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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安医生和她的同事对此还一无所知，这样的事态不仅仅发生在陈笃生医院，全球范围也在不断加剧。几乎是同一时间，总部设在日内瓦的世界卫生组织向全球发布预警——“发现一种来源不明、严重的急性呼吸系统疾病”。新加坡卫生部很快得知，三例非典型性肺炎患者（艾斯特·莫、她的朋友、另外一个病人）同时出现，而且追根溯源都和香港京华国际酒店有关。这就使人不得不将莫小姐的情况放在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中来考虑了。新加坡卫生部部长可能给陈笃生医院的院长打了电话，而当时院长正与医院其他的资深专家举行会议。安医生说，医院的院长、医学委员会的主席、护理部主任和身为传染科主任的安医生本人及其他相关人员都被召集到这个房间来探讨这个事件的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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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来这个房间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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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房间，就是这个房间。”就是在这儿，院长告诉他们：“这里可能有疾病大暴发了，我们得组织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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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叫李冶森（Leo Yee Sin）的医生由于之前有过处理立百病毒暴发的经验，受命负责采取特别措施应对此次疾病的暴发。新加坡卫生部建议陈笃生医院的领导层做好接收更多病人的准备，因为病人越来越多——前三例“非典”病人的家人和朋友现在都有发病的症状了。李冶森组织大家行动起来。他们在一间病房外搭起帐篷接收患者，并在帐篷中安置了一台X光机，检查该疾病对病人肺部可能造成的损害。绝大多数病人住进了普通病房，危重的病人住进了重症监护室。由于第一重症监护室人满为患，另外两间病房也被改造成SARS的重症监护室，只用来接收其他患此病的病人。虽然安医生和她的同事还不清楚究竟在隔离什么，但他们深知隔离和防护护理是控制疾病传染的重要措施。她告诉我：“记住，这个时候没有任何诊断检测。”她说的没有任何诊断检测，是指没有对病人进行的病原检测——因为致病的根源尚未发现。“我们完全是按照流行病学（epidemiology）的原理在工作——那就是判断现在接诊的病人是否和原发病人有过接触。”这只不过是在盲人摸象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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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4日，周五，医院一年一度、备受关注的联欢会如期在威斯汀酒店（Westin Hotel）举行。布伦达·安和同事们坐在空着一半座位的餐桌前，好奇地发现：“李冶森呢？这位同事呢？那位同事呢？”他们在紧锣密鼓地工作，都没能参加晚会——他们在医院搬床搬家具，将一切安排妥当以备不时之需。安医生周六早上也加入这场争分夺秒的准备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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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传染科的主任，安医生让所有的医护人员都穿上罩衣，戴上手套和隔离效果较好的N95口罩（N95 mask），这种口罩佩戴起来比普通的医用口罩更为舒适。但是，当时这类物品奇缺，黑市价格猛涨。N95口罩的价格从2美元涨到了8美元，尽管如此，他们仍然尽力而为。3月23日，这种疾病已经有了国际公认的名字，陈笃生医院成了新加坡收治SARS病人的指定医院，所有“非典”病人都将从其他医院转到这里。禁止探视“非典”病人。医护人员必须戴上口罩、手套，穿罩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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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离和防护措施全面实施之前，又出现了一位超级传播者。这位患者住在医院的心脏重症监护室（Coronary Care Unit），是一位患有糖尿病、心脏病等多种疾病的中年妇女。开始她住在普通病房，被一位护工传染上了“非典”，这位护工则是被艾斯特·莫传染的。接着这位妇女心脏病发作并转入心脏重症监护室。当时，这位妇女的非典型性肺炎症状还没有表现出来，或者说不如她心脏病的症状那样严重。在心脏重症监护室，心脏科的专护医生和一位住院医师给她插管治疗。正像广州的毒王一样，插管似乎为“非典”创造了极佳的传播条件。最终在心脏重症监护室，有27个人被传染上了“非典”，包括5名医生、13名护士、1名做超声波检查的技师和2名心脏科技师、1名专科护士和5名探视者。我是后来在报道中看到了这些数字，布伦达·安的叙述更加感性化。她回忆说，那位心脏科的医生已经怀孕，插管时戴着口罩。尽管被传染了“非典”，但是后来康复了。那位插管时也站在旁边的住院医师没有戴口罩。安医生说：“这个住院医师是个小伙子，生病一段时间之后被送回家修养，他母亲亲自护理他，也被传染了‘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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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活下来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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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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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子俩谁也没有活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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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太不幸了。这位住院医生非常年轻，只有27岁，他母亲也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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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助安医生的年轻住院医生也同样面临着被传染的危险，还记得他吗？正是他从艾斯特·莫的嗓子中取出疾病的化验样本。他的经历让人们认识到这种疾病是由传染性极高的病毒或者细菌引起的，这种病毒在面对面的接触时，特别是在拥挤或者近距离接触下传播得更快。在协助安医生对莫小姐进行检查后几天，这位住院医生就飞赴纽约参加一个传染疾病的会议，经历了20个小时的长途飞行后，他感到身体不适。在转道法兰克福回新加坡的途中，他给一位新加坡的同事打电话提及他生病的消息。这位同事就此事向新加坡政府提出了警示，新加坡政府通知了世界卫生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及时提醒了德国官员。德国官员在飞机到达法兰克福机场的时候接走了这位医生并对他进行了隔离。他的妻子和岳母此时也有发病的症状，三人在法兰克福医院住了三周。一位机组成员也被传染。和心脏科协助插管的住院医生不同，这三位病人最终都活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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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加坡，卫生部门的官员和政府部门通力合作阻止疾病进一步蔓延。他们所采取的强力措施远远超出了医院的范畴：强制隔离疑似病例、对不接受隔离者给予监禁和罚款的惩罚、关闭大型市场、关闭学校和每天对出租车司机测量体温……疾病暴发的趋势终于得到了遏制。新加坡是一个独特的城市，以管理严格和井然有序而著称（客气的说法），即使对付如此来势汹汹的非典型性肺炎也显得游刃有余。2003年3月20日，11人因为吐痰受到法庭的审判，每人罚款3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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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中旬，当最后一位“非典”病人出院时，陈笃生医院总共确诊了200多例“非典”病例。33名病人去世，其中包括艾斯特·莫的父亲、牧师、母亲、舅舅等。艾斯特自己却幸存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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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这些人是去世还是恢复了健康，他们都被传染了——但是究竟传染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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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这种疾病在全球范围内传播，来自3大洲的科学家们在实验室里开始研究从这些患者身上提取的组织、血液、黏液、粪便和其他重要材料的样本，试图分离并确认致病原因。这种疾病刚刚开始暴发时起的这个名字SARS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人们只了解这种疾病的结果和影响，它就像一只巨大、隐形的动物一样，人们只看到了它的脚印。埃博拉是一种病毒，亨德拉是一种病毒，立百是一种病毒，而SARS则表现为一系列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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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们在实验室里紧锣密鼓地寻找着SARS的病原体，但是由于一些错误的信息和误导，这个过程进行得并不顺利。这种疾病开始时，症状和流感非常相似，或者更准确地说，有点像严重的流感症状。最重的一种流感也就是俗称的禽流感，由H5N1病毒所致，6年前，香港曾经经历过禽流感的袭击，18人被家禽感染，这场疾病在港人的心中留下了可怕的记忆。18人这个数字并不大，这种病的可怕之处在于感染的18人中有6人死亡。卫生部门迅速地采取了措施，命令关闭出售活禽类的市场，灭杀香港所有的活鸡，总数达到150万只，之后又进行了为期7周的灭菌消毒。这样严格的措施，加之H5N1病毒只能通过禽类传染给人类，而不在人类之间传播，使得香港能够在1997年成功地阻止这场疾病的蔓延。2003年2月，从广东发来的电子邮件和短信传来“一种奇怪的传染病”。开始出现说法时，禽流感再一次袭击了香港。禽流感和SARS的暴发有着明显的区别，但是区别两者却并非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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禽流感导致一位健康的33岁的男子死亡，他8岁大的儿子也染上此病（但是并没有死亡）。这种疾病可能还导致了这名男子7岁的女儿死亡。这个女孩在父亲去世前2周在去广东东北部的福建省探亲的过程中由于类似肺炎的症状去世。可能这个小女孩和鸡接触得太多了，她哥哥后来也证实了这一点。父亲和儿子的鼻涕样本中都有H5N1病毒，好像证实了从广东传来的那些令人恐慌的患病报道，这种新的疾病也许和禽流感有关。因此这些科学家开始检测SARS样本中是否存在H5N1病毒。这是个误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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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错误的想法就是SARS可能是由某种衣原体（Chlamydia）引起的，这种病毒包括两种和人类呼吸疾病相关的病毒（还有一种衣原体病毒，多在青年中传染，通过性接触传播）。其中一种呼吸衣原体属于人畜共患病，可以通过鸟类（最有名的就是通过鹦鹉）传染给人类。2月底，中国一位资深的微生物学家在一些SARS样本中发现了类似衣原体的病毒，基于他并不确凿的证据和其在中国学术界的威望，这种衣原体假说得到了北京卫生部高官的认可。至少有1名著名的中国学者曾对此假说提出过不同意见，他说如果衣原体病毒是致病原因，抗生素治疗应该对SARS患者有效，但是抗生素治疗对SARS患者并没有效果。但是提出这个观点的学者远在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北京方面并不认可他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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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里的科学家们同时也在探讨其他的可能性，可能性很多：瘟疫、斑疹热（spotted fever）、军团病（Legionnaire’s disease）、伤寒和其他几种病毒引起的肺炎、季节性流感、血液中的大肠埃希菌（E. coli）、新大陆和旧大陆都出现过的汉坦病毒等等。寻找SARS致病原的困难还来自于科学家们不知道要找的究竟是熟悉的病毒、和熟知的病毒非常相似新病毒还是全新的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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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兽医熟悉但却首次感染人类的病毒。换句话讲，这是一种刚刚出现的人畜共患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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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前曾经描述过实验室所使用的方法，通过PCR筛查已知的DNA和RNA片段，用分子方法测定其抗体或者抗原。但是这种方法只对寻找熟悉的病毒有效，或者说对寻找和熟悉的病毒非常相像的病毒才有效。这种实验结果只能显示阳性还是阴性，或者只能给这样的具体问题，如：“是这种病毒吗？”，提供一个近似正确的答案。找到一种全新的病原体非常困难。只有大概知道这种分子的分子特征才能确定这种微生物。所以实验室中的科学家们只能使用一种比较传统、需要更多人工操作的方法：将微生物放在细胞中培养，通过显微镜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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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可以俯瞰到香港繁华景色的香港大学的实验室里，由马立克·佩雷斯（Malik Peiris）率领的一个科研团队使用这种方法得出了非常有价值的结论。佩雷斯是一位毕业于哈佛大学的微生物学家，出生成长在斯里兰卡，说话彬彬有礼、条理清晰、长着一头浓密的黑发。他是一位研究流感的知名专家，在禽流感大暴发之前于1995年来到香港。他有理由认为来自广东的这种疾病可能是由禽流感引起的。2003年他对一名记者说，“我脑子里出现的一个想法就是H5N1病毒可能获得了在人类之间传播的能力。”但是当他们检测了SARS病人的样本之后并没有发现H5N1病毒，也没有发现其他可能导致此病的病毒，他的团队开始产生了这样的想法，他们面对的可能是一种新型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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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他们集中精力培养这种病毒。也就是说，首先给这种神秘的生物提供活体细胞，使其能够繁殖，等到这种生物在培养皿中繁殖到一定数量，对细胞造成伤害时，就可以观察到这种生物了。培养液中的活体细胞必须是某种“不死病毒”[比如从一名叫汉丽埃塔·莱克斯（Henrietta Lacks）的妇女身上提取的HeLa细胞]，这样这种新型病毒就可以不断繁殖，直到某种东西将其杀死。佩雷斯的团队为这种新型病毒准备了5种细胞株，多方证明这些细胞株非常适合熟悉的病原体的繁殖：这些细胞有的来自狗的肾脏，有的来自于老鼠的肿瘤，有的来自于流产的人类胚胎，还有其他来源的细胞。运气不佳。没有任何细胞受损和病毒生长的证据。接下来他们又实验了另外一种菌株，提取自恒河猕猴胚胎的肾脏细胞。是的，运气来了。3月中旬，他们观察到了猕猴细胞培养液中的“细胞病变效应”（cytopathic effect），这就意味着某种东西开始在细胞中繁殖并对细胞造成了损害，这种损害从一个细胞传染给另一个细胞，最终造成了可以观察到的损害。几天后，这个团队有了原型病毒粒子的电子显微镜影像，每个粒子周围都有微小的冠状球形突出物。这样的结果完全出乎大家的预料，团队中的一名显微镜专家甚至像实地考察中的向导一样，查阅病毒微生物图、寻找能够和这种病毒匹配的病毒。我们可能在发现一种从没见过的鸟类或者野花时也会这么做。他在冠状病毒属（coronaviruses）发现了和这种新型病毒匹配的病毒，其特点为每个病毒粒子的外缘上有冠状球形突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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