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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曾经的协和，形成了一个专业群体，由一群可以自我传承的医学精英组成，他们的事业自始至终都受到美国科学与中国现实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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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1943年协和只有300余名毕业生。很难想象：经过精心挑选、培养、指导，就是为了使这一小批人能成为现代中国的医学领袖，最后竟也证明了在他们身上的慷慨花费和所寄予的厚望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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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在接受协和教育之前，有意选择协和这条职业道路就已经筛选出一批气质相似的人。比如，有几位是中国著名政治家梁启超、曾国藩和周贻春的后裔。其他一些人，则越来越多地来自现代的专业人士家庭，比如军事界、法律界、商业界和教育界的。学生大多数来自相对宽裕的家庭，当然，协和也向一些学生提供全额奖学金，比如妇产科专家林巧稚、血液学专家邓家栋、公共卫生专家陈志潜。此外，愿意选择医学作为终身事业，本身就需要能接受长时间的预备教育，这也把这些学生与其他学生区别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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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平庸、拒绝二流、拒绝偷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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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5年，朱大夫来到协和医院，开始了医学生的实习生活，后来就一直在这里工作，经历了住院医生、研究生加住院医生的双重身份、住院总医生、主治医生的烦琐而漫长的医生成长过程。她选择的科室，是协和医院收入最低的几个科室之一。但在其他地方的有些医院，这种科室因为经常用到核磁共振之类的影像检查而会有提成。外地来进修的医生，经常惊讶于她在协和的收入如此低。与她同龄的、选择其他道路的年轻人，大多过上了外表光鲜的物质生活。而她的生活，说来枯燥且辛苦，大多与每天的病房、门诊、科研、带见习和实习医生有关，简单概括，就是协和传统里经常提及的“医、教、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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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四是他们科室固定的大查房时间，像几十年之前的程序一样：先是年轻大夫汇报病历；接着来到病人床边查体；然后看各种检查结果，包括影像学的；最后全科大小医生一起讨论。看到这样的情景，以至从其他城市、其他医院来交流的医生，会突然被这一套古老的、一直坚持的程序所触动。但这种生活对她来说，从进协和的第一天起，就是天经地义的寻常程序，也就是老、少协和人早就习以为常的协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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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夫清贫，收入低、工作苦。她甚至不知道大处方、拿回扣、拿红包、技术主义、冷漠、没有人道……这些词的确切含义，更不知道这些词已经开始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协和医院门外报摊的报纸之上，它们统统被用来妖魔化今日的中国医生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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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她交谈，她觉得自己平凡至极，说“周围有不少像我这样的年轻大夫”。你会感觉到她生活在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有着自净过滤系统的清苦世界里。那个世界看起来像旧日某个熟悉的场景，洋溢着另外一套标准评判之下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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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问她为何能够在这么一个清苦职业里坚持至今，她说：“协和的名声很高，在中国几乎老少妇孺皆知，外界对每一个协和医生的期望值也很高，我希望自己和这种名声匹配。我们的一言一行，在别人眼中都代表了协和形象。”她的科室主任也有同样的感受：“我出去主持会议或是发言，总觉得不是自己在发言，是代表协和在发言。而我不想给协和抹黑。从1981年进了这个地方开始，我一直到现在都是这么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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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因为这两个字形成了金字招牌，大多数最后选择留在协和工作的人，基于一种近乎神秘的“专业自主性和科学标准形成的情感认同”，希望自己不给“协和”这两个字抹黑而自律、勤奋、精进，他们因此拒绝平庸、拒绝二流、拒绝偷懒，形成了相似的气质和精神追求。这可以称为另一种“协和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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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之后，未来的协和会是什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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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在老协和人眼中，有远比“协和现象”更重要的事。那就是：在过去的辉煌几度中断、元气大伤之后，未来的协和会怎样？在“三基、三严”中浸润多年的老协和人，对未来协和的担忧一直存在。他们有着老式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丝毫不粉饰、不委婉，常以警世忠言的方式发表自己的见解。这是他们认为的，一种“爱协和”的最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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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乃峥回忆说：“我60多岁时在杭州和另一位老协和人王季午教授一起写书，他亲笔纠正了我两个白字：传染的‘染’不是‘’，副作用的‘副’不是‘付’。他默默地为我改正，我感觉又像钟惠澜教授当年申斥我一样，那以后，我再也没写过这两个白字。遗憾的是我同样几次呼吁纠正这两个白字，而不少年轻人照写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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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孝骞的日记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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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2月8日：上午赴院，看了林巧稚，谈了一些院中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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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4月3日：9：30到医院看病，由于不熟悉新门诊，楼上楼下奔波，颇感吃力。有的门诊服务台态度生硬。本院工作人员看病尚是如此，何况其他门诊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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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6月25日……据云明天住院医生讲课，又无大查房！学术气氛冷淡，不重视临床实际，如此下去，医疗质量，人才培养，十分堪虑。说话无人听，只得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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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3月的《协和院报》上刊有一篇文章《从严执教是协和核心传统之一》。在回顾了老协和的从严执教之后，文章结尾读来尤其发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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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我们对老协和的回忆。希望我的介绍能帮助年轻一代理解老人们为什么对那些年代如此珍惜和留恋。从严执教的传统造就了协和人的优良素质，激励了协和人追求卓越的精神，它使我们学会如何在失误中学习、在批评中成长，它给协和营造了一个学风端正的环境，它直接促进了协和学术水平的提高，最终，它使我们懂得了协和传统的真谛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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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此似乎应该结束了，似乎不应再画蛇添足。但是，协和的现状，督导组前一阶段所发现的问题，使我无法保持沉默。请看以下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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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主治医生查房只“查”不“问”（不问住院医生和医学生）； 一些主治医生不看也不修改住院医生病历，“克隆”病历成风却视而不见； 有些住院、实习医生根本没给新病人查体，但病历中体检资料却一应俱全； 住院医生对实习、见习医生的带教工作无人检查和指导，不教不带、教好教坏一个样； 一些住院医生查房时拿着摘要读病历，屡教不改，屡禁不止，如果提出批评，马上会有人出来辩解：“他/她刚接班”； 一些住院医生早上不提前进病房，查房前不独立看病人，查房时跟着主治医生转圈儿，晚查房也只是“走一遭”； 主治医生给住院医生、实习医生的分数，几乎都是“优”； 当完住院医生或读完研究生后就当主治医生，似乎是理所当然…… 我在此吁请所有关心协和前途命运的、年老的和年轻的协和人深思，抛弃“从严执教”的传统意味着什么？它会不会败坏协和的作风，涣散瓦解我们追求卓越、力争最优的意志？它和不少人感到的“现在的主治医生、住院医生拿不起来”的现象有无关联？它会不会使一部分人不去走刻苦奋斗的道路，使不正之风抬头？它对于我们个人的成长、对于协和的医教研成就和学术水平、对于协和的前途命运会有什么影响？当今大环境下恢复“从严执教”的传统是否绝无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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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6个连续的问句，出自当时已76岁的陈元方教授。为这次发言提供素材的，还有一些曾经在各自学科引领风骚的老协和人：连利娟、罗慰慈、张之南、胡天圣、李蓉生、戴玉华、汤晓芙、刘鸿瑞、罗爱伦……他们都在协和学习、工作多年，年逾七旬。他们对协和充满了感情和眷恋，仍然选择了以“严格”为起点，以“发问”为治病的良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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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晚年时，也许他们最大的期望就是重回那个卓越的协和，那个独立的协和，那个以“严”为一切基点的协和。就像文章中说的：“协和应该是奋斗者的园地，不应该成为逍遥懈怠、投机取巧者的天堂！”只是，在现代图景下，对传统的回归需要更切合时代与年轻医生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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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成就协和辉煌的办学资金、办学理念、师资人才、学生生源等优势如今已渐渐消失。曾经被韦尔奇、林可胜等看重的实验室研究，更是情景尴尬。不少基础学科的科研队伍，存在着一种普遍的怪异现象：实验室里是曾有建树的老一代和年轻的学生，中间年龄段几乎断层。中间的这批，带着家眷，去了欧美，他们的名字经常能以第一作者出现在不错的，甚至顶尖的学术杂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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