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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那一晚，京华国际酒店还同时发生了两件事，仿佛是命中注定的。刘教授的病情恶化，可能打喷嚏、咳嗽、或者在9层的楼道中呕吐过（取决于你相信哪种情况）。不管是哪种情况，他都在楼道中留下了大量的病原体，传染了住在这家酒店的至少16名客人和1名访客。刘教授也因此成为这场传染病的第二名超级传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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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这家酒店9层的客人中，有一名来自加拿大的78岁的老妇人。我之前曾经提到过她。她是来探望家人的，和丈夫一起在京华酒店住了几晚。在这家酒店住宿是航空–住宿套餐包的一部分。她住在904房间，在楼道的另一侧，距刘教授的房间只有几步之遥。她和刘教授同时下榻这家酒店的时间只有一个晚上——也就是2003年2月21日这个晚上。也许他们曾经同时乘坐了电梯，也许他们曾经在楼道中擦肩而过，也许他们从来没有注意到对方。谁也不知道真实的情况是怎样的，即使流行病专家也不知道。唯一知道的情况就是第二天，刘教授醒来之后病情加重没有办法参加婚礼，只能住进最近的一家医院接受治疗，并于3月4日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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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教授离开京华酒店后一天，这位加拿大的老妇人在结束了香港之旅后也离开了这家酒店。此时她已经被传染但还没有症状，也许她感觉正常吧，她登上飞机飞回多伦多，将SARS病毒带到全球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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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条跨国传染途径是从香港京华酒店到新加坡。一位叫艾斯特·莫（Esther Mok）的年轻姑娘在香港购物时住在京华国际酒店，回到新加坡后，她感到有点发烧。那天是2月25日。之前，她和一位女性友人在京华国际酒店的938房间同住了四个晚上，和刘教授住的房间仅几步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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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新加坡后，艾斯特一直高烧不退，并开始咳嗽。3月1日，她到陈笃生医院（Tan Tock Seng Hospital）就医，这是一家大型公立医院，坐落在市中心北边一座装饰一新的大楼里。胸部的X光检查发现她的右肺部有白色片状影，莫小姐被诊断为非典型性肺炎，住进了医院。给她接诊的一位医生叫布伦达·安（Brenda Ang），是治疗传染疾病的资深医师，她也恰好负责陈笃生医院的传染防控工作。艾斯特刚刚入院时，医院并没有任何关于防控传染的警示。安医生后来告诉我：“那时，我们根本不了解那到底是什么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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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事件过去了六年后，安医生凭着记忆又带我重温了那场风波。尽管她预示我拼凑起的回忆可能并不完整，但是事实表明，她讲述的很多细节清晰准确。我们初次见面是在景色优美的陈笃生医院，一间不大、独立的会议室里。这间屋子偶尔供医生们会议使用，也是实习医学生的教室。我们的会面持续了一个小时。安医生那天穿着一条格子裙，身材不高，坦诚、直率。出于行医的谨慎，安医生没有说出艾斯特·莫的名字，而是用“一位年轻姑娘”来称呼接诊的第一例指标病例。作为治疗传染疾病的医生，安医生亲自接诊了第一例指标病例。一位年轻的专科住院医师（正在接受培训的年轻医生）协助安医生提取了莫小姐的黏液样本进行培养。安医生告诉我，这位住院医师当时没有戴口罩。一开始，陈笃生医院没有一个人戴口罩来预防这一传染病，但是和安医生不同的是，这位住院医师被感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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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病情及严重的并发症随后表现出来。与此同时，因为莫小姐的肺炎不断加重，这位年轻姑娘即将成为这种尚未被识别和命名的疾病的另一超级传播者，但正在为其诊治的安医生和其同事，丝毫没有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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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莫小姐被收治在了普通病房，病床之间空隙很小，病人和病人也挨得很近，医院工作人员在病房里来来往往。几天后由于呼吸困难，她被转到了重症监护室（Intensive Care Unit）。安医生告诉我，这样的情况有点非同寻常，年轻人很少患如此严重的肺炎——这种异常的情况引起了安医生的警觉。那周五，当新加坡其他医院的医生到陈笃生医院例行每周大查房的时候，安医生和同事将这一非典型性肺炎的病例提出来请各位医生讨论。听闻这位病人的症状和病历后，一位新加坡中央医院（Singapore General Hospital）的医生说：“奇怪，我们医院也有一例非典型性肺炎的病例，也是一位年轻姑娘，也是最近刚刚从香港返回新加坡。”稍加核对，他们发现住在新加坡中央医院的那位病人正是莫小姐的朋友，她和莫小姐在香港京华国际酒店时同住938房间。这一发现使在座的医生们不寒而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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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几天里，越来越多的非典型性肺炎患者到陈笃生医院就诊，绝大多数患者或者说所有患者都和艾斯特·莫有联系。首先入院的是莫小姐的母亲。三天后，莫小姐所属教堂的牧师也入院接受治疗，他曾探望入院的艾斯特并为她祈祷。接下来入院的是莫小姐的父亲，他有咳嗽的症状，痰中有血丝。接下来入院的是她的外婆，再后来是她的舅舅。到3月中旬，他们都住进了陈笃生医院接受治疗。就在莫小姐的家人不断发病入院为医生们拉响警钟的同时，布伦达·安获知了另外一个不幸的消息。3月13日，周四，医院的行政助理通知她，曾经在莫小姐住过的病房里工作的四位护士同时发病。四位护士在一天同时生病可不是什么正常的现象。我坐在安医生旁边，看到潦草记下要点的便笺，她冷冷地说：“对我来说，这是个决定性的时刻，事态在不断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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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安医生和她的同事对此还一无所知，这样的事态不仅仅发生在陈笃生医院，全球范围也在不断加剧。几乎是同一时间，总部设在日内瓦的世界卫生组织向全球发布预警——“发现一种来源不明、严重的急性呼吸系统疾病”。新加坡卫生部很快得知，三例非典型性肺炎患者（艾斯特·莫、她的朋友、另外一个病人）同时出现，而且追根溯源都和香港京华国际酒店有关。这就使人不得不将莫小姐的情况放在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中来考虑了。新加坡卫生部部长可能给陈笃生医院的院长打了电话，而当时院长正与医院其他的资深专家举行会议。安医生说，医院的院长、医学委员会的主席、护理部主任和身为传染科主任的安医生本人及其他相关人员都被召集到这个房间来探讨这个事件的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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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来这个房间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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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房间，就是这个房间。”就是在这儿，院长告诉他们：“这里可能有疾病大暴发了，我们得组织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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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叫李冶森（Leo Yee Sin）的医生由于之前有过处理立百病毒暴发的经验，受命负责采取特别措施应对此次疾病的暴发。新加坡卫生部建议陈笃生医院的领导层做好接收更多病人的准备，因为病人越来越多——前三例“非典”病人的家人和朋友现在都有发病的症状了。李冶森组织大家行动起来。他们在一间病房外搭起帐篷接收患者，并在帐篷中安置了一台X光机，检查该疾病对病人肺部可能造成的损害。绝大多数病人住进了普通病房，危重的病人住进了重症监护室。由于第一重症监护室人满为患，另外两间病房也被改造成SARS的重症监护室，只用来接收其他患此病的病人。虽然安医生和她的同事还不清楚究竟在隔离什么，但他们深知隔离和防护护理是控制疾病传染的重要措施。她告诉我：“记住，这个时候没有任何诊断检测。”她说的没有任何诊断检测，是指没有对病人进行的病原检测——因为致病的根源尚未发现。“我们完全是按照流行病学（epidemiology）的原理在工作——那就是判断现在接诊的病人是否和原发病人有过接触。”这只不过是在盲人摸象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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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4日，周五，医院一年一度、备受关注的联欢会如期在威斯汀酒店（Westin Hotel）举行。布伦达·安和同事们坐在空着一半座位的餐桌前，好奇地发现：“李冶森呢？这位同事呢？那位同事呢？”他们在紧锣密鼓地工作，都没能参加晚会——他们在医院搬床搬家具，将一切安排妥当以备不时之需。安医生周六早上也加入这场争分夺秒的准备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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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传染科的主任，安医生让所有的医护人员都穿上罩衣，戴上手套和隔离效果较好的N95口罩（N95 mask），这种口罩佩戴起来比普通的医用口罩更为舒适。但是，当时这类物品奇缺，黑市价格猛涨。N95口罩的价格从2美元涨到了8美元，尽管如此，他们仍然尽力而为。3月23日，这种疾病已经有了国际公认的名字，陈笃生医院成了新加坡收治SARS病人的指定医院，所有“非典”病人都将从其他医院转到这里。禁止探视“非典”病人。医护人员必须戴上口罩、手套，穿罩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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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离和防护措施全面实施之前，又出现了一位超级传播者。这位患者住在医院的心脏重症监护室（Coronary Care Unit），是一位患有糖尿病、心脏病等多种疾病的中年妇女。开始她住在普通病房，被一位护工传染上了“非典”，这位护工则是被艾斯特·莫传染的。接着这位妇女心脏病发作并转入心脏重症监护室。当时，这位妇女的非典型性肺炎症状还没有表现出来，或者说不如她心脏病的症状那样严重。在心脏重症监护室，心脏科的专护医生和一位住院医师给她插管治疗。正像广州的毒王一样，插管似乎为“非典”创造了极佳的传播条件。最终在心脏重症监护室，有27个人被传染上了“非典”，包括5名医生、13名护士、1名做超声波检查的技师和2名心脏科技师、1名专科护士和5名探视者。我是后来在报道中看到了这些数字，布伦达·安的叙述更加感性化。她回忆说，那位心脏科的医生已经怀孕，插管时戴着口罩。尽管被传染了“非典”，但是后来康复了。那位插管时也站在旁边的住院医师没有戴口罩。安医生说：“这个住院医师是个小伙子，生病一段时间之后被送回家修养，他母亲亲自护理他，也被传染了‘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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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活下来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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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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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子俩谁也没有活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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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太不幸了。这位住院医生非常年轻，只有27岁，他母亲也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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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助安医生的年轻住院医生也同样面临着被传染的危险，还记得他吗？正是他从艾斯特·莫的嗓子中取出疾病的化验样本。他的经历让人们认识到这种疾病是由传染性极高的病毒或者细菌引起的，这种病毒在面对面的接触时，特别是在拥挤或者近距离接触下传播得更快。在协助安医生对莫小姐进行检查后几天，这位住院医生就飞赴纽约参加一个传染疾病的会议，经历了20个小时的长途飞行后，他感到身体不适。在转道法兰克福回新加坡的途中，他给一位新加坡的同事打电话提及他生病的消息。这位同事就此事向新加坡政府提出了警示，新加坡政府通知了世界卫生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及时提醒了德国官员。德国官员在飞机到达法兰克福机场的时候接走了这位医生并对他进行了隔离。他的妻子和岳母此时也有发病的症状，三人在法兰克福医院住了三周。一位机组成员也被传染。和心脏科协助插管的住院医生不同，这三位病人最终都活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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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加坡，卫生部门的官员和政府部门通力合作阻止疾病进一步蔓延。他们所采取的强力措施远远超出了医院的范畴：强制隔离疑似病例、对不接受隔离者给予监禁和罚款的惩罚、关闭大型市场、关闭学校和每天对出租车司机测量体温……疾病暴发的趋势终于得到了遏制。新加坡是一个独特的城市，以管理严格和井然有序而著称（客气的说法），即使对付如此来势汹汹的非典型性肺炎也显得游刃有余。2003年3月20日，11人因为吐痰受到法庭的审判，每人罚款3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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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中旬，当最后一位“非典”病人出院时，陈笃生医院总共确诊了200多例“非典”病例。33名病人去世，其中包括艾斯特·莫的父亲、牧师、母亲、舅舅等。艾斯特自己却幸存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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