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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只有一个成功的案例对修姆·菲尔德这样追求完美的科学家是远远不够的。这个数据表明黑狐蝠可能感染了亨德拉病毒，但不一定是感染马匹的病毒的贮存宿主之一——更不要说就是感染马匹的病毒的贮存宿主了。他和同事们继续寻找。几周之内，在其他三种狐蝠身上也发现了亨德拉病毒的抗体，灰头狐蝠（gray-headed flying fox）、眼镜狐蝠（spectacled flying fox）和体型较小的红色狐蝠（red flying fox）。DPI的团队也检测了十几年前从狐蝠身上采集的旧的样本。这一次，样本中再次检测出亨德拉病毒的痕迹。这次发现表明在亨德拉病毒传染维克·瑞尔的马匹之前蝙蝠早已携带了这种病毒。1996年9月，瑞尔的农场暴发亨德拉病毒后两年，一只怀孕的灰头狐蝠被金属篱笆缠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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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所怀的双胞胎胚胎流产后，被实施了安乐死。不仅它的亨德拉病毒抗体测试呈阳性，它也使科学家第一次从蝙蝠体内分离出了亨德拉病毒。在它的尿液样本中发现了活的亨德拉病毒，后经证实和在马匹和人类体内发现的亨德拉病毒一模一样。因此，即使是在注重审慎的科学范围内，这也足以说明狐蝠是亨德拉病毒的贮存宿主的可能性非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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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尔德和他的同事观察越久，发现的关于亨德拉病毒的证据就更多。经过了对蝙蝠的初步调查，大概15%的狐蝠体内亨德拉病毒抗体呈阳性。样本个体的抗体呈阳性的百分比，即表明蝙蝠或过去或现在有过感染的历史的百分比，也叫血清阳性率（seroprevalence）。根据取样，可以推测整个蝙蝠群体中感染的百分比。随着团队对更多的蝙蝠进行检测，血清阳性率的数字在不断上升。两年内，他们总共从1 043只狐蝠身上取样，菲尔德和同事们报告亨德拉病毒的血清阳性率为47%。简单地说：在澳大利亚东部天空中飞行的几乎一半的大型蝙蝠都是或者曾经是这种病毒的携带者。看起来有点像亨德拉病毒从天而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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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们将这些发现发表在《普通病毒学杂志》（Journal of General Virology）以及《柳叶刀》（The Lancet）等杂志的同时，这些信息也见诸报端。其中一条新闻的标题是“蝙蝠病毒引恐慌，赛马行业有危机”。在犯罪现场才会看到的警戒线和瑞尔的农场上肢解的马匹成为电视工作者争相追逐报道的焦点，而且他们对此的兴趣一直没有减退。其中一些报道客观、准确，但并非所有的报道都是如此。有些报道让人们心存不安，人们开始焦虑起来。确定狐蝠为亨德拉病毒的贮存宿主后，加上蝙蝠中的高血清阳性率，使这些本来就让人们印象不佳的动物在人们心目当中的形象更是一落千丈。蝙蝠在人们心中的认可度从来就不高，现在在澳大利亚，蝙蝠的认可度就更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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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晴朗的周六，在亨德拉赛马场，一位著名的驯马师利用比赛间隙，在赛道上告诉我他对此事的看法。亨德拉病毒！这个人一提到这种病毒就大叫起来。他们不能放任这种病毒的传播！“他们”是指政府部门。他们应该消灭蝙蝠！就是这些蝙蝠才导致了这场疾病的暴发！它们倒挂着睡觉将屎拉在自己身上！（真是如此吗？从生物学上看不太可能。）它们将屎拉到人身上！事情应该反过来——人们应该将屎拉到它们身上！它们有什么用处？将它们都消灭光！为什么还没这么做？因为那些绿色环保者不容许这么做！他咆哮着说。我们是马师协会的会员，马师协会是马师的职业组织，我和彼得·瑞德一起成为该协会的会员。政府应该保护人的安全！应该保护像我们的朋友彼得这样的兽医！这位驯马师激动地说，愤愤不平。这位驯马师是澳大利亚赛马界的一位传奇式的人物，身材不高，高傲、精悍、头发花白，留着背头。我是他俱乐部的客人，对他心存敬意——或者说，我应当让气氛稍稍轻松一些。[出于公平起见，他没有过多地谈及另外一名感染该病的人，一位叫本·坎宁（Ben Cunneen）的昆士兰州的兽医，他在为病马治疗的时候患上了亨德拉病而去世。不可否认的是，这种疾病对养马人的生命威胁和对澳大利亚整个赛马行业的经济影响非常大。] 当我礼貌地表示要引用他录音中的话时，他的说法显得有所缓和但是主要观点还是没有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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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说的“绿色环保者”很显然包括蝙蝠守护者。随着证据不断增加，有些不是非常坚定的绿色环保者、蝙蝠守护者也逐渐焦虑起来。他们主要有两个担心之处，且这两点很难平衡：这种病毒会使蝙蝠更加不为人所接受，导致消灭蝙蝠的呼声（比如刚才提到的那位驯马师）高涨；他们自己在从事喂养蝙蝠这项善举的过程中也会被感染上这种病毒。第二种担忧刚刚出现。这肯定会使某些人重新审视自己曾经做出过的要照顾动物的承诺。毕竟，他们是蝙蝠爱好者而不是病毒爱好者。病毒也算是野生动物吗？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可能不是。几位动物守护者要求筛查体内是否有亨德拉病毒的抗体，这使得调查的范围进一步扩大。这项调查由昆士兰大学的一位年轻的流行病学专家琳达·赛尔维（Linda Selvey）迅速地组织和领导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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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尔维深入澳大利亚东南部的野生动物守护员当中，最终有128名蝙蝠守护者愿意或者希望接受测试。她和团队成员一起采集血样，并请每一位参加者填写一份调查问卷。这些调查问卷显示这128人当中的很多人都和狐蝠有过长时间的密切接触——喂狐蝠、护理它们、经常被蝙蝠抓伤或咬伤。有一位守护员的手曾经被感染了亨德拉病毒的蝙蝠咬过一个很深的伤口。赛尔维的调查最让人意想不到的结论就是这128名蝙蝠守护者中抗体呈阳性、即感染病毒的比率为0。尽管长年累月喂养蝙蝠，尽管有各种抓伤和咬伤，尽管抱过狐蝠或者接触到了口水和血液，没有一个人免疫系统表现出感染了亨德拉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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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尔维的报告是1996年10月出炉的，当时她还是一名在校的研究生。后来她成为昆士兰州卫生厅传染疾病处的处长。再后来，我们在布里斯班一间嘈杂的咖啡厅喝咖啡的时候，我问她：“这些蝙蝠守护员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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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尔维说：“我不知道该如何描述这些人，我想可以说是一群对动物充满感情的人。”男人和女人都有吗？她说：“主要是女性。”也许没有孩子的女性有更多的时间、更多的激情投入到这样的工作中吧。通常他们在自己的家里对动物进行护理，往往需要准备一个舒服的大笼子，这样蝙蝠就可以在无需照料的时候在这里休息了。蝙蝠和人类有这样亲密的关系，蝙蝠的病毒感染率又如此之高，赛尔维的研究中竟然没有发现一例守护员被感染的病例，我觉得不可思议。128名守护员中一例抗体呈阳性的都没有吗？我问她，这样的事实让你如何看待这种病毒的性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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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需要某种放大器”，她指的这种“放大器”正是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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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说口蹄疫（foot-and-mouth disease，以下简称FMD）吧。每个人都听说过此病。每个人都看过《赫德》（Hud）这部影片[3]。但是很多人不知道，至少不是非常准确地知道，这是一种人畜共患病。导致患口蹄疫病的病毒属于小核糖核酸病毒（picornaviruses），和引起小儿麻痹、普通感冒的病毒同属一种。人类感染FMD病毒的机会非常小，造成的危害也不过就是在手、脚或者嘴唇上起皮疹。这种病最经常、最重要的表现就是感染偶蹄类（cloven-hoofed）家畜，如牛、绵羊、山羊和猪。（偶蹄类的野生动物中的鹿、麋鹿和羚羊也极易感染此病。）此病主要的临床症状就是发烧、跛脚，嘴里、脚上长出小水泡。正在哺乳的雌性动物，乳头上有时也会长出水泡，如果水泡破裂，就会形成溃烂，对母兽和幼仔都会造成影响。这种病死亡率相对较低，但是发病率（即这种病在一个群体当中的发生率）较高，也就是说这种疾病的传染性非常强。患病的家畜不能制成肉制品上市，导致生产率降低，这对于利润相对较小的大规模的家畜养殖业会造成灾难性的影响。疾病的快速传播所带来的经济上的损失是无法挽回的：为避免病毒进一步传播，染病的牲畜必须被杀死。没有人愿意买可能携带病毒的牲畜，外贸出口大幅度削减。牛、羊和猪变得一钱不值——甚至比一钱不值更麻烦，成为沉重的经济负担。根据官方的一份报告，“从经济角度来讲，这是世界上动物界最重要的传染病，FMD在美国的暴发导致了贸易和市场上高达270亿美元的损失”。这种病毒通过直接接触传播，也可以通过动物粪便和乳汁传播，甚至还能通过气溶胶（aerosol）传播。一场温暖的微风就可以将这种疾病从一个农场传播到另一个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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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MD的影响因不同动物物种而异。羊被感染后通常不会表现出特别的症状。牛的症状比较明显，可以通过直接接触将病毒从一头牛传染给另一头牛（口鼻接触传播）或者通过哺乳在母子间传播（母牛传染给小牛）。猪的表现比较特别：猪的排泄物中的病毒比其他家畜排泄物中的病毒多得多，而且可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通过呼吸将病毒大量地传播出去。猪通过打喷嚏、打呼噜、喘息、打嗝和咳嗽将病毒传播到空气中。曾有实验研究表明，猪的气息中携带的FMD病毒是感染后的牛或羊的气息中病毒数的30倍。一旦这种病毒传播到空气中，可以扩散数英里远。这也是为什么猪被认为是这种病毒的扩大宿主（amplifier h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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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宿主是指病毒或者其他病原体在其体内复制和新生大量病毒的物种。由于扩大宿主的生理机能，或者免疫系统，或者和这种病毒接触的历史，或是一些谁也不了解的原因，使病毒能够在宿主身上大量繁殖。扩大宿主成为贮存宿主和一些不幸的原本不易感染这种疾病的动物之间的媒介，这些动物需要更大量的病毒或者更加密切的接触才能得上这种疾病。可以用“临界值原理”来理解这个现象。扩大宿主感染的临界值相对比较低，却能够繁殖出大量的病毒，其繁殖出的病毒数量之大足可以跨过其他动物相对较高的感染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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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每一种人畜共患病的病原体都需要扩大宿主才可以感染人类，但是很明显，有些疾病要想传染给人类必须通过扩大宿主。究竟哪些疾病传染给人类的时候需要扩大宿主，这是一个怎样的过程呢？疾病科学家正在研究这些问题。同时，这个概念只是一个假设的工具。琳达·赛尔维和我在谈及亨德拉病毒、使用“扩大宿主”这个词时，没有提到FMD的感染机制，但是我知道她提到马时是这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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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马会成为亨德拉病毒的扩大宿主？为什么不是袋鼠、袋熊、考拉或者长鼻袋鼠？如果马起到了扩大宿主的作用，那么一个明显的事实需要引起人们的重视：马并不是澳大利亚特有的动物，而是属于外来物种，大约200多年前由欧洲定居者带到澳大利亚。分子进化学家解读的基因证据表明，亨德拉病毒很可能是一种古老的病毒。和麻疹病毒这个远亲不同，这种病毒已经在澳大利亚潜伏很久了，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蝙蝠也是澳大利亚这片土地上原有的古老动物；昆士兰州的化石记载表明小型蝙蝠已经在这儿生活了5 500万年之久，而狐蝠大约是在2 000万年的中新世早期在这个地区进化。人类的出现是最近的事情，大约只有10 000多年的历史。更准确地讲，从澳大利亚土著人的祖先在这片土地开辟家园、乘坐简陋的木舟取道东南亚经南海和努沙登加拉群岛（Lesser Sunda）到达澳大利亚西北部这片陆地时，人类就已经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了。这至少是40 000年前，也可能比这个时间还要早得多。所以在这个复杂的互动过程中，4个因素当中的3个因素——狐蝠、亨德拉病毒和人——可能从更新世时代（Pleistocene era）就已经共同生活在澳大利亚了。然而，直到1788年1月，马才抵达了澳大利亚这片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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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接下来的事相比，这只是一个小的变化。这些最早到达的马匹乘坐第一舰队的船只，在亚瑟·菲利普船长（Captain Arthur Phillip）的带领下来到澳大利亚，这位从英国来的船长此行的目的就是要在新南威尔士州（New South Wales）建立一个罪犯的流放地。在大西洋上航行了5个月后，菲利普在好望角（Cape of Good Hope）附近的一个荷兰人定居点停了下来，装备物资和牲畜，以便从非洲继续向东进发。他绕过范迪门斯地（Van Diemen’s Land），即现在的塔斯马尼亚（Tasmania），沿着澳大利亚东部海岸线朝北继续航行。其实，詹姆斯·库克船长（Captain James Cook）早已到达过这里，“发现”了这片土地，但是菲利普的队伍是第一批来自欧洲的定居者。在距现在悉尼很近的一处天然良港中，他的小舟将736名犯人，74头猪，29只羊，19只山羊，5只兔子和9匹马送到岸上。这9匹马中有2匹种马，4匹母马和3匹小马。在此之前，没有任何化石或者史实方面的记载表明澳大利亚有马科动物。也没有亨德拉病毒在澳大利亚土著人当中暴发的说法（至少没有为世界所知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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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8年1月27日，亨德拉病毒暴发所需的所有因素几乎都凑到了一起——病毒、贮存宿主、扩大宿主和易感的人类。现在又出现了一个新的疑问。在亚瑟·菲利普船长将马带到这片大陆到维克·瑞尔牧场的马发病中间，有206年的时间。为什么病毒潜伏了这么长时间之后才会出现呢？还是这种病毒早已出现或者经常出现，只是从来没有人确定其究竟为何种病毒？在过去的两百多年中究竟有多少例感染亨德拉病毒的患者被误诊为被蛇咬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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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们的回答是：这个问题的答案现在还不知道，但是我们正在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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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亨德拉病毒只是厄运之鼓中的一个重音。在过去的50年里，鼓点越来越响，持续的时间越来越长，传播得越来越快。这种现代才出现的人畜共患病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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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定一个时间点显得有些刻意，但是1959到1963年之间在玻利维亚人聚居的村庄中马秋波病毒的暴发，可能是现代人畜共患病的开始。开始，这种病毒并不叫马秋波，当然也没有被认为是一种病毒。马秋波是灌溉玻利维亚低地东北部的一条小河的名字。这种疾病的第一例病人是当地的一个农夫，发了高烧但并不致命，病来去匆匆，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这时是1959年比较潮湿的季节。接下来三年，在同一地区发生了更多的这种病例，病情更加严重。症状包括发烧、发冷、恶心、呕吐、身体疼痛、鼻子流血和牙龈流血，被人称为爱尔蒂弗黑人（El Tifu Negro）（因呕吐物和粪便的颜色而得名）。截至1961年末，已有235人感染此病，死亡率达40%。直到人们将该病毒分离出来，找到其贮存宿主以及通过预防的措施阻断了其传播方式，才拯救了此病的患者。捕鼠的工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很多科学工作是在困难的野外条件下，由美国人和玻利维亚人组成的团队完成的。这个团队当中有一位年轻的科学家，名叫卡尔·约翰逊（Karl Johnson），他开诚布公地说，他为病毒的危险之美所吸引。他找到了病毒，但也几乎因此而丧命。之后，位于亚特兰大的疾病预防和控制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CDC）派出了一支装备精良的小分队：约翰逊和同事去的时候发明了自己的方法和工具。在巴拿马的一家医院退烧痊愈后，卡尔·约翰逊在寻找新出现的病原体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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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将最近几十年出现的引起人们关注和焦虑的病原体列成一张单子，其中不仅包括马秋波病毒、还有马尔堡病（1967）、拉沙热（1969）、埃博拉病毒（1976，卡尔·约翰逊在此过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HIV-1（1981推断出这种病毒的存在，1983年最早分离出这种病毒）、HIV-2（1986）、无名病毒（Sin Nombre）（1993）、亨德拉病毒（1994）、禽流感（avian flu）（1997）、立百病毒（1998）、西尼罗河（1999）和SARS（2003），还有发生在2009年的让人非常恐慌但是反季节发生的猪流感。这些由病毒引起的疾病比维克·瑞尔的那匹可怜的母马显得更加具有戏剧性，让人为之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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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也许会说这些疾病是一系列可怕但是却毫不相关的事件——由某种神秘的原因引起，发生在人类身上的一个个独立的事件。马秋波、HIV、SARS和其他疾病可以看成是“上帝的行为”，是和地震、火山喷发和流星陨落一样的自然灾难，让人悲恸但是不能避免。这是一种消极忍耐的看法，也是看待问题的正确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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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弄错，这些疾病之间是有联系的，并且一个接一个地暴发。这些疾病也不只是发生在我们身上，这是我们的行为所带来的意想不到的结果，反映了我们的星球上的两种危机。第一是生态危机，第二是医学危机。当这两种危机相遇时，表现出来的结果就是古怪、可怕的新型疾病的出现，疾病来源无法预料，引起进行相关研究的科学家们深深的焦虑和不祥的预感。这些疾病是如何由动物传染给人类的，为什么最近这些年越来越频繁地传染给人类？简而言之：人类导致的生态压力和生态破坏使动物病原体和人类有了更多接触，与此同时，人类科技和行为又将这些病原体更快、更广泛地传播开来。这种局面由三个因素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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