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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定一个时间点显得有些刻意，但是1959到1963年之间在玻利维亚人聚居的村庄中马秋波病毒的暴发，可能是现代人畜共患病的开始。开始，这种病毒并不叫马秋波，当然也没有被认为是一种病毒。马秋波是灌溉玻利维亚低地东北部的一条小河的名字。这种疾病的第一例病人是当地的一个农夫，发了高烧但并不致命，病来去匆匆，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这时是1959年比较潮湿的季节。接下来三年，在同一地区发生了更多的这种病例，病情更加严重。症状包括发烧、发冷、恶心、呕吐、身体疼痛、鼻子流血和牙龈流血，被人称为爱尔蒂弗黑人（El Tifu Negro）（因呕吐物和粪便的颜色而得名）。截至1961年末，已有235人感染此病，死亡率达40%。直到人们将该病毒分离出来，找到其贮存宿主以及通过预防的措施阻断了其传播方式，才拯救了此病的患者。捕鼠的工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很多科学工作是在困难的野外条件下，由美国人和玻利维亚人组成的团队完成的。这个团队当中有一位年轻的科学家，名叫卡尔·约翰逊（Karl Johnson），他开诚布公地说，他为病毒的危险之美所吸引。他找到了病毒，但也几乎因此而丧命。之后，位于亚特兰大的疾病预防和控制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CDC）派出了一支装备精良的小分队：约翰逊和同事去的时候发明了自己的方法和工具。在巴拿马的一家医院退烧痊愈后，卡尔·约翰逊在寻找新出现的病原体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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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将最近几十年出现的引起人们关注和焦虑的病原体列成一张单子，其中不仅包括马秋波病毒、还有马尔堡病（1967）、拉沙热（1969）、埃博拉病毒（1976，卡尔·约翰逊在此过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HIV-1（1981推断出这种病毒的存在，1983年最早分离出这种病毒）、HIV-2（1986）、无名病毒（Sin Nombre）（1993）、亨德拉病毒（1994）、禽流感（avian flu）（1997）、立百病毒（1998）、西尼罗河（1999）和SARS（2003），还有发生在2009年的让人非常恐慌但是反季节发生的猪流感。这些由病毒引起的疾病比维克·瑞尔的那匹可怜的母马显得更加具有戏剧性，让人为之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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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也许会说这些疾病是一系列可怕但是却毫不相关的事件——由某种神秘的原因引起，发生在人类身上的一个个独立的事件。马秋波、HIV、SARS和其他疾病可以看成是“上帝的行为”，是和地震、火山喷发和流星陨落一样的自然灾难，让人悲恸但是不能避免。这是一种消极忍耐的看法，也是看待问题的正确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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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弄错，这些疾病之间是有联系的，并且一个接一个地暴发。这些疾病也不只是发生在我们身上，这是我们的行为所带来的意想不到的结果，反映了我们的星球上的两种危机。第一是生态危机，第二是医学危机。当这两种危机相遇时，表现出来的结果就是古怪、可怕的新型疾病的出现，疾病来源无法预料，引起进行相关研究的科学家们深深的焦虑和不祥的预感。这些疾病是如何由动物传染给人类的，为什么最近这些年越来越频繁地传染给人类？简而言之：人类导致的生态压力和生态破坏使动物病原体和人类有了更多接触，与此同时，人类科技和行为又将这些病原体更快、更广泛地传播开来。这种局面由三个因素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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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因素：人类的活动导致自然生态系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解体（“解体”是精挑细选出来的词语）。对此我们都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伐木、修路、砍伐森林获得耕地、打猎和捕杀野生动物（非洲人这么做时，我们称之为“野生动物肉类交易”，有负面的意味；在美国这仅仅是“游戏”而已），砍伐森林作为牧场、开采矿物、人类定居、郊区扩张、化学污染、营养物质流入大海、掠夺式地获取海洋生物作为食物、气候变化、或者国际市场上出口的产品需要上述资源，和其他对自然资源的“开发”——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将生态系统弄得支离破碎。这样的做法由来已久。很长时间以来，人类一直使用简单的工具从事这些活动。但是现在，地球上有70亿人口，人类手中掌握了先进的技术，其聚集起来的影响就非常严峻了。热带雨林不是唯一受到威胁的生态系统，但是却是物种最丰富最具层次性的生态系统。在这样的生态系统中，生活着数百万计的生物，很多还不为人所知，不能被划分进某个物种，或者人们能够认出却知之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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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因素：这些数百万计不为人知的物种包括病毒、细菌、真菌、原生生物和其他有机体，其中很多都是寄生物。很多病毒学专业的学生现在经常提“病毒王国”这个词，这个巨大“王国”中的有机体的数量足以让任何一个物种群体相形见绌。比方说，很多病毒生活在非洲中部的森林，寄生于某种细菌、动物、真菌、原生物或者植物。它们受到生态系统关系的制约，不能大量繁殖，不能任意扩张自己的地盘。埃博拉、马尔堡、拉沙热、猴痘和人类免疫缺陷病毒只不过是这些众多病毒中的极其微小的一部分，还有很多病毒尚未发现，很多病毒寄居的宿主生物也没有被发现。病毒只能在某种其他有机体的活细胞中才能复制。一般来讲，它们只寄居在某种动物或者植物身上，和宿主有着亲密、古老而且（并不总是如此）共生的关系，也就是说是一种良性的依附关系。它们不能独立生存，不会引起混乱。可能偶尔杀死几只猴子或鸟，但是这些尸体很快就被森林分解掉了。人类几乎没有注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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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因素：现在自然生态系统的破坏将越来越多的微生物传播到更广的范围。当地的树木被砍伐、动物被屠宰之后，细菌就像拆房子时扬起的灰尘一样四处飞散。寄生的微生物失去了宿主，只能重新争夺栖息之所，它们只有两个选择——找到新宿主，一个新的种类的宿主或许就此消亡。并不是它们特别要针对人类，而是因为人类太多了，冒冒失失地侵占了微生物赖以生存的环境。疾病历史学家威廉·H·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曾强调：“如果从饥饿的病毒或者细菌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人类为它们提供了一个巨大的食物来源，人口高达几十亿。而在不久以前，人口数只有现在的一半。在25年或者27年的时间里，人口数翻了一番。这使得其成为了所有有机体进化自身之后理想的攻击目标。”病毒，特别是基因由核糖核酸（RNA）而不是脱氧核糖核酸（DNA）构成的病毒，更容易发生变异——因此变异的程度更高，速度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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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这些因素不仅导致了新的感染和疾病的暴发，也催生了新的瘟疫和流行病。这些病毒中给人类造成的危害最大、最臭名昭著的就是科学家称之为M属HIV-1的病毒。正是这种HIV病毒（12种HIV病毒当中的一种），引起了艾滋病在世界范围内的大暴发。自从30年前发现这种疾病，已经导致3 000万人死亡。目前至少有3 400万人感染了这种疾病。尽管这种疾病威力巨大，很多人对于究竟是何种原因使得这种曾经藏身于非洲森林深处、感染黑猩猩却伤害不大的疾病传播到了人类并不了解。很多人不知道发现艾滋病的真实和完整的经过，它最早并不是1981年在美国的同性恋当中发现，也不是20世纪60年代早期在非洲的几个大城市中发现，而是比这还要早上半个世纪，在喀麦隆东南部一条叫作桑加（Sangha）的热带河流的发源处发现的。在过去几年里，了解这些惊人发现，并对艾滋病的了解更加丰富更加深入的人就更少了。这些发现后来会得到人们应有的认识（见第八章）。现在，我就想强调一点，即使现在提到的人畜共患病只涉及艾滋病，也足以引起人们的重视。正如上文提到的那样，人类被感染疾病揭示的内容远远不止如此——让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过去（瘟疫、流感）、现在（疟疾、流感）和将来感染人类的流行病和造成灾难性影响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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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需多言，将来可能出现的疾病将成为公共卫生官员和科学家们高度关注的问题。没有理由相信，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由其他物种传染的奇怪的微生物只会在世界范围内导致艾滋病这样一种疾病。有些对此深有了解、悲观的人士甚至说下一个疾病大暴发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你是加利福尼亚州的地震学家，可能会认为下一次大灾难指的是能将圣弗朗西斯科抛到大海中的大地震，但是在我们交谈的这个语境中，下一次大灾难指的是流行病的大规模暴发。）下一个疾病大暴发会是由病毒引起的吗？下一个疾病大暴发会源于热带雨林或者中国南方的市场吗？下一个疾病大暴发会导致3 000到4 000万人死亡吗？现在这个概念还并不明了，实际上我们可以认为这样的情况就是疾病大暴发。HIV-1和下一个疾病大暴发之间的主要差异可能是HIV-1致人死亡的时间长。很多新病毒致人死亡的速度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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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使用“出现”（emergence）这个词非常频繁，就像日常用语一样，也许这个词已经真的成为了日常用语。在专家的眼里，它们就是日常用语。甚至疾病预防和控制中心会每月出版一份《新出现传染病》（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杂志来专门讨论这个问题。也许在此对“出现”这个词进行准确的界定非常有用。有些科学文献中出现过对“出现”的几种界定。我比较赞同的一种界定是“一种感染病，选择新的宿主后发病率不断增加”。当然，其中的关键词是“感染”、“增加”和“新宿主”。以此类推，重新出现的疾病就是“在目前流行病原理下，很长时间内病毒发生变化，在已有宿主中发生率增加”。肺结核（Tuberculosis）就是重新出现的一种严重的疾病，特别是在非洲，因为肺结核杆菌（TB bacterium）找到了新的机会：感染免疫系统失去功能的艾滋病的患者。只要条件适宜，埃及伊蚊可以继续携带病毒。黄热病就可以由感染的猴子传染给未感染的人，重新在人类中出现。登革热，依靠蚊子叮咬传播，将当地猴子作为宿主，“二战”后在东南亚重新出现，部分原因在于城市化速度加快、人们出行范围扩大、松懈的污水处理管理、没有有效控制蚊子和其他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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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和“接触”（spillover）是两个截然不同但又相互联系的概念。疾病生态学家使用“接触”这个词（经济学家使用不同的词汇）来说明病原体从一种宿主传染另一个宿主的瞬间。这是一个集中的过程。1994年9月，亨德拉病毒（从蝙蝠）传播给戏剧侠，又（从马匹）传播给维克·瑞尔。出现是一个过程，一种趋势。艾滋病出现在20世纪后期。（抑或是20世纪早期？后面我会回答这个问题。）一种病毒到达新宿主物种，并迅速繁殖，进行传播，这就是从“接触”病毒到病毒“出现”的过程。在这种意义上说，严格意义上说，亨德拉病毒没有在人类中间出现，还没有，不能算是在人类当中出现。人类仅仅是个可能的宿主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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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出现的所有疾病都是人畜共患病，但是绝大部分是人畜共患病。如果不是来自另一个物种，病原体究竟是在哪儿出现的呢？有些新的病原体确实看起来不需要贮存宿主的庇护，像是从周围的环境中产生的。举个例子：现在被称为嗜肺军团菌（Legionella pneumophila）的细菌，1976年首次出现在费城一家宾馆空调系统的制冷塔中，导致军团病肺炎（Legionnaire’s Disease）的暴发，造成34人丧命。但是这一案例远不及人畜共患病那样典型。感染一种活体生物的微生物很有可能感染另一种活体生物。这一点得到了近些年来几项总结性的研究中统计数字的证明。2005年，爱丁堡大学（University of Edinburgh）的两位科学家发表了一项总结性研究的成果，他们研究了1 407种已经发现的人类病原体，并发现其中人畜共患病占58%。在所有1 407种病毒中，只有177种是出现或者重新出现的病毒。出现的病原体当中有3/4是人畜共患病毒。换句话说：告诉我一种奇怪的新型疾病，我就能告诉你一种人畜共患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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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伦敦动物协会（Zoological Society of London）的凯特·E·琼斯（Kate E. Jones）带领的另一队科学家也进行了一项类似研究，并将其研究成果于2008年发表在《自然》（Nature）杂志上。这组科学家总结了1940年到2004年间出现的300多例感染疾病（他们简称为EID），研究了疾病变化的初始和模式。虽然琼斯和同事们研究的案例和爱丁堡大学的研究者们的案例不同，但是得出的人畜共患病毒的比例（60.3%）与爱丁堡大学科学家得出的比例大致相同。与家畜不同，“71.8%的人畜共患EID是由野生动物作为宿主的病原体引起的”。他们引用了马来西亚的立百病毒和中国南方的SARS病毒为例。随着时间的推移，和野生动物而不是家畜相关的疾病暴发的事件在不断增加。这些作者总结说，“来自野生动物的人畜共患病毒代表了所有EID对全球卫生构成的不断增加的严重威胁”，“我们的发现凸显了卫生监测和确认野生动物身上潜在的新型人畜共患病原体作为预测EID的预测措施的必要性”。这种说法非常有道理：让我们密切关注野生动物。人类包围、追捕、杀死、食用野生动物的时候，也传染了它们身上的病毒。这听起来好像确实可行。凸显监控和预测的必要性也是为了凸显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和让人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对病毒的理解还远远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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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为什么母马戏剧侠是在那片牧场发病的？是因为她在无花果树下乘凉吗，吃了有蝙蝠尿的草吗？戏剧侠是如何将这种病毒传染给瑞尔马厩中的其他马的？为什么瑞尔和瑞·尤文被感染，而那位尽职尽责的兽医彼得·瑞德却没有？为什么马克·普莱斯顿染病，而玛格丽特·普莱斯顿却没有？在亨德拉和马克雷，疾病分别暴发于1994年的8月和9月，为什么时间上如此接近而距离却如此遥远？为什么那些蝙蝠守护员成年累月地喂养那些狐蝠却都没有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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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地关于亨德拉病毒的这些谜团只是一些重大问题的细微表现形式。凯特·琼斯和她的团队、爱丁堡的研究者、修姆·菲尔德和世界各地很多的研究者都对这些重大的问题心存疑惑。为什么这些奇怪的新型疾病出现在这个时候、这些地方，以这样的方式传播开来，而不是出现在其他地方，通过其他方式传播或者在其他时间传播？这些疾病是不是现在比过去发生得更加频繁？如果是这样，人类是如何招致这些疾病的？在下一个灾难性的传染病再一次袭击人类之前，我们能够逆转或者缓和这种趋势吗？如果人类能够逆转或者缓和这种趋势，能否不要将这种可怕的惩罚转移到和我们共同生活在这个星球上的其他物种身上？这种机制非常复杂，可能性很多。科学找到解决方法的速度比较缓慢，人们需要快点找到能够解决这个大问题的方法：下次出现的会是哪种来源不明、影响未知的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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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去澳大利亚的旅途中，我在凯恩斯稍做停留，那是距布里斯班北部大约1 000英里的一个风景如画、气候宜人的小镇，我要和一位年轻的兽医做一次交流。我不想交代是如何找到她的，因为她不想公开自己的身份让名字见诸纸上。但是她同意和我见面聊聊她和亨德拉病毒打交道的经历。虽然这段经历非常短暂，她却经历了两个不同的角色：医生和病人。当时，除了在马厩工作的工人瑞·尤文，她是澳大利亚唯一已知的亨德拉病毒感染者和幸存者。我们的谈话是在她工作的那家小型兽医诊所的办公室里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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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26岁，非常热情，碧蓝的眼睛，黑色的头发盘成一个髻。她戴着银耳环，穿着短裤和一件红色短袖衬衫，上边印着诊所的标志。我做笔记的时候，有一只温顺的柯利犬陪在我们身边，亲热地蹭着我的手。这位兽医讲述了2004年10月的那个夜晚，她出门为患病的马匹看病的事。当时，马的主人显得非常焦虑，因为这匹10岁的马，看起来“很不对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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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还清楚记得这匹马叫布朗尼（Brownie），生活在凯恩斯南边大约20英里处，小马尔格雷夫（Little Mulgrave）的一个家庭农场里。那个夜晚，这件事情的所有细节她都历历在目。布朗尼是一匹良种夸特马，它不是赛马，而是这个家庭的宠物。这家有一个10多岁的女儿，布朗尼是她的最爱。晚上8点以前，这匹马看起来一切正常，突然就显得有点不对劲。家里人怀疑它得了疝气，吃坏了肚子——也许它吃了某种有毒的植物。夜里11点，他们打电话求助，请到了这位当晚值班的年轻兽医。她跳进汽车，到达农场的时候，布朗尼已经奄奄一息，喘息声很重，发烧，倒地不起。她告诉我，“我发现马的心率和体温都高得不得了”，“马的鼻子里还有红色的血样泡沫”。匆匆看了这匹马一眼，趁马发出鼾声，她来到马的身边。当时“很多血状红色的黏液溅到了我的胳膊上”。那个十几岁的女孩和她妈妈因为试图安抚布朗尼已经浑身是血。现在它只能勉强将头抬起。这位非常有爱心的兽医告诉她们，这匹马已经垂死了，她清楚知道自己的职责，于是说：“我想让它安乐死。”她跑回车上拿安乐死溶液和工具。但她回来的时候，布朗尼已经死了。它最后一下痛苦地喘息时，从鼻子和嘴里喷出了更多红色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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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当时你戴手套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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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做动物尸检时规定戴手套，但是诊治活的动物的时候不必。谈话很快转到下一个话题。“我当时穿的衣服和现在穿的一模一样。鞋、短袜、蓝色短裤和短袖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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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口罩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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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在实验室里，采取这样的防护措施很容易。但如果是午夜12点，下着瓢泼大雨，在一片暗夜中只能依靠车灯才能对动物实施手术，旁边还有一群歇斯底里的动物主人，采取防护措施往往不是那么容易。还有就是，我根本不知道这究竟是种什么病。”她的意思是在处置布朗尼的情况时，不知道面对的究竟是何种情况。“我根本没有想到这是传染病。”她在这些观点上处处为自己辩解，因为有人质疑她处置病畜时操作过程是否规范，有人怀疑她失职并对此进行了调查。她被免于责罚——她投诉之前没有得到警示——但是这样的做法对她的事业不利。恐怕这也是为什么她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原因。她有话要说，但是她不想过多影响自己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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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朗尼死了几分钟后，她已经换好靴子、长裤，长达肩膀的手套，开始了尸检。马的主人想知道布朗尼是否吃了某种毒草，这种草是否会对其他的马匹构成威胁。这位兽医将布朗尼的肚子切开，发现肠子正常。没有肠扭转或者堵塞，不是疝气。这个过程中，“有腹部的液体溅到了我的腿上”。她解释说，给马做尸检的时候身上不可能不溅到东西。接下来，她开始通过稍稍切开第四和第五肋骨之间的部位检查胸部。她怀疑如果不是疝气的话，很可能是心脏方面的问题，这种直觉很快就得到了证实。“心脏扩张程度很大。肺部充满了血液，在胸部空腔里充满了液体。我能做出的结论就是这匹马死于充血性心脏衰竭。我无法判断这种病是否具有传染性。”她提出要从马匹身上取样送到实验室检测，但是遭到了马主人的拒绝。要知道的已经都知道了，花钱已经不少了，布朗尼已经够可怜的了，他们将尸体用推土机掩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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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这个农场附近有蝙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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