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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他只是感到恶心和无力，带有腹痛。但考虑到当时的情况，他的不适受到很大重视。他被收入到伦敦附近一家医院中的感染病专用病房，在该病房中，又被置于负压塑料隔离帐篷内。历史记录没提到，但是护理和治疗的护士和医生肯定都佩戴了面具。给他注射了干扰素，来帮助刺激他的免疫系统，还注射了从一位复原的埃博拉病人身上抽出的血清（从非洲空运而来），以供应些抗体外援。第4天，普拉特的体温飙升，伴有呕吐。这说明病毒生命力很旺盛。接下来三天里，是紧急危险的时期，他吐得更多了，加上腹泻和全身皮疹；尿液很少；喉咙的真菌增殖预示着免疫力丧失。所有一切都是不祥的征兆。同时，医护人员给他注射了更多血清。也许治疗发挥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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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天，普拉特呕吐和腹泻止住了。两天后，皮疹开始消失，真菌也得到了控制。他很幸运，可能有基因上的原因，可能也是由于有幸接受了最好的医疗护理。病毒从他的血液中、尿液中和排泄物中消失了（虽然在他的精子中逗留了一小段时间，但显然他答应医生不会让任何人受到威胁）。他从隔离区出来了。最后回到家中。他体重减少了，在漫长而缓慢的恢复期中，他的头发脱落了。但和那位瑞士妇女一样，他活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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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的俄罗斯研究者，则没有如此幸运。俄罗斯的一篇新闻报道（但是西方的医学文献中没有提到）中提到她叫拿德妲·阿莱斯纳·马卡维卡亚（Nadezhda Alekseevna Makovetskaya）。她供职于国防部下属的一个病毒学机构，从马身上提取血清，用于实验室环境下找到治疗埃博拉病毒的方法。马匹不会感染埃博拉病毒，这点和马匹会感染亨德拉病毒不同，因此实验室中使用马匹来制造埃博拉病毒的抗体。要测验这种治疗方法的有效性需要感染其他的马匹。“很难描述与感染了埃博拉病毒的马合作。”当时的俄罗斯生物战领导，国防部中将瓦伦汀·耶斯提格涅耶夫（Valentin Yevstigneyev）一副无情而小心的口吻如是说。无疑，他说的是对的。马匹即使不抽搐的时候也会有些神经紧张、活蹦乱跳，谁愿意拿着针去接近这些马呢？充斥着埃博拉病毒的马血会回流么，会像种马被注射亨德拉病毒时那样，在马棚中躁动吗？如果这样，谁会愿意拿着针去接近马呢？“正常情况下，这个家伙都很难对付，而我们还要用专用保护装置。”耶斯提格涅耶夫说。他说的“我们”可能是广义上的。他是个高官，军队领导，不太可能自己戴上橡胶手套亲自进行试验。“一次失误，一副破损的手套，都可能酿成大祸。”马卡维卡亚就是因为一次失误酿成了大祸。或者也许那马的敏感抽动多过于她的失误。“她的保护手套裂开了，但没有向上司报告，”耶斯提格涅耶夫将军毫无同情地描述着事情的经过，“因为紧接着新年假期就来了。”他是在暗示她不想在隔离区里过节吗？他没提到针刺伤、抓伤、或破手套下的裂口，但一定发生了这样的不幸。“结果，当她看医生时，已经太迟了。”马卡维卡亚的症状和死亡的细节一直未向外界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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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俄罗斯女性在2004年5月感染了埃博拉病毒，这个病例的信息稍多一些。安东尼娅·普丽斯尼亚科娃（Antonina Presnyakova），46岁，是一家高安全性的病毒研究中心的技术员，该中心叫韦科特（Vector）（听起来像是从伊安·弗莱明创作中来的似的），位于西伯利亚西南部。普丽斯尼亚科娃的注射器中装有从一只感染了扎伊尔埃博拉病毒的豚鼠身上抽到的血。针穿过两层橡胶手套，穿透了她的左手掌。她迅速进入隔离诊所，几天内就出现了症状，两周后离开人世。有消息透露，她在韦科特的上司并没有向实验室高层汇报，更别提向世界卫生组织或其他人提及此事了，因此未能及时将埃博拉实验性治疗剂从国外空运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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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个例子反映了在实验室研究这种致命且具感染性的病毒本身就存在危险性。同时也提出了美国对这种本土最接近埃博拉–扎伊尔途径的担忧。这个也发生在2004年，就在安东尼娅·普丽斯尼亚科娃死亡的几个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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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莉·L·沃菲尔德（Kelly L. Warfield）在马里兰的弗雷德里克（Frederick）的郊区长大，距她家几英里的地方就是德特里克堡（Fort Detrick），专注于医学研究和生物防御的美国军事基地，美国军方传染病医学研究所就坐落其中。她是个在城镇里长大的女孩儿，聪明且好奇心强。她妈妈在德特里克堡门外开了家便利店。凯莉从中学起开始帮妈妈打理店铺，当时她第一次见到来店里光顾的疾病研究院的科学家们，并和他们交谈。只要是顶级货色，无糖可乐、牛奶、戒烟口香糖、泰诺等等，军队的病毒学家们都会买。和其他普通的年轻便利店员不一样，凯莉很早就对科学感兴趣。高中的暑假，她在政府一家标准和措施研究机构工作。大学第一年以及之后的每个夏天，她都在国家癌症研究所的德特里克堡分部做实验室助理。本科获得了分子生物学学士学位后，要考虑研究生的专业了，恰好这时她读到了刚刚出版的《高危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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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个读《高危地带》长大的孩子，”沃菲尔德很久之后告诉我。她无法给书中的科学准确性打包票，她补充道，但那本书对她的影响是巨大的。她受到了书中的主要人物之一南希·杰埃克斯（Nancy Jaax）的影响。南希是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USAMRIID）的陆军少校同时也是一名兽医病理学家，曾经是雷斯顿市猴子感染事件中的反应队的成员之一。沃菲尔德希望自己大学毕业后能够回到德特里克堡成为该所的科学家。如果可能的话，她希望研究埃博拉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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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希望找到能学到病毒学的博士项目，此后在休斯敦的贝勒医学院（Baylor Medical College）找到了一个很好的项目。贝勒有一整个系致力于病毒研究，有24名病毒学家，其中一些非常杰出，但是没有一个人研究像埃博拉一样的高危性病原体。沃菲尔德在一位导师的实验室里找到了个位置，开始着手研究一组胃肠道病毒——轮状病毒，一种可引起腹泻的病毒。她的专题项目是观察老鼠对轮状病毒感染的免疫反应。尽管该病影响不算很大，工作却非常复杂和重要（轮状病毒每年会导致全球大约50万儿童死亡）。她对用实验动物（尤其是老鼠）做人类对病毒感染免疫的模拟方面有经验，并且学过一点疫苗制作技术。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她不是使用传统的做法，即实验室诱发演变而致活病毒衰减的传统方法，而是使用类病毒颗粒（virus-like particles，VLPs）研发疫苗且非常专业。类病毒颗粒本质上是病毒外壳，能够诱发产生抗体（免疫就绪），但没有功能性内核，因此不会繁殖或引发疾病。类病毒颗粒似乎对研制如埃博拉病毒抗体疫苗来说大有前景，因为对埃博拉进行活病毒疫苗实验太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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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莉实现她的梦想花费了一些时间，但并不是太多，而且她一点时间也没浪费。完成博士学位后，26岁的沃菲尔德博士于2002年6月开始在美国军方传染病医学研究所工作，就在几天前，她刚刚从休斯敦毕业。这个军队机构雇佣她的部分原因就是她的类病毒颗粒技能。她立即加入特殊免疫接种项目，要打一系列折磨人的疫苗，一个新人要进入BSL-3实验室要打很多针，更不用提BSL-4实验室了。（BSL-3实验设施主要供研究危险但可治愈的疾病，许多这样的疾病是由细菌引起的，如炭疽和鼠疫。BSL-4则主要用于埃博拉、马尔堡、立百病毒、马秋波和亨德拉这类没有疫苗也没有治疗办法的病原体的研究。）她一年内被接种了一整套针对在实验室可能或不可能遇到的恶性病毒的疫苗，有里夫特裂谷热（Rift Valley fever）、委内瑞拉马脑炎（Venezuelan equine encephalitis），当然也有天花，还有炭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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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些疫苗会让人特别难受。对沃菲尔德而言，炭疽疫苗的反应尤其不好。“呃，太惨了！那疫苗真要命。”她回忆说，当时我们在位于弗雷德里克外一个新郊区的她的新家进行了这次长谈。她的免疫系统经历了所有病毒一系列的挑战后，可能导致了她的风湿性关节炎，她家族的遗传病。风湿性关节炎是免疫功能障碍，用于控制它的药物有可能会抑制正常的免疫反应。“所以，我不能再接种其他疫苗。”但是，她可以进入BSL-3实验室了，很快也达到BSL-4的标准。她开始研究活体埃博拉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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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也参与了上司实验室里的其他项目，但她主要精力放在了类病毒颗粒研究中，其中一个是测试一种实验室制造的抗体，有可能用于埃博拉病毒疾病的治疗。这些抗体是由一家与美国军方传染病医学研究所合作的私营公司开发的，设计之初是用联结蛋白质而非病毒自身来打断病毒繁殖周期的。很聪明的想法。沃菲尔德又用老鼠作为实验动物；她现在已经有了几年处置和注射老鼠的经验了。为了这个实验，她给50到60只老鼠注射了埃博拉病毒，并在接下来的日子给它们进行了实验抗体治疗。它们能活吗？还是会死？老鼠被关在透明的塑料笼子中，就像是很深的金属锅，每一锅中10只。在BSL-4工作中，遵循系统化的程序和对实验过程持续关注对实验成功至关重要的，这点沃菲尔德非常清楚。她这个实验中的系统化程序包括给一只注射器注满抗体液，足够给10只老鼠注射的剂量，然后用同一注射器和同一针头给10只老鼠注射。交叉感染似乎不在考虑范围内，因为它们已经被注射了同一批次的埃博拉病毒。10只老鼠用一个注射器是为了节省时间，在BSL-4里的时间累积起来就是压力和更高的风险，因为那里环境非常压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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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凯莉·沃菲尔德所处的环境吧。通常她在一个叫AA-5的BSL-4套间内工作，在研究所最安全一侧的煤渣块通道尽头，被关在三层高压密封的门和一扇树脂玻璃窗后。她要穿蓝色乙烯基防护服（她和同事们简称为“蓝服”，不是太空服，也不是危险物品防护服），有一个完全封闭的罩子，一张可视性极佳的护面罩，和一个通风接口。接口上要连一根黄色管子，从房顶上绕下来输送过滤后的空气。她还穿橡胶靴子，戴两副手套：医用手套外套一双更厚的工业手套，用绝缘胶带粘到衣服手腕外。即使有工业手套和医用手套两层保护，手部仍然是全身最易感染的部位；无法进行乙烯基保护，因为双手需要高灵活度。她的工作台是个不锈钢手推车，像医院手推车一样，易于清理，便于挪动。要不是喜欢这工作，没人愿意进这种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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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2月11日下午5点半，她独自在AA-5的环境中工作。因为早些时候有其他事情，那天埃博拉实验开始得较晚。一锅的老鼠在她车子上放着，旁边还有塑料烧杯和一个笔记夹板，没有太多别的东西或工具。那是当天最后一锅要注射的老鼠了。她填满注射器，小心地给9只老鼠进行了注射——抓住每只老鼠后颈上的皮肤，肚子朝上，熟练而快速地将针插到下腹处，不给每只命运被主宰且受埃博拉困扰的老鼠添任何不必要的痛苦。每次注射完，她都把老鼠放到烧杯中，将完成的和其他的区分开。她填好另一管注射器，准备给最后1只老鼠注射。或许她有些累了。意外发生了。就是这最后一只老鼠惹的祸，它突然踹掉针头，使针头偏向直接扎进了凯莉·沃菲尔德左手大拇指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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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口，如果有的伤口话，似乎只是特别小的一点擦伤。“起初，我并不觉得针头穿过了手套，”她告诉我，“不疼，一点都不疼。”经过严格训练的她保持镇定，将老鼠放入锅中，放下注射器，然后挤手。能看到手套下有血渗出。“所以，我知道扎到自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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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一个温暖的午后，我们坐在餐桌旁，她给我讲述那个2月天的事情。她与部队做医生的丈夫和小儿子住的房子，明亮，有人气，令人愉悦；冰箱上贴着些孩子的作品，周围散落着一些玩具，后院很大，种满绿色植物，还有两只半贵宾犬种的狗，厨房墙上贴着指令：未着防护服，禁止入内。今天她穿了件红色外套，戴着珍珠耳环，没有穿蓝色乙烯基防护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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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回忆起，当时脑子飞速转动，从瞬时的反应“天哪，我完了”到沉着思考自己做了什么。她没有给自己注射活体埃博拉病毒——或至少说注射的量并不多。注射器中没有埃博拉病毒；是抗体，应该对人没有害处的。但针头在扎到她之前进入过10只感染了埃博拉的老鼠体内。如果针尖粘上任何埃博拉粒子，携带至体内，那她可能会被感染。但她知道，一小点儿病毒也足够危险。她迅速摘下黄色管子，从第一扇压力门出了BSL-4套间，到达了一个装有化学沐浴的气塞空间。在那里，她冲了淋浴，用消毒液对蓝服外部进行了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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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她推开第二扇门，到达一个叫作“灰侧”的小屋子。她尽快脱下靴子，脱下蓝服，摘下手套，只穿着医护服。她用挂在墙上的电话打给两个最亲近的朋友，其中一个是黛安·尼格里（Diane Negley），BSL-4实验室管理员。当时是晚饭或更晚些的时候，尼格里不在家，所以沃菲尔德给她的电话中留言，留言中满是恐怖而绝望的情绪，大意是：我出事儿了，扎到了自己，请速来帮忙。另一个朋友是同事丽莎·亨斯利（Lisa Hensley），她当时还没离开大楼，接到电话并说：“赶紧用力擦洗伤口。我马上过去。”沃菲尔德开始用碘伏（Betadine）擦手，用水和盐溶液冲洗，然后再擦。由于紧张，溅了满地的水。亨斯利很快赶到灰侧，见到了她，开始给其他人打电话发出警示，包括那些处理过事故的医务部，而同时沃菲尔德还在继续用伏碘擦洗。5到10分钟后，沃菲尔德感觉已经将伤口处理好了，于是脱下医护服，用肥皂洗了个澡，然后更衣。亨斯利也一样。但当她们准备离开灰侧时，压力门打不开了。电子锁对她们的通行证没反应了。沃菲尔德肾上腺素激增，加上惊慌，再也等不下去了，通过手动阀把门撞开，楼里其他警报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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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消息在研究所里迅速地传播开来，此时一小群人已经聚集在了过道上。沃菲尔德在人们关注的目光和关切的询问中穿过人群，直奔医务部。到了那里，她被带进一个小房间里，一位值班的平民女性值班医生询问了事故的经过，给她做了“体检”。整个过程，医生都没有碰过她。“就像她害怕我已经染上了埃博拉一样。”沃菲尔德回顾说。埃博拉病毒的潜伏期按天计算，不是按小时或分钟来计算的。病毒着床、大量繁殖到使人显出症状或感染，需要至少两天，更常见的是一周以上。但该平民医生似乎不了解这点，或者说压根就不关心。“她的反应就好像我已经是个麻风病患者似的。”医生离开医务室与他人商量如何处置，之后医务部主任将沃菲尔德带到他办公室，让她坐下，温和地告诉她，建议接下来做些什么。他们想要把她放进隔离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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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军方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的隔离室是一个医学密封套间，用于看护那些感染了危险病毒的人员，同样地，保护其他人不受感染。套间有两个医院式的房间，在更多层密封门后，也有个化学沐浴室。我们交谈那天早些时候，沃菲尔德抽空带我参观了美国军方传染病医学研究所，她给我看了隔离室，带着一丝讥讽的骄傲，给我解释了它的特点。在外部，一扇很宽的正门上贴着：密闭间。闲人勿入。这是研究所迷宫般的过道里的第537号门。就从这扇门，新病人进入套间，如果顺利，病人最终也从这扇门出来。如果不顺利，那病人则以其他方式出来，不是走出来，或者不从537号门离开。所有的人流——医护人员、忠诚无畏的朋友们等，都必须从一扇小门进入更衣室，那里的架子上放着叠好的医护服，然后穿过一扇压力钢门，进入气塞沐浴间。沐浴间的另一侧是另一扇钢门。这两扇钢门不会同时开启。如果病人没有表现出感染的症状，获得批准的访客经过消毒、穿上罩衣、戴上面罩和手套就可以进入隔离室。如果病人感染了这种病毒，这里就成了敏感地带，医生和护士（现在就不允许访客进入）就必须穿上一身蓝色的罩衣才能进入。这种境况下，医护人员从隔离室出来时必须经过彻底沐浴消毒，将消毒罩衣放入口袋进行自动热压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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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菲尔德引导着我。我们可以穿着便装穿过沐浴间，因为密闭间没人。当她关上我们身后的第一扇钢门时，触发加压，我听到“嗖”的一声，耳朵里也感受到了变化。她说：“这就是为什么把它叫作隔离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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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事故后第二天，即2004年2月12日大概中午时，进入套间，进来之前在部队律师的帮助下起草了遗嘱和逝前指示（说明去世后的医学处理方式）。她丈夫在得克萨斯州进行高级军事培训，她用电话向丈夫说明了情况。事实上，前一晚很长时间里，她都在与丈夫通电话，在他来自远方的支撑下，度过恐惧和担心的几个小时。某一时刻，她告诉他：“如果我病了，请你一定给我打大量的吗啡。我见过这个病什么样子，我知道很疼。”——她在实验室里见过猴子患病而死去，但没见过人得此病。第一个周末，她丈夫抽出时间从得州飞回来，戴着橡胶手套与她手拉手在密闭间里度过了情人节。他们没有隔着面具接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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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提过，埃博拉病毒疾病的潜伏期至少要两天；也可以是三周以后才发病。当然，每个个例都不同，但21天似乎是潜伏期的最长期限了。专家意见表明，如果接触过病毒的人在这么长时间内没有显示出疾病症状，那以后也不会再表现出症状了。因此，凯莉·沃菲尔德被关在隔离室里21天。她告诉我：“就像监狱一样。”然后她又补充道：“就像监狱，而且你在等待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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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与监狱的另一个区别是，关押者要进行多次血液检查。她的朋友黛安·尼格里，一位认证的抽血医师，每天早上会找到血管，抽走沃菲尔德的一些血。她对埃博拉足够了解，知道其中的风险。同时，她会带来面包圈和拿铁。尼格里早上的看望是沃菲尔德全天最重要的事情。第一周左右，尼格里每天要抽50毫升血，相当大的量（相当于三大汤匙多），要足够进行多次检测，还可以有多余的一点用于冷冻储存。一个检测，用的是分子生物学家们都熟悉的PCR（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聚合酶链反应）技术，查找她血液中的埃博拉RNA片段（病毒的基因分子，相当于人类的DNA）。这个检测是很明显的警报，但有时会不准，错误地呈现出阳性结果，一般每份血样都会进行两次检测。另一个检测是筛选干扰素，它的存在可能是任何病毒性感染的信号。还有个检测是查看血凝，万一发生弥散性血管内凝血，可以提早预警。这是种毁灭性的凝血现象，血会在不该出血的地方渗出。沃菲尔德鼓励医护人员做所有必要的血检。她记得她还告诉他们：“如果我死了，我希望你们能了解我这个病例的一切。”——她指的是，一切关于埃博拉病毒疾病的信息。“储存每份血样。分析所有能分析的。如果我死了，请你们，请你们，一定要有所收获。我希望你们能了解到新信息。”她也告诉家人同样的话：如果有不测，请他们解剖我的尸体，让他们获取任何可用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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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菲尔德知道，如果她死了，她的尸体是不会从537号门被抬出隔离室的。在尸检后，会进入消毒容器——高压槽，在打开棺材时，她的挚爱亲人们将对她一眼也不忍心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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