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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几天，我们都在桂林市内和桂林附近继续捕捉蝙蝠。喀斯特地貌的山脉，侵蚀后形成的空洞为蝙蝠提供了充足的筑巢场所。我们要做的就是看看哪些山洞里现在住着蝙蝠。为了找到这样的地点，为了结网和捕捉，有几名得力的中国学生在帮助阿莱克塞，其中还有一名来自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年轻生物学家，名叫朱广建。有了几年的经验，朱广建是一名捕捉蝙蝠的高手，当蝙蝠这种小巧的动物想要扭动身体挣脱捕网，咬他后挣脱时，他显得镇定自若。他身材不高，很瘦却很结实，爬起山来非常敏捷，探索洞穴毫不胆怯，这使得他非常善于在野外研究蝙蝠。另外一名学生叫杨建，他熟知当地地形，并在探索洞穴的过程中为他人探路。第三天的下午，我们4个人打车来到了桂林郊外，带着捕网和竹竿，走在乡间狭窄的土路上。傍晚时分是到洞穴中捕捉蝙蝠的好时机，这时人们就可以趁蝙蝠在夜晚出洞捕食之际将其捉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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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太阳像一个火红的橘子，消失在桂林傍晚的炊烟中，我们在村外穿过一片柑橘园、走过一片花生地、踏过一片长满高高野草的地方，走到了一个有点像隧道的小路，旁边长满了绿色的植物，荆棘藤条和竹子。走的时间不长，我们就看到了山坡上一个山洞，比古老的地窖门大不了多少。广建和杨建爬到洞里就消失不见了，我和阿莱克塞跟在他们后面。进了洞口是一个类似门厅的地方，在另一头有一块低矮的石头横在地上。我们匍匐前进，进到洞里的第二层时身上已经都是灰尘。我们没有幽闭恐惧症（claustrophobic），穿过了这一层，屁股着地又滑过了另一个矮沟，进到第三层洞室里的一个小洞中（这个过程有点像被牛吞进胃里，在里面过了一关又一关），这个洞室显得更宽更深。在这个洞里，我们发现自己比地面高出很多，就像待在二层楼的窗台上。我们可以感受到蝙蝠扇动翅膀在眼前盘旋的声音。我很想知道，这里的哪些蝙蝠身上有这种致命的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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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处都是蝙蝠，这是件好事——但是，处在洞室里一处位置较高的角落的我们能捉到蝙蝠吗？我想不出什么捉到蝙蝠的办法。当然，很多事情我都无能为力。借助头灯的灯光，我在洞室倾斜的岩壁上找到一处突出的石灰岩，有点像一个小壁架，我一屁股坐到上面，等着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让我惊讶的是，接下来我发现阿莱克塞和朱广建将一张网铺在我们刚刚进入的洞口处，将我们也封在了洞穴里面。现在，蝙蝠也被封在洞穴里面了。这里的空气非常温暖，让人感觉非常舒适。网子很快就起到了作用，将蝙蝠收入网中。蝙蝠撞在网上被捉住时发出的声音很小，就像苍蝇落入蜘蛛网中一样。出口被堵住了，蝙蝠就落入了我们的掌中，我们就像是捕猎的蜘蛛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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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莱克塞和广建迅速地将蝙蝠从网上拿下来，放入布袋中，并把布袋交到我的手上。我的任务就是将这些布袋系在横在岩石之间的一根水平的竹竿上。这些倒挂着的蝙蝠看起来很镇定、很舒服——即使被装入布袋的蝙蝠也是如此。与此同时，杨建站在洞穴的底部，挥动着抓蝴蝶时用的网子希望抓住飞着的蝙蝠，一旦失手他就用英语说出一句诅咒蝙蝠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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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我开始考虑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虽然我们在这些动物身上寻找疑似SARS的冠状病毒，并在这样狭小的空间中与它们共处一地，我们没有一个人带着防护的面具。连个医用口罩都没有戴，更不要说N95口罩了。我问阿莱克塞，为什么不戴防护面罩呢？他说：“我想和不系安全带一样吧。”他的意思是我们接触蝙蝠就表明已经计算过被传染的风险，且这种被传染的概率不高。飞赴一个陌生的国家，在机场跳上一辆出租车，你在赶时间，语言又不通——往往这时就忘了系安全带，对吧？你会跳下来再去找另外一辆出租车吗？不会的，你会继续前进，因为有事情等着你去处理。可能会在进城的路上发生车祸而死，但也可能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只有接受了这种可能性才能在这样的环境下工作。在洞穴中捕捉蝙蝠的情形和这种情况非常相似。如果你非常想要避开这种病毒，那么就不仅需要防护面罩，还需要全套的防护服，手套、氧气管——或者还需要面罩和护目镜。整套装备还得用电池作为动力的风扇吸入的过滤气体封压。阿莱克塞说：“这不太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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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边回应着一边继续将装袋的蝙蝠系在竹竿上。我非常同意这种说法，但是我在想：“那么找到SARS病毒这种想法，就一定现实可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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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桂林的实验室里，阿莱克塞将处理蝙蝠的工作在几个人中间进行了分工，就像流水线一样。由朱广建主要负责，杨建协助，阿莱克塞在关键的时候才会参与，3个人都戴上了蓝色的胶皮手套。朱广建从袋子里取出蝙蝠，手法很轻但是抓得很牢。他给每只蝙蝠称重，测量体长，确定品种，杨建则负责记录这些数据。菲菊头蝠（Rhinolophus pusillus），最小的头蝠；中菊头蝠（Rhinolophus affinis），中型的头蝠；中蹄蝠（Hipposideros larvatus），中型的圆翅蝙蝠。朱广建从每只蝙蝠的嘴里和肛门处提取样本，递给杨建。而杨建则将棉棒的棉球部分取下，放在试管中保存下来。阿莱克塞用针头样的工具在蝙蝠的尾部穿一个小洞——只是轻轻一刺，提取1或2滴血样。他解释说不可能像从猴子或者果子狸身上提取血液那样，用注射器从这么小的动物身上提取5毫升血液，那就相当于抽干这种动物的血液了。取两滴血就足够两个样本使用、复制，每一个样本都可以单独用来筛查这种病毒。杨建用一种非常小巧的移液管将血液一滴一滴吸走，将其放入缓冲的试管中。其中一份完整的血样和拭样会送到上海，另外一份样本送到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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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个人在一起工作得非常顺利，所有的工作都按部就班完成了。按照规定完成工作降低了受伤的风险，不会因为动作不熟练或者拖延给蝙蝠造成不必要的压力或者导致数据丧失。这个过程结束之后，蝙蝠从实验室3层的窗户被放生——当然，是指绝大部分蝙蝠被放生。实验的过程中也可能由于无心而导致蝙蝠的死亡，这种情况在捕捉和处置野生动物的过程当中非常普遍。今晚，抓到的20只蝙蝠中死了2只。一只是体型最小的头蝠，和老鼠一般大小，杨建在山洞中用捕捉蝴蝶的网子的边缘碰到了它，导致了这只蝙蝠的死亡。阿莱克塞决定如果这只动物不能放生，他就要将这只死亡的蝙蝠进行解剖，对其进行最大限度的利用以获取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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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用小剪刀刺破蝙蝠的皮肤，并沿着蝙蝠的胸腔向上破开尸体的时候我站在他身后观看。他用手将蝙蝠的毛皮拨开——只要稍稍用力即可——看到大块的胸肌，像红紫色的牛腰肉。这种动物有点像苹果公司的大力鼠（Mighty Mouse）鼠标。阿莱克塞将这些帮助飞行的肌肉切开，又切开下面的骨头，手法熟练，剪子灵活轻松地在其中游走。轻轻剪开心脏，他从蝙蝠的胸腔里取了一点血，将肝脏和脾脏拿出，放在不同的试管中。我注意到，在进行这一系列工作时，汽车安全带的比喻并不适用于此。阿莱克塞除了戴上蓝色手套外，还戴上了N95口罩。整个工作看来并无特别之处。后来我才注意到最小的头蝠和李文东的团队的发现之间的联系。菲菊头蝠是这种病毒已知宿主中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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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工作结束之后，阿莱克塞保存了蝙蝠的血样和器官，并把尸体放进了封口塑胶袋子中。他将解剖之后的另外一只蝙蝠的尸体放进了同一个袋子里。我问他这些东西放到哪儿？他指着一个盛放生物危险品的箱子，而这个箱子就是为了盛放可疑物品而设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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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接着说：“如果这些蝙蝠是用来食用的，就放在那里。”他指的是放进墙边的一个普通的垃圾箱。他的话是针对那次在餐桌上我们讨论过的有关食用动物底线的问题的：可以食用的动物还是神圣的动物，安全的动物还是感染的动物，有危险的动物下水还是垃圾。对于这些问题的区分标准，他的观点是，在中国南方，区分的标准非常随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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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我们到了距桂林南部约80英里的另外一个城市，荔浦市，去参观一家阿莱克塞非常感兴趣的竹鼠养殖场。我们乘坐了一趟比较豪华的巴士，车上有安全带还为乘客提供瓶装水，经过2个小时的路程来到了此地。在荔浦汽车站等待当地联系人到来的空隙，我注意到一块安全警示牌。警示牌上的字是用繁体中文写成，但是我从上面的图片中判断出了荔浦到桂林的巴士上不允许携带的东西：不许携带烟花爆竹、不许携带汽油、酒精、小刀和蛇。我们一样违禁品也没有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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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尚正终于开着一辆白色的面包车出现了。他个子不高，非常结实，非常爱笑，特别是在自己说完话后更是如此，他笑不是因为他觉得自己的言谈幽默而是因为感受到生活的美好。这是朱广建把他的话翻译给我听，以及他的快乐心情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我们上了他的面包车，驱车6英里来到荔浦东北部的一个村庄。魏先生将车拐上一条小路，穿过一道门，门上方的汉字写着：田间小屋，竹鼠养殖场。进门后是一个院子，三面都是灰色的房子。房子的两边是低矮的牲口圈。圈里养着银灰色的动物，小眼睛、圆脑袋有点像大型的豚鼠：中华竹鼠。魏先生带着我们绕着牲口圈转了一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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牲口圈很干净，用水冲洗过，每个牲口圈里都有一个水槽，给4只竹鼠提供饮水。中华竹鼠是中国南方特有的品种，而有些笼子中被嚼过的竹子也说明这种动物的饮食习惯和名字之间的联系。这种动物的前牙有点像河狸，非常适合啃咬竹子；性情却更像猫。魏先生抓住一只竹鼠脖子后面的毛，将其拿起，翻过来，轻轻地戳它大大的阴囊（scrotum）。对河狸可不能这样，竹鼠却任凭人戳也不会扭动身体。沿着牲口圈，我们看到了成年竹鼠、小竹鼠和一只母竹鼠，它正在照顾两只老鼠大小的小竹鼠。魏先生解释说，这种竹鼠非常容易饲养。他养的主要是母竹鼠，还有几只良种的公竹鼠。上个月，它卖掉了200只竹鼠，现在他正在扩大经营规模，准备再建些新牲口圈。他兴奋地告诉我们，他现在是中国南方最大的竹鼠养殖户！中国南方，是啊，也许比这个范围还要大！扩大规模后，可以养殖5 000只竹鼠，那他就应该是中国最大的竹鼠养殖户了吧！看起来，他不像是在吹嘘而是为养殖事业蒸蒸日上而欣喜不已。生意不错，生活也不错。哈哈哈！——想到生活的美好，他又不禁笑了起来。他还告诉我们，他也是个名人了！他曾经上过中国的电视！我们可以在谷歌上搜索他的名字！ 2001年他在工厂下岗后，决心干点别人没有干过的事，于是就开始养殖竹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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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先生非常富于冒险和创新精神，现在他还养了两对箭猪，体型更大，更具攻击性，此时正在房间另一头大一点的牲口圈里闷闷不乐。他打算多种经营。他正在尝试养殖箭猪，小箭猪和成年箭猪都将被作为食物进行销售。当然这种特别的食物需要针对特别的场合，是为那些富裕、金贵的美食客准备的。魏先生说，一对箭猪就可以卖到1 000美元。这次他没有提起箭猪用手戳它的阴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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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注意到几个皮下注射用的注射器已经放在了牲口圈的旁边。我问他是不是非常关心竹鼠的健康状况？魏先生说，是的，非常关心，特别关心它们不要感染上病毒。病毒用肉眼看不见，但是非常危险。如果竹鼠生病了，养殖场也就办不下去了。他给我们看了如何给生病的竹鼠的腿内侧注射药物。他没有说注射的是什么药物，很可能是抗生素（对抗病毒并没有效果），而不是竹鼠养殖场可以买到的最新研发的SARS疫苗。至少，魏先生的竹鼠在出售的时候可能不会感染通常由病毒引起的疾病。至于它们后来和其他动物堆在一起，互相传染疾病，或者在仓库或水市被蝙蝠或者果子狸或者貉的粪便污染，而得了什么病那就另当别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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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之后，魏先生坚持留我们吃饭。他已经让家人准备了一桌丰盛的菜肴。我们坐在小板凳上，围坐在一个小桌旁，中间有一个电磁炉，魏先生的母亲将一个火锅放在电磁炉上。她把切好的猪肉、鸭肉、像土豆一样的菌类、金针菇、豆芽、小白菜和一种与牵牛花有关的植物放入滚烫的清汤中。她在锅里搅拌着，向里面加了一些盐。这些东西很快就煮熟了，漂了起来，成了非常可口的食物，我们用筷子将其捞起，放进碗里。在一个盘子里，放着烤好的竹鼠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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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鼠肉柔软、细腻还有点甜味，有很多小的关节和肋骨。我知道应该用手拿着吃竹鼠的蹄膀，将骨头吸干净，放在自己碗边，或者扔到地上（魏先生的父亲就喜欢这么做，他没有穿衬衫，坐在我的左边），这样睡在桌子下面的瘦猫就可以将这些骨头一扫而光了。火锅的温度非常高，魏先生是个非常好客的主人，拿出好几瓶冰镇好的桂林最好的啤酒——漓泉啤酒给我们喝。喝了几杯啤酒后，我们吃饭的兴致高涨起来，开始吃起盘里的烤竹鼠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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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开始理解阿莱克塞的观点了：如果你是食肉动物，那么就得吃肉，区别究竟吃什么肉有什么意义呢？我想既然要吃竹鼠肉就在这儿吃，在竹鼠养殖场吃——别等到这种动物被装船，和其他动物挤在一起生病后再吃。可千万不要等野味感染了病毒后再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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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2004年初发生的再次袭击后，SARS还没有再出现过，确切地说是到目前还没有再发生过。人们还在研究2003年的那次暴发中的种种事件，很多细节还并不清楚，很多问题还没有找到答案。蝙蝠是疑似SARS冠状病毒的唯一贮存宿主吗？如果是，是哪种蝙蝠？菲菊头蝠身上发现的冠状病毒是在人类身上发现的SARS-CoV的祖先吗？如果是，最初的传染又是如何发生的？只是一起单一的传播——从蝙蝠传染给果子狸——还是有几个这样的传播事件同时发生？从果子狸传染给人类——这样的事件发生了几次，有几次独立的传染事件？是关在同一只笼子里感染的果子狸，在市场上一只一只出售后将这种疾病传播到各个地方的吗？京华国际酒店9层究竟发生了什么？刘教授在楼道中呕吐了，还是只打了个喷嚏，只咳嗽了一下——或者就是呼出了一口气？这种疾病在传染8 098个病人的过程中经历了怎样的进化？中国南方独特的饮食文化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将这种危险的病原体传播到香港进而传播到全球各个地方？魏先生的竹鼠离开田间小屋竹鼠养殖场将被卖到哪里？在被运到桂林、广州和深圳的餐馆之前，它们和其他动物在一起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遭遇，会装在哪些箱子里，会被什么样四处飞溅的粪便污染？为什么感染这种病毒后，有些人会成为超级传播者，而有些人却不会？SARS这种疾病的R0的值是多少？这种病毒何时才会再次出现？阿莱克塞·穆拉是试图回答这些问题的研究者中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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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3年春天开始已经有太多的科学论文论述了SARS这种疾病了。很多论文都非常专业，讨论的是其分子进化的细节、宿主关系或者流行病原理。但是也有一些文章的视角广阔，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是什么使这种病毒如此与众不同？”，“从SARS暴发对我们有什么启示？”。第二类的文章中有一种看法：“人类侥幸逃脱了疾病的惩罚”。SARS的情况可能会糟糕很多。2003年的SARS只是局部暴发，并没有在全球范围内流行；8 000个病例的数字对这样一次突然地暴发的疾病来讲也不算大；死亡的人数只有774人，而不是700万。还有几个因素也起到了限制疾病传播范围和影响的作用，而人类的运气算是其中之一。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实验室诊断的快速高效——找到病毒并确定为何种病毒——做出这种实验室诊断的科学家有马立克·佩雷斯、关熠、他们香港的同事，以及来自美国、中国和欧洲的同事和竞争者。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快速隔离感染病例，追踪接触史，中国南方、香港、新加坡、河内和多伦多采取的检疫措施（经历过早期的困惑和否定）以及院方采取的有效的传染控制措施，如陈笃生医院的布兰达·安医生所采取的措施。如果这种疾病袭击的是其他的大城市——管理不是那么严格，都是穷人，没有一流的医疗机构——那么这种病很可能会失去控制，对人类造成更大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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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因素，可能是最重要的因素就是SARS-CoV影响人体的特别的方式。得了这种疾病，患者受到高度传染之前就表现出症状，而不是在高度传染之后才表现出症状。头痛、发烧、发冷——甚至是咳嗽这些症状都发生在病毒传播给其他人之前。2003年SARS暴发时，有些超级传播者的情况也是如此。症状在前，传染在后这样的顺序使得SARS病人在达到传染高峰值之前就能够被确诊、收治入院并被隔离。这种情况的负面影响就是医护人员成了被传染的重点人群，好的方面就是感染后的病人如果没有明显不适的感觉就不会在乘车或者坐地铁上班的时候将这种疾病传播给其他人。这是SARS传播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也是幸运的因素，也救了很多人的命。对于流感和很多其他的疾病来讲，出现症状和传染的顺序正好相反，传染通常要比症状提前几天表现出来。一个几乎颠扑不破的规律：危险在先，警告在后。这个规律也就解释为什么1918到1919年的流感在世界范围内造成了如此大规模的死亡：病人在没有明显症状之前其传染性就已经非常高了。病毒在发出警示之前就已经在人群中传播开来了。现在，世界上所有东西的传播的速度都更快了，病毒也是如此。如果SARS的暴发也是遵循这样的规律的话，2003年的暴发就不会成为好运和有效应对疾病暴发的经典案例了。情况会非常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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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糟糕的情况并没有发生，但糟糕的情况也许不是由这种病毒引起的，而是由其他原因引起的。但下一次大型病毒暴发到来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见，它的规律可能和流感类似，在出现明显的症状之前有非常强的传染性。这种规律可以让病毒像死亡天使一样在城市和机场之间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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