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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儿子克里斯汀，已是一个一年级学生，帅帅的，这时刚从学校回到家里。凯莉·沃菲尔德已经给了我将近一天的时间，现在我只问最后一个问题。虽然她是分子生物学家，不是生态学家，我还是提了那两个关于埃博拉在野外的未解之谜：宿主和传播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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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同意，是的，这也是非常有吸引力的角度。“它跳出来，导致一群人死亡，在你还没到达或想明白时，它已经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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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消失到了刚果森林里去了，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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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了，”她同意，“是的。它来自哪里？去了哪里？”但这不是她的研究领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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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BSL-4实验室，不一定是美国军方传染病研究所的AA-5，而是全球研究埃博拉病毒的几家之一。想想其接近程度、秩序性和可靠性。埃博拉病毒在这些老鼠体内繁殖，散布到它们的血液当中。埃博拉病毒在试管中，冷冻得实实的。埃博拉病毒在培养皿中，在人体细胞里形成斑块。埃博拉在注射器中；注意针头。现在想想东北加蓬的一个森林，就在伊温多河上游西侧。埃博拉无处不在，却处处不在。埃博拉病毒存在，却下落不明。埃博拉可能很近，但没人知道哪个昆虫、哺乳动物、鸟或植物是它的秘密寄居所。埃博拉病毒不在你的领地。而是你在它的领地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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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和麦克·费伊在2000年7月徒步走明克比森林时的感觉。我坐直升机飞来后第6天，我们离开了孤山区，按费伊的指南针向西南跋涉，穿过一个大树丛，穿过带刺的葡萄藤交织成烦人的灌木丛，过小溪和小池子，跨过小溪流经的低脊地，走过布满多刺植被的泥沼地，掉下来的果子大得跟滚地球一样，蚂蚁横穿我们的道路，头顶成群的猴子，森林里大象繁多，猎豹出没，几乎没有人迹，还有约1万亿只呱呱叫的青蛙。可能埃博拉病毒的贮存宿主也在那里，但就算面对面也认不出来它。我们只能采取些适当预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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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到第11天时，费伊的一个团队成员在森林地面上看到一只金腹白眉猴（crowned monkey），一只年轻的猴子，活着，但已濒死，鼻孔滴血。可能它是在高树上没抓紧才摔得这么重。或者……可能感染了什么，如埃博拉之类的，下来等死。在费伊的指示下，成员们没有触碰它。费伊成员中卖命工作的班图人和俾格米人总是想在晚餐时加点野味儿，但费伊禁止在保护区内狩猎，这次沿明克比徒步之行中，他甚至更严厉地命令厨子：禁止给我们吃任何地面上死的动物。当晚，我们又吃了褐色的“乱炖”，由普通的冻干肉和罐头酱料混合而成，与速食土豆泥一起上的。我强烈希望那只将死的猴子还被留在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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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晚，晚餐后，在营火旁，费伊帮我一起从索非亚诺·安托克那里套些信息出来，他是马依布2村幸存者中较为害羞的那位。我听过了整个故事，包括索非亚诺个人的损失，但是从东尼·M·波什那里听来的，不是索非亚诺自己，魁梧而羞怯的他从未提起过。现在他终于开口了。由于他的口吃，句子被突兀地分成小段小段的，有时感觉结巴到永远说不通了似的；但索非亚诺努力继续，在两次间断之中，能说得快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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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去看过其中一个金矿营。在更上游的地方。然后在马依布2村停下，与家人待在一起。当晚，其中一个侄女说她不舒服。大家都觉得是疟疾，常见病。第二天早上，更糟了。然后，其他人也开始了。他们呕吐，腹泻。死亡开始。我失去了6个亲人，索非亚诺说。安尼说的数是对的，但死者的身份有点搞混了。一个叔叔、一个兄弟、一个寡妇弟妹或嫂子和她的三个女儿。穿白色套装的人来了，负起责任。其中一个是扎伊尔人，以前见过这种病，在基奎特。扎伊尔人告诉我们，那里死了20名医生。他们告诉我们这个病感染性非常强。如果一只苍蝇碰过一具尸体，然后落到你身上，那你就会死。但我把其中一个侄女抱在怀里。她手腕上插了管子，在输液。管子堵塞，倒流回去。她的手肿了，然后她的血一下子喷溅到我胸前，索非亚诺说。但我没有得病。医生告诉我要接受治疗。要被隔离21天。我想，见鬼去吧。我没有接受治疗。埋了家人后，我离开了马依布2村。我到了利伯维尔，与另外一个姐姐在一起，藏着，索非亚诺坦白道。他说，因为我害怕医生要找我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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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最后一个在森林里的夜晚，之后到达前面4或5英里处的再补给集合点处，费伊提前计划好了穿越道路的方案。那条路朝东通向马科库。费伊的一些成员会在那里离开。他们筋疲力尽，也厌烦受够了这样的长途跋涉。其他人会继续跟着他，因为尽管也累得不行，但他们急需这个工作，或因为比挖金矿好些，或因为几种原因都有：参与到这么疯狂而富有挑战性的事业中，也有其纯粹的吸引力。在他们和费伊的终点大西洋之间，还有半年穿越森林和沼泽的艰苦徒步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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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非亚诺会留下来。他经历过比这更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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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文写下之时，埃博拉宿主（或宿主们）的身份仍未知，虽然已经有些嫌疑的对象。几种不同的研究者们都探索过这个问题。最引人注目，最有优势，最坚持不懈的，就是由加蓬弗朗斯维尔国际医学研究中心的埃里克·M·勒罗伊带领的团队了。前面提到过，勒罗伊是其中一名穿着神秘白套装，参与到马依布2村响应工作中的赴诊医生。虽然他和同事或许没能救治许多（或按东尼·M波什所记，没救活任何人）马依布病人，但那次暴发却改变了勒罗伊个人。他以前得到的培训是免疫学、兽医学和病毒学方面的，1996年以前，他一直在研究另一种病毒（SIV）对山魈（mandrill）免疫系统的影响。山魈很大，是一种像狒狒一样的猴子，红鼻子，蓬松的蓝色颜面轮廓，扭曲的表情，使它们看起来像愤怒而阴暗的小丑。勒罗伊也曾对蝙蝠的免疫机能产生过好奇心。然后出现了马依布2村和埃博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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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点像是命中注定。”我到弗朗斯维尔拜访他时，他这么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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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马依布2村回到国际医学研究中心，他在实验室里进一步研究过埃博拉。他和一个同事，也和他一样是个免疫学家，研究了从暴发现场取样的血液标本中的分子信号。他们发现有证据暗示一个病人的医疗结果——存活和恢复，或死亡，可能与埃博拉病毒感染量的大小无关，而是与病人血液细胞能否迅速产生针对感染的抗体有关。要是没有抗体产生，那为什么呢？是因为病毒自身以某种方式快速破坏了免疫系统，打断了抗体产生所涉及的分子间相互作用的正常顺序吗？病毒杀人（如现在广泛假设的）是先导致免疫功能失调，然后大量繁殖，引起更具破坏性的结果吗？勒罗伊和他的免疫学家同事，与其他一些合著者，在1999年发表了这个研究，之后他就对埃博拉的其他方面感兴趣了：埃博拉病毒的生态学和进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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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博拉病毒生态学包含宿主问题：各次暴发之间，它藏在哪里？另一个生态角度就是传播：通过什么途径，在什么情况下，病毒从宿主传播到其他动物，如猿猴和人类？提出这些问题是一方面；获得能帮助解答这些问题的数据则更为复杂。科学家怎么研究如此捉摸不定的病原体的生态？勒罗伊和他的团队去了森林，到了离最近发现的被埃博拉感染的大猩猩或黑猩猩尸体不远处，开始大规模抓捕动物。他们在尝试一个假说。埃博拉可能寄居在这些动物中，但哪个呢？常用的大海捞针的比喻不得不用在这里。这真是大海里找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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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到2003年之间，勒罗伊团队几次到加蓬和刚果共和国埃博拉受灾区探索，他们捕获、杀掉、解剖、取样了1 000多只动物。他们的猎物包括222只各类鸟、129只陆生小哺乳动物（鼩鼱类和啮齿类）和679只蝙蝠。回到弗朗斯维尔的实验室，他们用两种方法从血样中寻找埃博拉的踪迹。一种方法是用来检测专门针对埃博拉的抗体，在对感染进行反应的动物体内会有。另一种是用PCR（凯莉·沃菲尔德用的类病毒粒子）法，筛选埃博拉基因成分的片段。齐心协力地研究了占收集总量三分之二的蝙蝠类动物，勒罗伊发现了一点东西：三种蝙蝠的埃博拉病毒感染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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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都是果蝠（fruit bat），相对较大且笨重，就像澳大利亚包藏亨德拉病毒的狐蝠一样。其中一种，锤头果蝠（Hypsignathus monstrosus），是非洲最大的蝙蝠，和乌鸦一样大。人们猎捕它们做食物吃。但这里蝙蝠和病毒之间联系的证据，虽然很有意义，但却不够确定。16只蝙蝠（包括4只锤头蝙蝠）产生了抗体。13只蝙蝠（包括一些锤头蝙蝠）有一点埃博拉病毒的基因，通过PCR可以检测出来。总共29只，代表整个样本中的一小部分。而且甚至这29只的结果似乎也模棱两可，因为没有一只蝙蝠两种检测方法都呈阳性。16只带抗体的蝙蝠没有埃博拉RNA，反之亦然。另外，勒罗伊和他团队并没有在任何一只蝙蝠体内发现活的埃博拉病毒，其他解剖的动物中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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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确定与否，当勒罗伊和同事们在2005年晚些时候将这一发现写在论文中时还是引起了很大的关注。那是篇很短的通讯论文，一页多一点，但发表在全球最权威的科学杂志之一《自然》中。标题是“果蝠为埃博拉病毒宿主”。内容本身更加谨慎，试探性地说三种蝙蝠“可能扮演宿主角色”。一些专家认为宿主的问题好像现在已经几乎解决了，其他的还持保留意见。10个月后的对话中，勒罗伊告诉我，“关于蝙蝠是宿主，唯一不能确定的是病毒分离。从蝙蝠身上找到活病毒。”那是2006年。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尽管他还在努力。“我们继续捕捉蝙蝠，试图从它们的器官中分离出病毒。”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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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勒罗伊强调，宿主问题，只是埃博拉吸引他的一个角度。他也用分子遗传学方法研究其种系——整个线状病毒宗系的先祖和进化史，包括马尔堡和各种埃博拉病毒。他也想了解病毒的自然生命周期，它们如何在宿主（宿主们）体内繁殖和生存。最终，对其自然生命周期的了解会有助于发现病毒是如何传播到人类身上的：传播的瞬间。这种传播是直接发生的（如人类吃蝙蝠），还是通过中间宿主发生的？“我们不知道是否有从蝙蝠到人类的直接传递，”他说，“我们只知道有从死猿猴直接到人类的传播。”理解传播机制，包括季节因素，暴发的地理特点，和使宿主或其粪便接触到猿猴或人类的条件，可能会让公共卫生权威们有机会预测，甚至防止一些疫情发生。但还有个恶性循环：要收集更多数据，就需要更多疫情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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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博拉很难研究，勒罗伊解释道，因为病毒本身特性很复杂。它极少暴发，通过感染快速发展，几天之内能够导致人畜死亡，每次暴发时只影响几十或几百个人，而且那些人一般都住在偏远地区，离研究医院和医学机构非常远，甚至离他自己的机构国际医学研究中心都很远。（从弗朗斯维尔到马依布2村，走陆路和水路，需要两天的时间。）病毒发作在当地就已经耗尽，停滞不前，或成功地被干预制止。病毒像丛林游击队一样消失。“真是无能为力。”勒罗伊说，表达着一个本来耐心的人的暂时性的无奈和困惑。他的意思是，除了继续努力、继续工作、继续从森林取样、继续在疫情暴发时响应，没有别的可做。没有人能预测埃博拉病毒下次会在什么时候蔓延到哪里。“这个病毒似乎都是自己拿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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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前面提过，埃博拉病毒在人群中暴发的地理规律是有争议的。每个人都知道规律什么样，但专家就其含义还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争议尤其集中在埃博拉病毒上，五种当中唯一一种出现频率、出现的地点在非洲、每次引起的死亡和恐怖都多到能形成需要解释的连续效应。从其第一次被发现到现在，从扬布库（1976年），到坦达拉（1977），到伊温多河上游的金矿营（1994），到基奎特（1995），到马依布2村（1996），到博韦（1996年后期），到加蓬和刚果共和国北部边境（2001~2002），到牧博莫区（2002~2003），到牧博莫复发（2005），然后到现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开赛河（Kasai River）最近的两次暴发（2007~2009），埃博拉病毒似乎在中非地区玩跳房子游戏呢。什么情况？这规律是随机的，还是有起因呢？如果有，那起因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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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了两派思想。我把他们分为波派和粒派，这是我个人对光子的波性或粒性难题的拙劣仿效。如果你记忆力好，能回想起高中物理学到的，17世纪克里斯蒂安·惠更斯（Christiaan Huygens）提出光由波组成，而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说光是由粒子组成的。他们各自都有实验证明自己是对的。大约两个世纪后，量子力学解释了波和粒并不是绝对二分的，而具有难以形容的二象性，或至少是一种不同观察手段所分辨不出的假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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