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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认定了是gemo，不是社区里突发的小病情，按阿乔利人的文化传统，要下令进行一项特别行动计划，其中有些对控制传染性疾病非常得当，无论你是相信恶魔还是病毒。这些行动包括将每个病人隔离于自己住所之外的房间里；依靠感染幸存者（如果有的话）来照顾病人；限制将受感染病人从一个村庄向其他村庄转移；戒绝性关系；禁止食用腐烂或熏制的肉类；暂停普通的埋葬仪式，因为其中有一项是开棺，然后每位悼念者列队对死者进行最后的“爱的抚摸”。跳舞也被禁止。这样的传统阿乔利限制行为（加上乌干达卫生部干预和疾病防治中心、无国界医生组织及世界卫生组织的支持），可能帮助古鲁疫情在进一步恶化之前受到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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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从这些人身上学到好多，”巴里·休利特有一天在加蓬告诉我，“学习他们长时间以来是如何应对各种传染病的。”他说，现代社会已经丢失了那种古老但历经痛苦后获得的文化知识的积淀。而我们依靠的是疾病研究的科学家们。分子生物学和传染病学是很有用，但其他传统知识也是很有用的。“让我们听听这里的人们说什么，查明发生了什么。他们已经有长期与传染病斗争的经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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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利特是个性情温和的人，他是华盛顿州立大学的专职教授，有20年的中非实地考察经验。在利伯维尔的一个国际埃博拉病毒会议上遇见他之前，我们都分别去过受该病毒困扰的另一个村庄——刚果共和国的牧博莫（Mbomo），位于奥扎拉国家公园的西边。牧博莫离蒙比利河和莫巴·贝不远，就是那些我看到比利·卡雷什试图麻醉大猩猩的地方。牧博莫的暴发开始于2002年12月，很可能就是处理受感染大猩猩或羚羊的猎人携带的，传播到了至少另外两个村庄。我和休利特在牧博莫的体验的一个重大区别是，他是在暴发时来到村庄的。他开始询问打听时，油脂还在锅里冒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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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利特了解到，之前有一个病人被从村庄诊所里拉了出来，因为他家人不相信医生的埃博拉病毒的诊断，更愿意指望传统治疗方法。在没有医护人员照顾，传统方法也未能见效后，该病人死去，于是事态才严峻起来。传统治疗师宣布这个人是受巫术毒害，作恶者是他的哥哥，一个在附近村子工作的成功人士。哥哥过去是个老师，后来“升任”为学校巡视员，却没有和家人分享他的这份幸运。所以，像加蓬东北部的巴可拉人当中流传的巫术一样，巫术指责的背后又是妒忌和仇恨。然后，另一个弟弟死亡，接着是侄子，就在那时，家庭成员烧掉了哥哥在牧博莫的房子，并组成一队要杀掉哥哥。警察出面阻止了这一行为。虽然哥哥现在被视为邪恶的巫师，但却逃脱了报复。随着更多受害者死于这种未知的恐惧，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没有合理的解释，村民关系大大恶化，以至于任何看起来不同寻常或出众的人都成了怀疑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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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博莫村里和周边危险的另一个因素，是一个神秘的帮会，即为人所熟知的玫瑰十字会（Rosicrucianism）（哪怕你只听说过）。这是个有几世纪历史的国际性组织，大多致力于机密研究，但在刚果的这个地区，它名声并不好，与巫术有关联。附近村子的四个老师是该组织成员，或被认为是成员，而且这些老师曾经在疾病暴发之前向孩子们讲起过埃博拉病毒。这引起了一些传统的医疗师的怀疑，这些老师掌握了疾病暴发的超常知识——超自然的知识。一定得有所行动，对吗？有一天，当时巴里·休利特和妻子还未到牧博莫，四位老师在田间工作时被人用大砍刀杀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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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很快疾病扩散感染了更多村民，巫术似乎不再是当地居民能够接受的合理解释。另一个可能性是opepe，一种传染病，和巴里·休特利听过的阿乔利人的gemo相对应的牧博莫词语 [可塔（Kota）语，当地语言之一]。“这个病要害死所有人，”一位当地人告诉休利特，因此不能是巫术，巫术只瞄准单独的个体或家庭。2003年6月初时，牧博莫及周边区域已有143例患者，其中128例死亡。这一病毒死亡率高达90%，在埃博拉病毒中也列在高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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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对当地的信仰有着浓厚的兴趣，且倾听非常耐心，休利特夫妇听到了传染病问卷调查的选择题范围之外的东西。另一位被调查者——一个牧博莫妇女，声称：“巫术不是无缘无故杀人的，不会杀掉所有人，也不会杀大猩猩或其他动物。”嗯，对，又是大猩猩。牧博莫事件的另一个角度就是——每个人都知道森林里到处都有死猩猩。在罗西保护区有猩猩死亡，比利·卡雷什目前知道的是，莫巴·贝也有猩猩死亡。在牧博莫周围也看到猩猩尸体。而且，按那位妇女所述，巫术是不会施于大猩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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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只银背大猩猩（silverback gorilla）死于埃博拉时，它未受到科学家和医学界的关注。森林里没人观察到它痛苦死去的过程，可能只有其他大猩猩在身边。没人量它的体温或查看它的咽喉。当一只母大猩猩死于埃博拉时，没有人测量它的呼吸或检查是否有皮疹。成千上万只大猩猩可能已经被病毒害死，但没有人在现场见过这样的死亡——甚至没有比利·卡雷什，也没有阿兰·奥德扎伊。找到了少数尸体，一些埃博拉病毒抗体检测呈阳性。在埃博拉暴发的地区，零星的见证人看见和报告了大量的尸体，但因为森林是荒野之地，多数尸体将永远不会被科学研究者们检查或取样。其他关于埃博拉对大猩猩的影响都是推断出来的：许多大猩猩消失，一些地区，如罗西、奥扎拉和明克比，其大部分数量的大猩猩都不见了。但没有人知道埃博拉病毒是如何影响大猩猩的身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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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类，情况有所不同。我前面提到的数量就是一个衡量这种不同的标准：基奎特暴发时245例死亡，古鲁224例，牧博莫128例，等等。自从1976年发现埃博拉病毒后，死于这种病毒的总人数为1 500人，比起广泛而无情的全球性疟疾和肺结核，或各类流感大潮，这个数字并不算太大，但也足够建立一组重要数据档案。并且，这1 500人中的许多人离去时有医生和护士在场。因此，作为专业的医疗工作者会了解一系列症状，埃博拉引发死亡时对人体的病理学影响是什么，可能并不和你的想象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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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危地带》发表时，如果你和我一样，急切地阅读过这本书，或如果你已经间接地感受到它对公众看待埃博拉病毒的深远影响时，你可能会对它有个极为恐怖的概念。理查德·普林斯顿写作很生动，技术娴熟，他是位勤勉的学者，他的目的正是让一个真正恐怖的疾病看似近乎超自然地可怕。你可能会想起他对一家苏丹医院的描述，其中病毒“从一张床跳到另一床上，杀掉左右两边的患者”，引起痴呆和混乱，不只杀害，还要让他们死时大出血，将器官液化，直到“人们在床上溶解”。在床上溶解？普林斯顿特地描述埃博拉病毒“基本上将人体的每一部分都变成可消化的病毒粒子黏液”，啊呀！看到这儿，你可能都会发抖。当他告诉你，死后，埃博拉感染的尸体“骤然恶化”，内脏溶解成“一种休克性的溶化物”，你可能要先停顿下，再翻下一页。你可能都没注意到这是个比喻，意思是功能失调，而非真正的溶化。或者，就不是比喻。后面的故事中还提到了另外一种线形病毒。普林斯顿提到一个生活在非洲的法国移居者，他“在飞机上旅行时，基本上与马尔堡病毒一起溶掉了”。飞机乘务人员，快点来！你可能尤其记得这一幕，普林斯顿描述受难者在苏丹的小黑屋里：昏迷不动、“血流成河”。毕竟，那和“出血”似乎有很大区别；意味着人体像个装着蔬菜炖肉和酸液的纸袋子，血从中喷射出来，直到流干只剩下躯壳。如果这些还不够刺激，里边还有关于埃博拉引起患者眼球充血，导致失明和其他并发症的描述。“血滴就挂在眼皮上：可能会流血泪。血从眼睛里沿脸颊流下，不凝固。”医生检查报告的红死病，与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en Poe）的著作完全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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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虽然非常不愿意批评同事，但是我的义务是建议不必要描述得太直白——至少不要描述成埃博拉病毒的死亡典型。一些出版了或口述的专家鉴定，证明了埃博拉病毒并不如普林斯顿许多耸人听闻的描述那样恐怖。埃博拉在真正受难和死亡方面的可怕程度没有减少。比如，疾病防治中心的特别病原体分部的副主任，皮埃尔·罗林（Pierre Rollin），是世界上最有经验的埃博拉病毒专家之一。他搬去亚特兰大之前，在巴黎巴斯德研究院（Pasteur Institute）工作，过去15年里他一直是许多埃博拉和马尔堡疫情应对团队成员之一，处理过包括发生在基奎特和古鲁的疫情。在他办公室的一次采访中，我问他关于公众认为这个疾病异常血腥的看法，罗林和蔼地打断我，说：“这是胡说。”我提到普林斯顿书中的描述时，罗林讽刺道：“溶解，溅到墙上？”然后失望地耸耸肩。罗林补充道，普林斯顿先生只要能让他的作品显得像小说似的，就怎么高兴怎么写。“但如果说法是真实的，那就得说真话，但他没有。因为到处是血，处处恐慌，实在是有点儿过了。”一小部分病人的确是出血致死，罗林说，但是“他们没有喷射，也没有溶解。”事实上，对于埃博拉病毒疾病来讲，常用的术语“埃博拉出血热”本身就用词不当，因为一半儿以上的病人是一点血不出的。他们死于其他原因，如呼吸窘迫和内脏衰竭（但非内脏溶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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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约翰逊，一位应对埃博拉暴发的专家，他的权威性我前面也有所提及，是《高危地带》的一个关键角色。他做出了相似的反应，但更加尖锐，他一如既往坦诚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这次谈话是在我的办公室进行的，当时他又一次到蒙大拿（Montana）开始他定期的钓鱼之行。我们成了朋友，他还简单地传授了我一点如何思考动物传染病毒的方法。最终我有机会请他坐下来做个采访，当然肯定要提到《高危地带》这本书。卡尔严肃地说：“血泪是胡扯。没有人流过血泪。但这种现象正是普林斯顿要抓住的。”要公平对待这个他并不讨厌的年轻记者。他解释道，这事儿并非是普林斯顿凭空捏造的，而是从另外一个线人获得的，这人在1976年扎伊尔疫情暴发时就在场（但不在扬布库），且和他本人更熟一些。卡尔进一步提到，“死去的人并没有变为不成形的黏液”，如普林斯顿所述。约翰逊也和皮埃尔·罗林观点一致，认为在出血这点上的描写太过夸张了。他说，如果想见识真正出血的疾病，看看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当然，埃博拉恶性且致命，但并不完全是以书中描写的那种方式体现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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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世界中，科学文献中描述的埃博拉病毒疾病引起的主要症状如下：腹痛、高烧、头痛、咽喉痛、恶心和呕吐、食欲不振、关节痛（arthralgia）、肌肉痛（myalgia）、虚弱（asthenia）、呼吸急促（tachypnea）、结膜炎（conjunctival injection）和腹泻。结膜炎特征是红眼，但不流血泪。所有这些症状一般都会在许多或大多数致命性案例中出现。另外，还有些只出现在一小部分案例中的，包括胸部疼痛、吐血（hematemesis）、牙龈出血、血便、鼻出血、针刺部位出血、尿闭（anuria）、皮疹、打嗝和耳鸣。基奎特疫情中，59%的病人没有明显出血，即使出血也基本上和存活率的高低无关。另一方面，呼吸急促、尿潴留（urine retention）和打嗝，则不是好兆头，预示着死亡可能即将来临。在那些出血的病人当中，除非是自然流产的孕妇，失血也不太多。多数未能幸存的死者都是在昏迷和休克中离开人世的。就是说：埃博拉病毒一般会悄悄致命，而非重大一击或喷溅而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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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数据都是在非常惨烈和危险的情况下收集的，而且当时的主要任务是救命，而非科学研究，所以专家们甚至也不能确定病毒致死的典型方式。“我们不了解致死的原理，”皮埃尔·罗林告诉我。他可以指出是肝功能损坏、肾衰竭、呼吸困难、腹泻，但最终似乎总是各种症状以无法阻挡的趋势一拥而到。卡尔·约翰逊也表达了相似的不确定性，但提到该病毒“确实追随免疫系统”，阻止干扰素（interferon）的产生。干扰素是免疫反应所必需的一组蛋白质，没有它，就“无法阻止病毒的持续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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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埃博拉病毒免疫抑制的观点后来也在文献中出现，伴随着它可能导致病人体内埃博拉病毒无限繁殖，和平时在内脏等处生存的天然细菌过度增长的猜测。据某信息来源，细菌的过度增长可能因此将血带到尿液和粪便中，甚至导致“肠道损伤”。也许普林斯顿在写液化的内脏和人体溶解于床上时，头脑中想到的就是这些吧。如果这样，那他混淆了埃博拉病毒和没有健康免疫系统限制的普通细菌之间的区别。但说到讲故事，我们都更喜欢生动的，而不是复杂的，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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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博拉病理学还有一个角度，是一种叫作弥散性血管内凝血（disseminated intravascular coagulation）的现象，医学界简称为DIC。它也被广泛称为消耗性凝血病（consumptive coagulopathy）（希望这更容易理解些），因为它是以错误的方式过多地消耗了血液的凝血能力。在我们蹲守观察大猩猩后，坐船沿蒙比利河而上时，比利·卡雷什跟我说过DIC。他解释道，弥散性血管内凝血是一种病理性血淤积，其中正常的凝血因子（凝血蛋白和血小板）被集中起来，在患者体内的血管中形成小血块，而当其他地方需要止血时，凝血能力却只剩很小或没有了。结果，血液从毛细血管渗透到皮肤表层，形成擦伤般的紫色印迹（血肿）（hematoma）；血液可能从某个针眼中不断滴出，似乎永远愈合不了，或漏到胃肠道或尿液中。更糟糕的是，血管中的小血块的大量聚集会阻塞血液流到肾脏或肝脏中，引起器官功能衰竭，这在埃博拉病毒症状中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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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卡雷什提醒我时，人们对埃博拉病毒病症中DIC作用的了解。更新的理解是，卡尔·约翰逊和其他人开始质疑该病毒一定程度上导致的免疫停止和后续的细菌过多繁殖，是否能更好地解释之前归在DIC头上给身体造成的损伤。“刚开始发现时，DIC，哒、哒、哒，成了出血热中所有表现的关键。”约翰逊告诉我，再次戏谑地讽刺世俗认知。现在，他说，他在文献中看到的DIC少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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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许多方面看，埃博拉病毒仍然是很高深莫测的病毒，埃博拉病毒疾病仍然是一种神秘的疾病，同时依旧恐惧且可治愈性小，不管有没有DIC，也不论有没有溶解的器官和血泪。“我意思是，很糟糕，”约翰逊强调，“真的，真的很糟。”他几乎是第一个见证埃博拉病毒的，当时的情况也非常诡异，1976在扎伊尔，那时该病毒都没有名字。但有一个情况一直没变过，他说：“说实话，世界上的每个人都特别害怕它，包括全球医学界的，以至于都不想真正尝试或研究它。”他指的是研究它在活人或与病毒抗争的病人身上的影响。要做到这点，需要合适的医疗设施、BSL-4实验设备、资金投入和专家级的专业人士，及合适的条件。不能等下一次暴发时就直接在非洲村庄里一个教会诊所里做这个研究。需要把埃博拉病毒封闭起来，置于研究条件中，加以高度监视，而不只是冷冻病毒或血样。还需要研究在人体内肆虐的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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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很难安排。他补充道：“目前在美国还没有一例埃博拉病人。”但每件事的发生，总有个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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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英格兰有了第一例埃博拉病毒疾病的病人，俄罗斯1996年出现了第一例埃博拉病人（对此我们已经有所了解）。与在科特迪瓦剖验大猩猩尸体的瑞士女士不同，这两位不幸者并不是在非洲实地感染，然后躺在救护飞机上回来的。他们的感染是实验室事故。二人都在做研究的过程中，自己不小心受伤了，伤口小却致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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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的事故发生在英国微生物研究机构，一家严谨的专业机构，位于守卫森严的政府基地波顿唐（Porton Down）内，与伦敦西南乡村绿浪中的巨石阵不远。就像洛斯阿拉莫斯（Los Alamos），但这个实验室不是位于新墨西哥的山峦中，而是被英格兰田园所覆盖，那里的关键战略物资不是铀（uranium）和钚（plutonium），而是细菌和病毒。早些年，1916年始，波顿唐是化学武器的研发实验站，开发芥子气等化学武器；“二战”期间，机构内的科学家也从炭疽（anthrax）和肉毒杆菌毒素（botulin）里提取细菌研制生物武器。但最终，随着政治形势变化和政府的顾忌，波顿唐如美国军方传染病医学研究所一样，将重心转移到了预防，即研究潜在生物和化学武器的对抗方法。工作中会应用到高防备设施和技术，来研究危险的新型病毒，因此，当1976年世界卫生组织集结实地考察队去西南苏丹调查未知的疫情时，波顿唐是能够有资格提供援助的。从病情极重的苏丹病人身上取样的鲜血经过深度冷冻，到达波顿唐进行分析，就在大约同一时期，那个令人焦虑的秋天，扬布库的血样也运往了疾病防治中心。实地考察人员向实验室人员寻求解答一个问题：这东西是什么？当时还没有埃博拉这个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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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顿唐的一个实验室人员叫杰弗里·S·普拉特（Geoffrey S. Platt）。1976年11月5日，实验过程当中，普拉特把从一只感染了苏丹病人病毒的豚鼠身上提取来的肝匀浆加入到注射器中。也许他的意图是将这种浆注射到另一只实验动物体内。结果出了岔子，他扎到了自己的大拇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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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拉特不能确定自己接触的究竟是什么病原体，但他知道事情不妙。他一定注意到了，这种未知病毒的死亡率高达50%。他立即脱掉医疗手套，将大拇指伸到次氯酸盐溶液（像漂白剂之类的东西，用于杀毒）中，想挤出一两滴血。但一滴血也没挤出来。他甚至都看不到针眼。如果这意味着没有针眼，那是好现象，但如果是个密封得很紧的小眼儿，那就是个坏兆头。根据后续发展，普拉特伤口的细小证明了即使是非常微量的埃博拉病毒，也足够引起感染，至少那一点量直达人的血脉中。并非所有病原体都这么强劲。有些需要更大空间。埃博拉病毒有力度，而非广度。与患者呼吸共同的空气，或只是身体接触，或（可能）只是皮肤接触到了患者的血液，（可能）都感染不了；可是一旦有一丁点儿病毒通过皮肤上的伤口进入体内（皮肤上总是不可避免会有些小伤口），那只能听天由命了。用科学家的术语：它并非传染性的，而是高度感染性的。针刺后6天，杰弗里·普拉特发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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