待老师的付出、苦心、价值观？像“老协和”那样曾经以“无以复加”的严厉、精雕细刻、言传身教为特点的“导师制”，是否能生存于今日的土壤，已经是一个问题。端详“导师制”的导师和学生这两个方面，都会发现今日它们之间的格局已不比从前，在今日的运转必将不如当年那样顺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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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一百多年前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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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与医学的演变有关，也与社会的演变有关，更与中国这样一个百年间价值观几度翻转、剧变的事实有关。在巴金辞世时，曾有文章这么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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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走了，中国文学一个时代最后的象征也随之终结。上个世纪30年代就基本建立起来的“巴、老、茅、曹”并称的中国现代文学文豪时代曲终人散，也给当今文坛、读者留下了一片无文豪、巨匠相伴的空寂和青涩……天空已无巨星的光耀、灵翅的扇动。在无尽的追思和缅怀中，中国文坛就这样走进了一个“文豪后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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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感慨，读来发人深思。因为它说的，不仅是某一个领域里的故事。最起码在医学，也面临着相同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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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曾经的名声和耀眼光芒，确实是因为从这里走出了一连串可以让同行、老百姓记住的名字，人们把他们叫作“医圣”“医学家”或者“名医”。他们除了精湛技艺，即技术上的杰出之外，还有一点也不该忽略——为医、做人的精神。他们为病人而生，在病人床边工作，向病人学习，以诊治病人为幸福，还有着探究未知的持续动力。他们愿意“做一辈子的值班医生”，“给病人开出的第一张处方是关爱”。那时的医生，成天泡在病房里，像铁屑被磁石吸引着。当病人终于康复，得到的是一种“爱情爆发般的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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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现在，他们曾经站过的这块高地上，却已归于寂寥。大师终会陨落，在一个信仰飘零的时代，医学界同样处于自己难以解脱的尴尬境地：医生们难以参与医疗政策，病人和医生之间变形扭曲的不信任关系，医生的收入没有透明的高薪保障，医生职业的辛酸，信仰缺失，幸福感低下……在新的时代、新的体系下，需要创造出新的系统来评价医生这个职业。只是，目前一切还未定型，一切还需医学界年轻人持久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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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100多年前洛克菲勒基金会考察团的报告，对今日仍有警示作用。考察团注意到：如同在美国一样，西医在当时的中国也在迅速商业化。韦尔奇在报告中这么写：“西方医学现在对中国人有巨大的吸引力，它几乎成为一种风尚。对西医大夫的大量需求，使得这些人很快就能发财致富，反过来又刺激了更快更多地‘制造’医生的现象，结果很多人都成了庸医。对很多学校来说诱惑就是，吸收大量不合格的学生，并让他们在最短的时间内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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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20世纪初医学教育改革的先驱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这位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毕业生全面调查了当时全美的高等教育，尖锐地指出了其弊病，打破了一个旧世界，建立了一个美国医学教育的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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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100多年前的“Flexner报告”也显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并非完美。比如，临床专业的教授们，由于他们个人的医术和约翰·霍普金斯的名望，各地有钱人慕名而来，大量出诊使得这些教授应接不暇，更多地在满足院外病人的需求，有的教授甚至开办了私人医院，收取高额费用。这些教授们没有时间潜心教学和科研，与基础教学的教授们相比，他们对医学科学的贡献甚少，反而在课堂上刺激了学生的贪婪，而非对科学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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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教授的首要目的是在校外行医来尽可能多地赚钱，那医学院就不可能讲授科学医学。若一个老师的目的是这样的话，他很可能对工作心不在焉，学生虽然想学习并投入到图书馆和资料中，却得不到任何鼓励。在这样的学校，是不会有科学机制的。”盖茨当时如此评价道。他还说：“医学几乎没有希望成为一门科学，除非它得到资助，除非有能力的人能够靠着充裕的工资而完全从行医中脱身出来，心无旁骛地投入到医学研究中来。”100年前的这段话放在今天仍然适用，似乎并不需要改变其时代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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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初，美国医学界凭借科学知识和高标准获得了“社会特权、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力”的权威地位，精英风格成为其社会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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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的中国医学界，单纯的拥有临床功底、行医水平、科研水平已不足够。在这背后的商业力量，使得脱颖而出、能攀到金字塔尖并拥有话语权的，是一些带有更强名利动机的医生，能够更好地将以上几种力量熟练地综合运用的医生。曾经的“老协和式”的医生，将可能在这样的医学氛围中，淹没于众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