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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我回到了蒙比利河，这次是与威廉·比利·卡雷什[William B. （Billy）Karesh] 带领的团队一起。他当时是人畜共患病权威机构——纽约的野生生物保护学会（Wildlife Conservation Society，WCS）的实地兽医学项目负责人。比利·卡雷什是一名兽医也是人畜共患病方面的专家。他还是徒步实地研究者，在南卡罗来纳的查尔斯顿（Charleston）长大，师从马林·帕金斯（Marlin Perkins），一位通常穿着蓝色医师服工装、戴着广告帽、留着胡子的老师。卡雷什是个典型的经验主义者，说话轻声细语，口型变化不大，避免直截了当的表达，好像会损害他的牙齿一样。通常他面带一丝狡猾的笑容，表明对世间奇景和各种人类荒唐事的戏谑。但他去蒙比利河的任务中却没有丝毫玩笑的成分。他要向大猩猩射击——不是用子弹，而是用麻醉飞镖。目的是抽取血液样本，检测其中的埃博拉病毒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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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目的地是一个叫莫巴·贝的湿地群（Moba Bai），距离蒙比利河上游东岸很近，是离罗西保护区不远的一片天然空地。贝（bai）在非洲法语中意思是湿地草甸，通常有盐渍地（salt-lick），周围森林环绕，像是个秘密花园。除了莫巴·贝，周围还有其他3或4个这样的群落。大猩猩（和其他野生动物）经常出没于此类湿地中，由于辽阔天空下生长着钠含量丰富的莎草和紫菀，这里通常浸满水，阳光充足。我们乘坐一只由外部40马力驱动的超载的独木舟，沿蒙比利河逆流而上，到达了莫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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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上载了我们11人，还有一大堆工具。有一个气动冰箱、两个液氮冷冻容器（用于存储样本）、包装仔细的注射器、针头、药水瓶和工具，还有橡胶手套、防护服、帐篷，以及防水布、大米、麸麸、罐头金枪鱼、豆子罐头、几箱劣质红酒、很多瓶装水、两三张折叠桌和七把堆叠式白色塑料椅。有了这些工具和奢侈的供给，我们从莫巴跨河建起一个实地考察营。团队成员包括一位叫普洛斯波·贝罗（Prosper Balo）的追踪专家，野生生物兽医、森林向导和一位厨师。普洛斯波在疫情暴发前和暴发时在罗西工作过。在他的带领下，我们搜索着湿地群，这里到处充满多汁的植物，之前因每日来觅食和休息的几十只大猩猩而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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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埃博拉病毒发作前，比利·卡雷什来过这里两次，搜寻关于大猩猩健康的基线资料。1999年之行中，他一天在这儿看到了62只大猩猩。2000年，他回来，试图麻醉几只大猩猩。他告诉我：“每天每个湿地都至少有一个家庭组。”他不想过多干扰，只麻醉了4只，给它们称了体重，检查了有明显症状的疾病（如雅司病，一种皮肤细菌感染）、并采集了血液样本。4只猩猩的埃博拉病毒抗体检测都呈阴性。这次不同了。他想要采集2002年群体死亡幸存下来的大猩猩的血清。所以我们开始的时候抱着很大的希望。几天过去了，依我们所见，没有幸存的大猩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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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归发现了几只宝贵的大猩猩——用大猩猩麻醉镖很难采集足够的数据（麻醉镖总是种危险的方法，对投镖者和中镖者都有一定风险）。我们在莫巴的观察持续了一周多。每天早上我们穿过河流，静静地从一个湿地走到另一个湿地，用厚厚的植被把自己隐蔽起来，缓缓移动，耐心地等待猩猩出现。一只大猩猩也没有出现。我们经常在雨中守候。晴天时，我会看看书或在地上打盹。卡雷什站着，随时准备好气步枪，镖上淬满了氯胺酮（tilletamine）和唑拉西泮（zolazepam），都是麻醉大猩猩的常用药。或者，我们远足穿过森林，紧紧跟着普洛斯波·贝罗寻找大猩猩踪迹，仍旧一无所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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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上，沿着一条松软的小径通往湿地群的途中，我们看到了猎豹、大象、水牛和黑猩猩的踪迹，但就是没有大猩猩的影子。第三天，依旧没有大猩猩的踪影。卡雷什说：“我觉得它们都死了，埃博拉传到过这里。”他推断，只有一小部分幸运的大猩猩没被感染或抵抗力够强而存活了下来。然后，他再次说：“那些正是我们感兴趣的。”因为可能的话，它们会携带抗体。第四天，卡雷什和贝罗与我们其他人分开，他们通过捶胸声和吼叫声定位到一只离群发狂的雄性大猩猩，在浓密的矮树丛中爬到距离它10码的位置。突然间，这只大猩猩站在了他们面前，只有头部可见。“我很有可能杀了它，”卡雷什后来说，“射穿它。”他的意思是从它两眼之间射击，而非从侧面来安全射倒它。卡雷什举起了自己的枪。大猩猩又发出一声咆哮，随后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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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笔记中的第六天有这样一条：“没有，没有，连大猩猩都没有。”第七天，我们的最后机会，贝罗和卡雷什在沼泽密布的森林中跟踪了另外一对动物几个小时，却连好好看一眼的机会都没有。莫巴·贝周围，大猩猩现在已经变得极为稀少，而少数的离群者也非常害怕和胆怯。同时，雨继续下，帐篷上布满湿泥，河水涨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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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在森林中时，会在帐篷里与卡雷什和其他三位同组野生生物学会的非洲兽医聊天。一位兽医叫阿兰·奥德扎伊（Alain Ondzie），刚果人，瘦高、腼腆，在古巴接受的培训，讲流利的西班牙语、法语和几种中非语。每当他被取笑或打趣时，就会轻轻低下头，并快乐地咯咯笑，很可爱。奥德扎伊的主要工作是处理国内任何地方的黑猩猩或大猩猩的死亡报告，这需要尽快赶到现场，采集样本，检测埃博拉病毒。他给我描述了完成这个任务所用的工具和流程，他到达现场时尸体已经无一例外地腐烂，假定（除非证明是别的情况）是被埃博拉病毒侵害的。他的工作服是一套带通气罩的防护服，橡胶靴、挡泥裙和三双手套，手腕处以管道胶带封口。取样时切第一个切口是有危险的，因为尸体可能胀满气体，会爆炸。在任何情况下，要给死亡的猩猩盖上排气昆虫——蚂蚁、小苍蝇，甚至蜜蜂。奥德扎伊说了一个情况，当三只蜜蜂从尸体跑到他的胳膊上去时，钻进通气罩，直达他的肉体，开始叮他，而他还在忙着取样。埃博拉病毒能通过蜜蜂叮咬进行传播吗？没人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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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害怕这工作吗？我问奥德扎伊。不怕了，他说。你为什么要做这个呢？我问道。“你为什么热爱这项工作？”（他显然喜欢。）“好问题，”他说，习惯性地轻轻点头和咯咯傻笑。然后严肃地补充道：因为我可以学有所用，能继续学习，还可以拯救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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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中另一成员是帕特丽夏（翠西）里德[Patricia （Trish）Reed]，15年前以生物学家的身份来到非洲，研究拉沙热和HIV，被弗朗斯维尔国际医学研究中心聘用，在埃塞俄比亚有过一些实地经验，然后从波士顿塔夫斯大学（Tufts University）的兽医学院获得兽医学博士学位。她回到国际医学研究中心，研究一种猴子病毒，当时野生生物学会的实地兽医因飞机在偏僻的刚果跑道上失事而丧生。卡雷什聘请了里德，替代死去的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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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德告诉我，她的工作范围包括一系列威胁大猩猩健康的传染病，埃博拉病毒只是其中最异类的一种。其他的主要是更为常见的人类疾病，因为和人类基因相近，大猩猩更易感染肺结核（TB）、小儿麻痹症（poliomyelitis）、麻疹（measles）、肺炎（pneumonia）、水痘（chicken pox），等等。只要有带病毒的人类在森林中行走、咳嗽、打喷嚏和排便，大猩猩就可能感染这样的疾病。任何这种反向接触性感染——从人类到非人类，都被称作人类传染病（anthroponosis）。比如，著名的山地大猩猩，因向它们示好的生态旅游者们携带的麻疹之类的人类传染病毒而受到威胁。[山地大猩猩是东部大猩猩种类中严重濒危的亚种群，仅活动于卢旺达维龙加火山群 （Virunga Volcanoes）的陡峭山腰上和邻边低地里。中非森林中的西部大猩猩，是纯低地品种，数量更多，但面临的处境也是岌岌可危。]除了栖息地因伐木活动而遭破坏，大猩猩本身遭到猎杀，供应本地人食用或以丛林肉售往市场，传染性疾病也会将西部大猩猩从现在相对较多的数量（总数大约100 000只），推向如山地大猩猩般只有少量孤立群体艰难存活的境地，或导致局部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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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比起栖息着山地大猩猩的维龙加山腰，中非的森林还相对广阔；而且西部大猩猩的家园领地，不舒适、几乎难以穿越，因此很少到生态旅游者。所以，麻疹和肺结核并非其所面临的最严重问题。“我要说，毫无疑问，”里德说，对西部品种而言，“埃博拉是最大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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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解释道，埃博拉病毒对大猩猩造成如此严重困难的原因，不仅仅是病毒的横行肆虐，而且也包括数据太过缺乏。“我们不知道以前是否有过这样的病毒。不清楚它们是否幸免于此。但我们需要了解病毒是如何传播到大猩猩群体中的，要知道它在哪里。”任何关于哪里的问题都有两个维度。埃博拉病毒在中非分布多广？它潜伏在哪些宿主物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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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天，我们打好包，重新给小船装载，沿蒙比利河下游离开，数据库中没增加一份新血样。任务失败的主要原因，也正是决定其相关性的因素：大猩猩极为稀少。狗又开始在夜间表现怪异。比利·卡雷什近距离看到了一只大猩猩，但却无法掷镖过去。在普洛斯波·贝罗对动物足迹敏锐的观察力帮助下，卡雷什跟踪了另外两只大猩猩。其他的，以前常出没于这些湿地的几十只大猩猩，要么分散到未知地区，要么就……死了？总之，大猩猩曾经在这一带大量出没，但现在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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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似乎也没了。但我们知道，它只是潜伏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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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藏在哪儿？近80年里，埃博拉的宿主身份一直被认为是传染病世界中最黑暗的未解之谜。这个谜，和解开谜团的努力，可以追溯到1976年人类第一次认识到埃博拉病毒疾病的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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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病毒在非洲暴发了两次，相互独立，但几乎同时发生：一次在扎伊尔[4]北部（现在是刚果民主共和国），一次在苏丹西南部，两地相隔300英里。虽然苏丹疫情发生得稍早一些，但扎伊尔的更广为人知，部分原因是，附近有条小水路，埃博拉河，最终该病毒也以此河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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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伊尔疫情暴发的中心是本巴区（Bumba Zone）内的扬布库（Yambuku）村里的一家小天主教会医院。9月中旬时，一位扎伊尔的医生汇报了24个备受关注的新病例——不是通常的疟疾，而是更可怕、更充血的症状，以吐血、出鼻血和便血为特征。到医生向扎伊尔首都金沙萨（Kinshasa）当局致电汇报预警时，已有14个病人死亡，其他人也处于病危之中。10月初，扬布库教会医院已经关闭了，残酷的现实原因使多数医院人员都死了。几周之后，一支由科学家和医生组成的国际响应团队，应扎伊尔卫生部指示，聚集到这里，对这种未知疾病进行紧急研究，并就如何控制给出意见。这个团队，成员来自法国、比利时、加拿大、扎伊尔、南非和美国，其中9名来自亚特兰大疾病防治中心。这些人被称为国际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ssion）成员，负责人是卡尔·约翰逊，他也是当时1963年在玻利维亚致力于马秋波病毒研究的美国医生及病毒学家。他自己也勉强从该病毒感染中脱险。尽管事情已经过去了13年，他仍旧充满热情、十分专注，没有因为与死神擦肩而过或职业的挑战而显得漫不经心，他担任疾病防治中心特殊病原体处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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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秋波危机的解除，要归功于他对生态次元的专注，即病毒在没有侵袭玻利维亚村民时在哪里生存？那个例子中，宿主的问题是有迹可寻的，答案很快就找到了：一种本地老鼠将马秋波病毒带进了人类住所和粮仓中。把这种鼠捕捉处理后，疫情也被有效遏止。现在，在1976年10月和11月令人绝望和昏沉的日子里，在北部扎伊尔，又遭遇了另一种隐形未知杀手。随着死亡数字上升到几百人，约翰逊和他的同事们开始腾出时间像研究马秋波病毒时一样思考埃博拉病毒的情况：这东西从哪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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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他们知道病原体是一种病毒。隔离知识被迅速应用在运送到包括疾病防治中心在内的海外实验室的临床样本当中。（约翰逊，在飞到扎伊尔之前，亲自指导着疾病防治中心的隔离工作。）他们清楚这个病毒与马尔堡病毒相似，马尔堡是9年前发现的另一种致死性病毒，电子显微图显示二者同样呈纤维丝状，且扭扭曲曲，如痛苦的绦虫一样。但实验室测试也揭示出埃博拉与马尔堡有明显区别，这是一种新的病毒。最终，这两种蠕虫病毒——埃博拉和马尔堡，被划分为同一新属：线状病毒（filoviru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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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逊的团队也知道，新的埃博拉病毒一定寄居在人类以外的某些活动物中，在该物种体内存在时制造的混乱较少，维持着持续的生存环境。但宿主的问题没有其他问题紧急，比如怎样断开人与人传播、如何拯救病患者的生命、怎么制止病毒暴发。“只做了些很有限的生态调查，”团队后来汇报说，且调查结果全都是否定的。除了人类，别处都没有见过埃博拉病毒的迹象。但是回顾起来，这些否定的数据还是有用的，至少记录了早期研究者们寻找过哪些地方。他们研究了从感染埃博拉病毒的村庄里收集来的818只臭虫，却没发现任何病毒存在的证据。考虑过蚊子，也没有结果。他们从10头猪和1头牛身上抽了血，都证明并无埃博拉病毒。抓了123只啮齿类动物，包括69只本地鼠、30只老鼠和8只松鼠，没有1只是病毒携带者。检查了6只猴子、2只小羚羊和7只未知品种的蝙蝠的内脏，也没有发现埃博拉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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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委员会成员因他们的调查结果而受挫。“过去30年里，世界上都没有发生过比这更紧张刺激或更具潜在暴发性的新型急性病毒瘟疫，”他们的报告警示道。他们注意到，88%的病例死亡率，是有记录以来第二高的，仅次于狂犬病（这基本算是致命疾病的本位标准：在症状表现出来前，未经治疗的病人的死亡率几乎为100%）。委员会向扎伊尔当局提出6条紧急建议，其中包括本地采取的卫生措施和全国范围内的疫情监控。但埃博拉宿主的识别并未被提及。那算是科学事务，比向蒙博托总统（President Mobutu）提出的行动任务稍微抽象些。这个问题的解决需要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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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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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布库事件过去后三年了，卡尔·约翰逊和其他委员会成员仍然在思考宿主的问题。他们决定再次尝试。由于缺乏支持寻找埃博拉栖身之地的专项考察资金，他们将这工作放在扎伊尔猴痘持续研究项目当中，该项目由世界卫生组织协调组织。虽然没有埃博拉那么棘手，猴痘也是种严重的疾病，也是由生活在贮存宿主或者宿主身上的病毒引起的，但是当时也没有确定这种病毒的宿主究竟是什么。所以，做一个联合研究似乎顺理成章，且经济节约，用两套分析工具来筛选收集来的同一组物种。实地考察组再次从村庄和本巴区周围森林以及扎伊尔北部和喀麦隆东南部地区收集动物样本。这次，他们自己抓到的和猎到的，加上付钱请村民收集来的，一共有1 500多只动物，共117种。有猴子、大鼠、老鼠、蝙蝠、猫鼬、松鼠、穿山甲、鼩鼱、豪猪、小羚羊、鸟类、乌龟和蛇等。从每种动物身上抽血，然后剪下点肝、肾和脾。所有这些样本，在独立的小瓶中深度冷冻，运回到疾病防治中心进行分析。样本组织中的活病毒能生存吗？血清中能检测出任何埃博拉抗体吗？约翰逊和他的合著者在《传染病杂志》（the Journal of Infectious Diseases）的文章中坦白说明，该答案是否定的：“未发现埃博拉病毒感染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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