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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第一周的所有检测结果都正常，让人放心。只有一个例外：某一天的PCR检测结果呈阳性，说她血液里有埃博拉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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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个错判。那个结果着实让沃菲尔德吓了一跳，但很快进一步检测证明是误测。呀！不，对不起。别介意，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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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研究所领导意识到沃菲尔德得了风湿性关节炎时又引起一阵混乱，风湿性关节炎的药物可能抑制她的免疫系统。“那成了一个重大争议。”她告诉我。一些研究所上层的大人物表示惊讶和生气，尽管她的医学记录里清清楚楚地记录着这个情况。“他们集结了所有专家开了电话会议。每个人都想知道为什么一个免疫功能不全的人会在BSL-4实验室工作。”实际上没有证据显示她的免疫系统运转不正常。研究所所长从未亲自到隔离室探望过她，甚至也没有隔着玻璃看上她一眼，但给她发过邮件——宣布暂时不允许她进入BSL-4实验室，并保管起她的通行证。沃菲尔德说，那简直是“当面的一记耳光”，在原已痛苦和担忧的伤口上撒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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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周多吸血鬼似的抽血和令人放心的检测结果后，沃菲尔德开始逐渐有信心她不会死于埃博拉病毒了。她很虚弱和疲惫，血管也是如此。所以，她要求每日抽血减少到最小量。一天晚上，当她脱衣服时，又是一阵不安，因为她发现胳膊上有红点，不知道是不是预示着埃博拉典型的红疹。她在实验室里感染的猴子身上见过类似的红点。那晚她一宿未眠，担心红疹，但结果没事儿。她吃安眠药辅助入睡。想运动时，还有健身车。有电视、网络和电话。又过了几周，那些可怕因素也慢慢被好消息和沉闷所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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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亏了她妈妈、几个亲近的朋友（能常来看望她）、丈夫（不能常来看望）、爸爸（未在探望者之列，以防万一大家都被感染、隔离，甚至死了，他能照顾她儿子），以及缓解紧张的笑声，她得以保持清醒健康。她儿子叫克里斯汀（Christian），当时只有3岁，由于年龄限制，无法进入军方研究所。沃菲尔德认为他怎么说都太小，不能承受实情，就和丈夫简单地对克里斯汀解释说妈妈要离开三周做些“特别工作”。她可以通过视频连接，也就是隔离室的摄像机，和隔离室外面的丈夫、儿子及其他亲友视频及通话。嗨，是我，凯莉，在埃博拉小镇，还活着，你怎么样？黛安·尼格里，除了早上给她带面包圈和咖啡，每个周五晚上偷偷带啤酒进来。开始的时候，饮食是个问题，研究所里没有餐厅，后来军方意识到可以用资金为隔离室里的病人提供好点的外卖。之后，沃菲尔德每晚都能选择弗雷德里克最好的外卖了：中式、墨西哥式、比萨。而且还可以和探视者分享这些外卖，比如尼格里，坐在监控摄像头的盲区下，掀开面罩，偷吃一番。这些高碳水化合物的慰藉还给沃菲尔德和伙伴们灵感，他们发明了一个游戏叫：“埃博拉使你……”，然后补上空白。埃博拉使你变胖。埃博拉使你变傻。埃博拉使你因吃太多巧克力冰激凌而得糖尿病。埃博拉使你重视那一刻的每一点小欢乐和每一丝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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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3月3日早上，537号门开了，凯莉·沃菲尔德从隔离室走了出来。她的妈妈和克里斯汀（经过特批）在过道尽头的等候室里。她带着儿子回家了。当天下午她回到了研究所，朋友和同事们为她开了一个庆祝派对，有美食，有表彰证书，还有气球。几个月后，经过一段时期的准入暂停、一整套免疫系统检测、一个带羞辱性的再训练和监督制度，和坚持不懈地争取工作，她重新获得了BSL-4实验室的准入资格。她可以回去揪那几乎将她灭掉的恶兽的尾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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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过不回去研究埃博拉吗？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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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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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这么喜欢这个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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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她说，开始反思，“我是说，为什么是埃博拉？它几乎一年只导致几百人死亡。”也就是说，它还没成为全球大规模性的疾病，虽然有些人记起可怕的情景，但似乎它成不了大规模杀伤性疾病。但她可以用科学术语来说明其中的吸引力。比如，她对这么简单的微生物能引起如此高致命率的原因非常有兴趣。它只含一个微小的基因组，只够组建10个蛋白质，却形成了整个结构、功能和自我繁殖能力。（相对比，疱疹病毒的基因要比它复杂10倍。）尽管基因组小，埃博拉病毒毒性却很强。7天可以要一个人的命。“一个如此微小、如此简单的东西，怎么能如此危险呢？”沃菲尔德提出了问题，我等待答案。“这对我来说有很大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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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儿子克里斯汀，已是一个一年级学生，帅帅的，这时刚从学校回到家里。凯莉·沃菲尔德已经给了我将近一天的时间，现在我只问最后一个问题。虽然她是分子生物学家，不是生态学家，我还是提了那两个关于埃博拉在野外的未解之谜：宿主和传播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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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同意，是的，这也是非常有吸引力的角度。“它跳出来，导致一群人死亡，在你还没到达或想明白时，它已经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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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消失到了刚果森林里去了，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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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了，”她同意，“是的。它来自哪里？去了哪里？”但这不是她的研究领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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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BSL-4实验室，不一定是美国军方传染病研究所的AA-5，而是全球研究埃博拉病毒的几家之一。想想其接近程度、秩序性和可靠性。埃博拉病毒在这些老鼠体内繁殖，散布到它们的血液当中。埃博拉病毒在试管中，冷冻得实实的。埃博拉病毒在培养皿中，在人体细胞里形成斑块。埃博拉在注射器中；注意针头。现在想想东北加蓬的一个森林，就在伊温多河上游西侧。埃博拉无处不在，却处处不在。埃博拉病毒存在，却下落不明。埃博拉可能很近，但没人知道哪个昆虫、哺乳动物、鸟或植物是它的秘密寄居所。埃博拉病毒不在你的领地。而是你在它的领地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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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和麦克·费伊在2000年7月徒步走明克比森林时的感觉。我坐直升机飞来后第6天，我们离开了孤山区，按费伊的指南针向西南跋涉，穿过一个大树丛，穿过带刺的葡萄藤交织成烦人的灌木丛，过小溪和小池子，跨过小溪流经的低脊地，走过布满多刺植被的泥沼地，掉下来的果子大得跟滚地球一样，蚂蚁横穿我们的道路，头顶成群的猴子，森林里大象繁多，猎豹出没，几乎没有人迹，还有约1万亿只呱呱叫的青蛙。可能埃博拉病毒的贮存宿主也在那里，但就算面对面也认不出来它。我们只能采取些适当预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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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到第11天时，费伊的一个团队成员在森林地面上看到一只金腹白眉猴（crowned monkey），一只年轻的猴子，活着，但已濒死，鼻孔滴血。可能它是在高树上没抓紧才摔得这么重。或者……可能感染了什么，如埃博拉之类的，下来等死。在费伊的指示下，成员们没有触碰它。费伊成员中卖命工作的班图人和俾格米人总是想在晚餐时加点野味儿，但费伊禁止在保护区内狩猎，这次沿明克比徒步之行中，他甚至更严厉地命令厨子：禁止给我们吃任何地面上死的动物。当晚，我们又吃了褐色的“乱炖”，由普通的冻干肉和罐头酱料混合而成，与速食土豆泥一起上的。我强烈希望那只将死的猴子还被留在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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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晚，晚餐后，在营火旁，费伊帮我一起从索非亚诺·安托克那里套些信息出来，他是马依布2村幸存者中较为害羞的那位。我听过了整个故事，包括索非亚诺个人的损失，但是从东尼·M·波什那里听来的，不是索非亚诺自己，魁梧而羞怯的他从未提起过。现在他终于开口了。由于他的口吃，句子被突兀地分成小段小段的，有时感觉结巴到永远说不通了似的；但索非亚诺努力继续，在两次间断之中，能说得快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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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去看过其中一个金矿营。在更上游的地方。然后在马依布2村停下，与家人待在一起。当晚，其中一个侄女说她不舒服。大家都觉得是疟疾，常见病。第二天早上，更糟了。然后，其他人也开始了。他们呕吐，腹泻。死亡开始。我失去了6个亲人，索非亚诺说。安尼说的数是对的，但死者的身份有点搞混了。一个叔叔、一个兄弟、一个寡妇弟妹或嫂子和她的三个女儿。穿白色套装的人来了，负起责任。其中一个是扎伊尔人，以前见过这种病，在基奎特。扎伊尔人告诉我们，那里死了20名医生。他们告诉我们这个病感染性非常强。如果一只苍蝇碰过一具尸体，然后落到你身上，那你就会死。但我把其中一个侄女抱在怀里。她手腕上插了管子，在输液。管子堵塞，倒流回去。她的手肿了，然后她的血一下子喷溅到我胸前，索非亚诺说。但我没有得病。医生告诉我要接受治疗。要被隔离21天。我想，见鬼去吧。我没有接受治疗。埋了家人后，我离开了马依布2村。我到了利伯维尔，与另外一个姐姐在一起，藏着，索非亚诺坦白道。他说，因为我害怕医生要找我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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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最后一个在森林里的夜晚，之后到达前面4或5英里处的再补给集合点处，费伊提前计划好了穿越道路的方案。那条路朝东通向马科库。费伊的一些成员会在那里离开。他们筋疲力尽，也厌烦受够了这样的长途跋涉。其他人会继续跟着他，因为尽管也累得不行，但他们急需这个工作，或因为比挖金矿好些，或因为几种原因都有：参与到这么疯狂而富有挑战性的事业中，也有其纯粹的吸引力。在他们和费伊的终点大西洋之间，还有半年穿越森林和沼泽的艰苦徒步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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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非亚诺会留下来。他经历过比这更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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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文写下之时，埃博拉宿主（或宿主们）的身份仍未知，虽然已经有些嫌疑的对象。几种不同的研究者们都探索过这个问题。最引人注目，最有优势，最坚持不懈的，就是由加蓬弗朗斯维尔国际医学研究中心的埃里克·M·勒罗伊带领的团队了。前面提到过，勒罗伊是其中一名穿着神秘白套装，参与到马依布2村响应工作中的赴诊医生。虽然他和同事或许没能救治许多（或按东尼·M波什所记，没救活任何人）马依布病人，但那次暴发却改变了勒罗伊个人。他以前得到的培训是免疫学、兽医学和病毒学方面的，1996年以前，他一直在研究另一种病毒（SIV）对山魈（mandrill）免疫系统的影响。山魈很大，是一种像狒狒一样的猴子，红鼻子，蓬松的蓝色颜面轮廓，扭曲的表情，使它们看起来像愤怒而阴暗的小丑。勒罗伊也曾对蝙蝠的免疫机能产生过好奇心。然后出现了马依布2村和埃博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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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点像是命中注定。”我到弗朗斯维尔拜访他时，他这么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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