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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些疫苗会让人特别难受。对沃菲尔德而言，炭疽疫苗的反应尤其不好。“呃，太惨了！那疫苗真要命。”她回忆说，当时我们在位于弗雷德里克外一个新郊区的她的新家进行了这次长谈。她的免疫系统经历了所有病毒一系列的挑战后，可能导致了她的风湿性关节炎，她家族的遗传病。风湿性关节炎是免疫功能障碍，用于控制它的药物有可能会抑制正常的免疫反应。“所以，我不能再接种其他疫苗。”但是，她可以进入BSL-3实验室了，很快也达到BSL-4的标准。她开始研究活体埃博拉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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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也参与了上司实验室里的其他项目，但她主要精力放在了类病毒颗粒研究中，其中一个是测试一种实验室制造的抗体，有可能用于埃博拉病毒疾病的治疗。这些抗体是由一家与美国军方传染病医学研究所合作的私营公司开发的，设计之初是用联结蛋白质而非病毒自身来打断病毒繁殖周期的。很聪明的想法。沃菲尔德又用老鼠作为实验动物；她现在已经有了几年处置和注射老鼠的经验了。为了这个实验，她给50到60只老鼠注射了埃博拉病毒，并在接下来的日子给它们进行了实验抗体治疗。它们能活吗？还是会死？老鼠被关在透明的塑料笼子中，就像是很深的金属锅，每一锅中10只。在BSL-4工作中，遵循系统化的程序和对实验过程持续关注对实验成功至关重要的，这点沃菲尔德非常清楚。她这个实验中的系统化程序包括给一只注射器注满抗体液，足够给10只老鼠注射的剂量，然后用同一注射器和同一针头给10只老鼠注射。交叉感染似乎不在考虑范围内，因为它们已经被注射了同一批次的埃博拉病毒。10只老鼠用一个注射器是为了节省时间，在BSL-4里的时间累积起来就是压力和更高的风险，因为那里环境非常压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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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凯莉·沃菲尔德所处的环境吧。通常她在一个叫AA-5的BSL-4套间内工作，在研究所最安全一侧的煤渣块通道尽头，被关在三层高压密封的门和一扇树脂玻璃窗后。她要穿蓝色乙烯基防护服（她和同事们简称为“蓝服”，不是太空服，也不是危险物品防护服），有一个完全封闭的罩子，一张可视性极佳的护面罩，和一个通风接口。接口上要连一根黄色管子，从房顶上绕下来输送过滤后的空气。她还穿橡胶靴子，戴两副手套：医用手套外套一双更厚的工业手套，用绝缘胶带粘到衣服手腕外。即使有工业手套和医用手套两层保护，手部仍然是全身最易感染的部位；无法进行乙烯基保护，因为双手需要高灵活度。她的工作台是个不锈钢手推车，像医院手推车一样，易于清理，便于挪动。要不是喜欢这工作，没人愿意进这种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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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2月11日下午5点半，她独自在AA-5的环境中工作。因为早些时候有其他事情，那天埃博拉实验开始得较晚。一锅的老鼠在她车子上放着，旁边还有塑料烧杯和一个笔记夹板，没有太多别的东西或工具。那是当天最后一锅要注射的老鼠了。她填满注射器，小心地给9只老鼠进行了注射——抓住每只老鼠后颈上的皮肤，肚子朝上，熟练而快速地将针插到下腹处，不给每只命运被主宰且受埃博拉困扰的老鼠添任何不必要的痛苦。每次注射完，她都把老鼠放到烧杯中，将完成的和其他的区分开。她填好另一管注射器，准备给最后1只老鼠注射。或许她有些累了。意外发生了。就是这最后一只老鼠惹的祸，它突然踹掉针头，使针头偏向直接扎进了凯莉·沃菲尔德左手大拇指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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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口，如果有的伤口话，似乎只是特别小的一点擦伤。“起初，我并不觉得针头穿过了手套，”她告诉我，“不疼，一点都不疼。”经过严格训练的她保持镇定，将老鼠放入锅中，放下注射器，然后挤手。能看到手套下有血渗出。“所以，我知道扎到自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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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一个温暖的午后，我们坐在餐桌旁，她给我讲述那个2月天的事情。她与部队做医生的丈夫和小儿子住的房子，明亮，有人气，令人愉悦；冰箱上贴着些孩子的作品，周围散落着一些玩具，后院很大，种满绿色植物，还有两只半贵宾犬种的狗，厨房墙上贴着指令：未着防护服，禁止入内。今天她穿了件红色外套，戴着珍珠耳环，没有穿蓝色乙烯基防护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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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回忆起，当时脑子飞速转动，从瞬时的反应“天哪，我完了”到沉着思考自己做了什么。她没有给自己注射活体埃博拉病毒——或至少说注射的量并不多。注射器中没有埃博拉病毒；是抗体，应该对人没有害处的。但针头在扎到她之前进入过10只感染了埃博拉的老鼠体内。如果针尖粘上任何埃博拉粒子，携带至体内，那她可能会被感染。但她知道，一小点儿病毒也足够危险。她迅速摘下黄色管子，从第一扇压力门出了BSL-4套间，到达了一个装有化学沐浴的气塞空间。在那里，她冲了淋浴，用消毒液对蓝服外部进行了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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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她推开第二扇门，到达一个叫作“灰侧”的小屋子。她尽快脱下靴子，脱下蓝服，摘下手套，只穿着医护服。她用挂在墙上的电话打给两个最亲近的朋友，其中一个是黛安·尼格里（Diane Negley），BSL-4实验室管理员。当时是晚饭或更晚些的时候，尼格里不在家，所以沃菲尔德给她的电话中留言，留言中满是恐怖而绝望的情绪，大意是：我出事儿了，扎到了自己，请速来帮忙。另一个朋友是同事丽莎·亨斯利（Lisa Hensley），她当时还没离开大楼，接到电话并说：“赶紧用力擦洗伤口。我马上过去。”沃菲尔德开始用碘伏（Betadine）擦手，用水和盐溶液冲洗，然后再擦。由于紧张，溅了满地的水。亨斯利很快赶到灰侧，见到了她，开始给其他人打电话发出警示，包括那些处理过事故的医务部，而同时沃菲尔德还在继续用伏碘擦洗。5到10分钟后，沃菲尔德感觉已经将伤口处理好了，于是脱下医护服，用肥皂洗了个澡，然后更衣。亨斯利也一样。但当她们准备离开灰侧时，压力门打不开了。电子锁对她们的通行证没反应了。沃菲尔德肾上腺素激增，加上惊慌，再也等不下去了，通过手动阀把门撞开，楼里其他警报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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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消息在研究所里迅速地传播开来，此时一小群人已经聚集在了过道上。沃菲尔德在人们关注的目光和关切的询问中穿过人群，直奔医务部。到了那里，她被带进一个小房间里，一位值班的平民女性值班医生询问了事故的经过，给她做了“体检”。整个过程，医生都没有碰过她。“就像她害怕我已经染上了埃博拉一样。”沃菲尔德回顾说。埃博拉病毒的潜伏期按天计算，不是按小时或分钟来计算的。病毒着床、大量繁殖到使人显出症状或感染，需要至少两天，更常见的是一周以上。但该平民医生似乎不了解这点，或者说压根就不关心。“她的反应就好像我已经是个麻风病患者似的。”医生离开医务室与他人商量如何处置，之后医务部主任将沃菲尔德带到他办公室，让她坐下，温和地告诉她，建议接下来做些什么。他们想要把她放进隔离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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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军方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的隔离室是一个医学密封套间，用于看护那些感染了危险病毒的人员，同样地，保护其他人不受感染。套间有两个医院式的房间，在更多层密封门后，也有个化学沐浴室。我们交谈那天早些时候，沃菲尔德抽空带我参观了美国军方传染病医学研究所，她给我看了隔离室，带着一丝讥讽的骄傲，给我解释了它的特点。在外部，一扇很宽的正门上贴着：密闭间。闲人勿入。这是研究所迷宫般的过道里的第537号门。就从这扇门，新病人进入套间，如果顺利，病人最终也从这扇门出来。如果不顺利，那病人则以其他方式出来，不是走出来，或者不从537号门离开。所有的人流——医护人员、忠诚无畏的朋友们等，都必须从一扇小门进入更衣室，那里的架子上放着叠好的医护服，然后穿过一扇压力钢门，进入气塞沐浴间。沐浴间的另一侧是另一扇钢门。这两扇钢门不会同时开启。如果病人没有表现出感染的症状，获得批准的访客经过消毒、穿上罩衣、戴上面罩和手套就可以进入隔离室。如果病人感染了这种病毒，这里就成了敏感地带，医生和护士（现在就不允许访客进入）就必须穿上一身蓝色的罩衣才能进入。这种境况下，医护人员从隔离室出来时必须经过彻底沐浴消毒，将消毒罩衣放入口袋进行自动热压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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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菲尔德引导着我。我们可以穿着便装穿过沐浴间，因为密闭间没人。当她关上我们身后的第一扇钢门时，触发加压，我听到“嗖”的一声，耳朵里也感受到了变化。她说：“这就是为什么把它叫作隔离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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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事故后第二天，即2004年2月12日大概中午时，进入套间，进来之前在部队律师的帮助下起草了遗嘱和逝前指示（说明去世后的医学处理方式）。她丈夫在得克萨斯州进行高级军事培训，她用电话向丈夫说明了情况。事实上，前一晚很长时间里，她都在与丈夫通电话，在他来自远方的支撑下，度过恐惧和担心的几个小时。某一时刻，她告诉他：“如果我病了，请你一定给我打大量的吗啡。我见过这个病什么样子，我知道很疼。”——她在实验室里见过猴子患病而死去，但没见过人得此病。第一个周末，她丈夫抽出时间从得州飞回来，戴着橡胶手套与她手拉手在密闭间里度过了情人节。他们没有隔着面具接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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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提过，埃博拉病毒疾病的潜伏期至少要两天；也可以是三周以后才发病。当然，每个个例都不同，但21天似乎是潜伏期的最长期限了。专家意见表明，如果接触过病毒的人在这么长时间内没有显示出疾病症状，那以后也不会再表现出症状了。因此，凯莉·沃菲尔德被关在隔离室里21天。她告诉我：“就像监狱一样。”然后她又补充道：“就像监狱，而且你在等待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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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与监狱的另一个区别是，关押者要进行多次血液检查。她的朋友黛安·尼格里，一位认证的抽血医师，每天早上会找到血管，抽走沃菲尔德的一些血。她对埃博拉足够了解，知道其中的风险。同时，她会带来面包圈和拿铁。尼格里早上的看望是沃菲尔德全天最重要的事情。第一周左右，尼格里每天要抽50毫升血，相当大的量（相当于三大汤匙多），要足够进行多次检测，还可以有多余的一点用于冷冻储存。一个检测，用的是分子生物学家们都熟悉的PCR（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聚合酶链反应）技术，查找她血液中的埃博拉RNA片段（病毒的基因分子，相当于人类的DNA）。这个检测是很明显的警报，但有时会不准，错误地呈现出阳性结果，一般每份血样都会进行两次检测。另一个检测是筛选干扰素，它的存在可能是任何病毒性感染的信号。还有个检测是查看血凝，万一发生弥散性血管内凝血，可以提早预警。这是种毁灭性的凝血现象，血会在不该出血的地方渗出。沃菲尔德鼓励医护人员做所有必要的血检。她记得她还告诉他们：“如果我死了，我希望你们能了解我这个病例的一切。”——她指的是，一切关于埃博拉病毒疾病的信息。“储存每份血样。分析所有能分析的。如果我死了，请你们，请你们，一定要有所收获。我希望你们能了解到新信息。”她也告诉家人同样的话：如果有不测，请他们解剖我的尸体，让他们获取任何可用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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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菲尔德知道，如果她死了，她的尸体是不会从537号门被抬出隔离室的。在尸检后，会进入消毒容器——高压槽，在打开棺材时，她的挚爱亲人们将对她一眼也不忍心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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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第一周的所有检测结果都正常，让人放心。只有一个例外：某一天的PCR检测结果呈阳性，说她血液里有埃博拉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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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个错判。那个结果着实让沃菲尔德吓了一跳，但很快进一步检测证明是误测。呀！不，对不起。别介意，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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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研究所领导意识到沃菲尔德得了风湿性关节炎时又引起一阵混乱，风湿性关节炎的药物可能抑制她的免疫系统。“那成了一个重大争议。”她告诉我。一些研究所上层的大人物表示惊讶和生气，尽管她的医学记录里清清楚楚地记录着这个情况。“他们集结了所有专家开了电话会议。每个人都想知道为什么一个免疫功能不全的人会在BSL-4实验室工作。”实际上没有证据显示她的免疫系统运转不正常。研究所所长从未亲自到隔离室探望过她，甚至也没有隔着玻璃看上她一眼，但给她发过邮件——宣布暂时不允许她进入BSL-4实验室，并保管起她的通行证。沃菲尔德说，那简直是“当面的一记耳光”，在原已痛苦和担忧的伤口上撒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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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周多吸血鬼似的抽血和令人放心的检测结果后，沃菲尔德开始逐渐有信心她不会死于埃博拉病毒了。她很虚弱和疲惫，血管也是如此。所以，她要求每日抽血减少到最小量。一天晚上，当她脱衣服时，又是一阵不安，因为她发现胳膊上有红点，不知道是不是预示着埃博拉典型的红疹。她在实验室里感染的猴子身上见过类似的红点。那晚她一宿未眠，担心红疹，但结果没事儿。她吃安眠药辅助入睡。想运动时，还有健身车。有电视、网络和电话。又过了几周，那些可怕因素也慢慢被好消息和沉闷所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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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亏了她妈妈、几个亲近的朋友（能常来看望她）、丈夫（不能常来看望）、爸爸（未在探望者之列，以防万一大家都被感染、隔离，甚至死了，他能照顾她儿子），以及缓解紧张的笑声，她得以保持清醒健康。她儿子叫克里斯汀（Christian），当时只有3岁，由于年龄限制，无法进入军方研究所。沃菲尔德认为他怎么说都太小，不能承受实情，就和丈夫简单地对克里斯汀解释说妈妈要离开三周做些“特别工作”。她可以通过视频连接，也就是隔离室的摄像机，和隔离室外面的丈夫、儿子及其他亲友视频及通话。嗨，是我，凯莉，在埃博拉小镇，还活着，你怎么样？黛安·尼格里，除了早上给她带面包圈和咖啡，每个周五晚上偷偷带啤酒进来。开始的时候，饮食是个问题，研究所里没有餐厅，后来军方意识到可以用资金为隔离室里的病人提供好点的外卖。之后，沃菲尔德每晚都能选择弗雷德里克最好的外卖了：中式、墨西哥式、比萨。而且还可以和探视者分享这些外卖，比如尼格里，坐在监控摄像头的盲区下，掀开面罩，偷吃一番。这些高碳水化合物的慰藉还给沃菲尔德和伙伴们灵感，他们发明了一个游戏叫：“埃博拉使你……”，然后补上空白。埃博拉使你变胖。埃博拉使你变傻。埃博拉使你因吃太多巧克力冰激凌而得糖尿病。埃博拉使你重视那一刻的每一点小欢乐和每一丝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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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3月3日早上，537号门开了，凯莉·沃菲尔德从隔离室走了出来。她的妈妈和克里斯汀（经过特批）在过道尽头的等候室里。她带着儿子回家了。当天下午她回到了研究所，朋友和同事们为她开了一个庆祝派对，有美食，有表彰证书，还有气球。几个月后，经过一段时期的准入暂停、一整套免疫系统检测、一个带羞辱性的再训练和监督制度，和坚持不懈地争取工作，她重新获得了BSL-4实验室的准入资格。她可以回去揪那几乎将她灭掉的恶兽的尾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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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过不回去研究埃博拉吗？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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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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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这么喜欢这个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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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她说，开始反思，“我是说，为什么是埃博拉？它几乎一年只导致几百人死亡。”也就是说，它还没成为全球大规模性的疾病，虽然有些人记起可怕的情景，但似乎它成不了大规模杀伤性疾病。但她可以用科学术语来说明其中的吸引力。比如，她对这么简单的微生物能引起如此高致命率的原因非常有兴趣。它只含一个微小的基因组，只够组建10个蛋白质，却形成了整个结构、功能和自我繁殖能力。（相对比，疱疹病毒的基因要比它复杂10倍。）尽管基因组小，埃博拉病毒毒性却很强。7天可以要一个人的命。“一个如此微小、如此简单的东西，怎么能如此危险呢？”沃菲尔德提出了问题，我等待答案。“这对我来说有很大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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