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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官员希望通过一些阶段性、强力的规范措施来应对这场危机。2008年6月，也就是这场疾病在奈梅亨的精神疾病诊疗所的病人中暴发不久之后，产奶山羊和绵羊中出现的Q热病成为“需要报告”的疾病，也就是说要求兽医向政府报告任何山羊的流产事件。（自从1975年人类当中出现这种疾病后，就已经成为了需要报告的疾病。）在同一天颁布的另外一项规定禁止养殖户将从受到感染的牲口棚中清除粪便，或者在通报疫情三个月后从深深的垃圾牲口棚中清除粪便。将近一年之后，也就是2009年4月，由于奶山羊养殖场疾病暴发的趋势不断延续以及人类患病的数量迅速增加，一项强制接种Q热病疫苗的计划开始生效。这一命令适用于所有养殖奶山羊和绵羊数量超过50只的养殖场、动物园或者像位于奈梅亨的“关怀养殖场”那样的动物养殖场，因为在这些地方公众可能和受到感染的动物有亲密的接触。到2009年11月，政府出资为25万多只山羊和绵羊接种了疫苗，但是这一年人类患病的数量高得惊人，荷兰媒体也对此表示出关注。2009年12月初，颁布了一项山羊交配的禁令：未经通知不允许山羊受孕。如果仔细考虑就会发现这项禁令颁布得太晚，效果甚微。很多雌性山羊已经受孕。一周后，政府接受了中央兽医研究所的建议，宣布现在已经感染Q热病的养殖场中所有已经怀孕的山羊和绵羊（包括最近注射过疫苗的山羊和绵羊）将被灭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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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医小组开始到各个养殖场执行此项命令。一位养殖户等待兽医小组的时候告诉记者，如果他和动物待在一起，它们可能不会那么躁动，但是“我不知道我能不能看下去”。最终被灭杀的山羊有5万只，受到影响的养殖户有20多人。他们都非常愤怒和伤心，政府给养殖户补贴了杀死山羊的钱，却没有支付重建牲口棚的费用，也没有抚慰他们情感上的伤痛。亨德里克·让·路斯特告诉我：“兽医们也感到非常痛苦。”根据自己的经验，他还说：“兽医科学家们肯定也非常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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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采取了这些措施，怀孕的山羊也从荷兰的版图上彻底消失，Q热病却没有消失——这种病不会一下子彻底消失的。这种细菌仍然大量存在。这种细菌体型较小但是生命力顽强，可以在受到感染的养殖场发出恶臭的垃圾中存活5个月之久。这种细菌体型较大的那种形式可以在很多种动物身上繁殖。这种细菌非常活跃，并且感染的动物种类非常广泛，可以侵入多种宿主，人们不仅在山羊和绵羊身上发现了这种细菌，还在牛、负鼠、鸟类、变形虫和虱子身上发现过这种细菌。正如麦克法伦·伯内特所强调的那样，这种有机体攻击性极强，能够感染多种宿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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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这些措施取得了一些效果时，已经又过去了一个春天，这个春天里没有出生的小羊羔和流产的羊羔并不多。新发的人类感染病例相对于2009年的高峰时期有所下降。到2010年6月中旬，只有420名荷兰人被确诊为新发的Q热病病例。卫生部的官员对公共卫生危机得到控制感到审慎地乐观。医生们可以稍稍放松了。奶羊养殖户也可以为自己的损失感到痛惜了。但是科学家们知道伯氏考克斯体并没有消失。它们以前在等待理想的条件出现，现在也可能是在等待理想的条件再次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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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在麦克法伦·伯内特研究Q热病和鹦鹉热的时候，聪明、善于钻研的他不只局限于医学的角度而是更多地从生物学家的角度更加广泛地思考传染疾病。20世纪30年代末，他开始着手撰写这方面的书，在开篇中他向19世纪细菌学的创立者表达了敬意，特别对巴斯德和科赫表达了敬意。正是这两位科学家最终为提供干净的饮用水、污水处理、食物不受腐败污染和医学消毒技术提供了理性的基础。伯内特表达的敬意非常真诚，写满了足足两页，之后伯内特才开始进入正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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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写到这些人和他们的同事时说：“他们忙于考虑细菌引起的各种疾病以及如何预防，没有时间考虑其他的事情。”他们很少考虑微生物作为个体的存在或者“它们的性质和活动如何和其他生物的活动配合”。绝大多数细菌学家在进入细菌研究领域之前接受的是医学方面的培训——伯内特自己也是如此，“因此他们对不同的生物学问题的兴趣非常有限。”他们关心的是如何治愈和防止疾病，这一点很好，但是很少将感染作为一种生物现象，作为动物之间的关系考虑，很少将这种关系和其他动物间的关系如捕食、竞争、分解关系赋予同样的重要性进行考虑。伯内特写作此书的目的就是纠正人们认识中的这个偏差。1940年，他出版了《传染疾病的生物学因素》（Biological Aspects of Infectious Disease）一书，成为在这个日益变化、拥挤的星球上对人畜共患病的现代解读方面里程碑式的一本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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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内特没有将这个更加广阔的研究角度称为自己的独创。他认识到这是一种良性的发展趋势。生物化学家开始将他们的方法应用到和疾病相关的问题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人们将有机物看作在野外适应性极强的生物，具有自身生命历史的生物，对其产生了新的兴趣（即使对单细胞有机物也是如此）。他在书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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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生物学的现代发展持欣赏态度的发现可以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待传染疾病。把它当作是人和微观有机体之间为了争夺生存空间而进行的斗争，这种斗争和自然界很多不同物种的生物之间的竞争的性质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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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态学的角度考虑，是有关“生存的斗争”（这个词组直接引自达尔文的话），这样的观点正是伯内特要特别引起大家关注的：这是一本关于生态学和病原体进化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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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更愿意用“寄生虫”这个词，当然并不是指严格意义上的寄生虫。“其寄生的生活方式在本质上和肉食动物捕猎动物相似。只是另外一种从活体动物的身上获得食物的方法而已。”只是在寄生虫身上，这种对其他动物的消耗表现得更慢，而且发生在猎物的体内。小的动物要吃掉大的动物通常都是由内而外。这也是我在开始时提到狮子和牛羚，猫头鹰和老鼠的时候就表达的观点。伯内特强调说，从长期的角度来讲，寄生的动物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传播的问题：如何将其后代从一个宿主身上传播到其他宿主身上。为了达到这个简单的目的，寄生虫使用了很多的方法，具备了很多特点，从大规模复制、通过空气传播、能够对抗环境的生命历程（就像伯氏考克斯体体型较小的形式那样）、通过血液和其他体液的直接传播、对宿主的行为进行影响（比如像狂犬病病毒那样，使感染的动物也产生撕咬的行为）、通过中介体或者扩张宿主传播以及昆虫和蛛形纲动物作为传播和侵入的载体。伯内特写道：“很明显，不管寄生虫采取哪种方式从一种宿主传播给另一个宿主，易感人群的密度增加都有助于其从已经感染的动物传播给没有感染的动物。”增加的人口密度：密集的宿主可以使病原体繁殖。麦克法伦·伯内特也可能并没有受到早期那些研究传染疾病的数学著作的影响——罗纳德·罗斯的微分方程，1927年科马克和麦克肯德科的论文——但是他用浅显的英语散文将和他们相同的一些观点表达在书中，这本书非常权威、易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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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经过修改，《传染疾病的生物学因素》一书又在1972年重新发行，书名为“传染疾病的自然发展史”（Natural History of Infectious Disease）。虽然经过修改的版本现在看起来也有些过时（出现了新的疾病，也出现了新的观点和方法），这本书在当时可以说是一个巨大的贡献。里面没有深奥的数学模型，但却浅显地说明了疾病科学家所做的工作和应该肩负的使命。按照他的观点，疾病科学家不仅应该从医学的角度也应该从生态和进化的角度来思考传染疾病的致病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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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内特经常用鹦鹉热举例来说明自己的观点。这种疾病由于源自澳大利亚（对他来讲是故乡出现的一种病毒）同时出现在全球各地，表达了一种为人所广泛接受的观点，因此对他非常有吸引力。“和其他很多传染疾病类似，鹦鹉热最早被认为是一种严重的人类流行病，但是随着对它的本质慢慢有所了解，人们才逐渐意识到其流行传播的这个阶段只是偶然，而且相对来讲是不同寻常的一个表现。”这种细菌有自己独特的生活历史，感染人类只是其中一部分，很可能是偏离了其正常的发展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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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内特重新解读了加利福尼亚的长尾小鹦鹉、澳大利亚野生的美冠鹦鹉以及生活在墨尔本的工人和养鸟发烧友们因为购买了从X先生后院的养鸟笼里卖出的鸟而感染疾病的这些事件。伯内特强调说，鹦鹉热通常来讲传染性并不强，只在某个地方的野生鸟类当中存在，引起的麻烦也不大。可以做出这样的合理推测：“这些美冠鹦鹉，如果生活在野外的自然环境中，根本不会表现出任何发病的症状。”但是捕鸟人和X先生作为中间人破坏了鸟类的这种自然生活。“当这些鸟被关在鸟笼里，生活在拥挤和肮脏的环境中没有任何锻炼，接受不到任何阳光的情况下，潜在的感染发作也是意料之中的事。”这种压抑的环境使得鹦鹉热衣原体（Chlamydophila psittaci）（后来经过分类学的修正，被称为鹦鹉热立克次体）大量繁殖又一次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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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内特写到，这个病例和其他类似的病例反映了传染疾病的一个真理。“传染疾病是人类和寄生虫之间的斗争，在一个常态的环境中，可以达到一种虚拟平衡的状态，一个高潮的状态，两种生物的生存都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人类生活在一个不断为自身活动所改变的环境中，很少有疾病能够达到这样一种平衡。”伯内特在很多重大的问题上的观点都是正确的，在这一点上也不例外：环境遭到人类的破坏导致了传染疾病的暴发。同时，他没有能够预测到究竟会发生哪些具体的情况。这本书1940年出版，除了鹦鹉热他在书中还重点关注了其他几种传染疾病：白喉（diphtheria）、流感、肺结核、瘟疫、霍乱、疟疾和黄热病。这些都是存在已久，众所周知的给人类带来重大灾难的疾病，虽然人们对它们的理解并不透彻，但却非常容易判别。现代出现的这些病毒远远超出了伯内特探索的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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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内特没有提过莱姆病，因为这种病和Q热病及鹦鹉热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特点，这里我来说说莱姆病。这种新出现的传染病或者说再次出现的传染病最重要之处在于其不是由病毒引起的。莱姆病的致病原和伯氏考克斯体和鹦鹉热衣原体一样，是一种与众不同、非常狡猾的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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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姆病是一种引人热议的疾病，这和Q热病和鹦鹉热有所不同。有些科学和医学团体、病人或者被认为患上这种疾病的人都在究竟谁得了这种病、谁没得这种病这个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特别无法达成一致）。最近一年，美国总共报道了大约30 000例莱姆病病例，10年来平均每年有超过20 000的莱姆病病例。你可能认识患上这种疾病的人，也可能自己就患有这种疾病。无论按照哪种标准来讲，这种病都是美国报道过的最普遍的通过带菌者传播的疾病。但是一年的这30 000个病例真的代表了感染的美国人的总数还是只代表了感染总数的一小部分，绝大多数病人并没有诊断出来？真的有“慢性莱姆病”这种病吗？常规的诊断方法并不能诊断出这种病，尽管医生使用抗生素治疗病情依然会延续，可能给没能说服医生或保险公司真的得了莱姆病的患者造成可怕的影响。伯氏疏螺旋体会在体内隐藏起来，以后再发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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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些问题的争论从医生的诊疗室一直延续到法庭，使得莱姆病不仅成为最普遍的传染病也成为最具政治化特点，最让人困惑的一种疾病。比如，2006年美国传染病协会（Infectious Diseases Society of America，IDSA）在该协会的指导原则中建议治疗“慢性莱姆病”就是一种误导。IDSA认为，更准确地讲“没有确凿的生物学证据表明病人经过推荐的治疗莱姆病的方法治疗后会表现出慢性伯氏疏螺旋体感染的症状。这种推荐的治疗需要使用两到四周抗生素[比如强力霉素（doxycycline）或者羟氨苄青霉素（amoxicillin）]就可以治愈这种疾病。IDSA将“莱姆病愈后症状”列为另外一种疾病。这种做法的意思是：这些病人只是处于疾病的前期。认为莱姆病不会持续很长时间的这种看法激怒了很多受到莫名折磨的患者，他们认为自己得了莱姆病，感觉应该使用大剂量的抗生素，接受更长时间的静脉注射治疗——也许是几个月也许是几年。从传统的观点看，这种治疗方法实际上可能对患者的健康不利，也可能导致保险公司不愿意支付其医疗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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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底，康涅狄格州的首席检察官[理查德·布卢门撒尔（Richard Blumenthal），后来当上了美国的参议员]开始对IDSA进行反垄断调查并调查了其制定治疗莱姆病指导原则的方法。这其中是否存在利益冲突？布卢门撒尔认为其中存在着利益冲突，他说：“由于允许有经济利益的个人，即和医药公司、莱姆病诊断检测、专利和保险公司的咨询服务部门有经济利益的人参与制定指导原则，从而排除了其他不同的医学证据和观点，IDSA制定莱姆病指导原则的小组削弱了自己的权威性。”他强调说，他的调查针对的是指导原则制定的过程而非科学本身。两年后，IDSA和布卢门撒尔达成了协商解决的方法，也就是要求一个新的、独立的专家小组来审定制定的指导原则。2010年，这个独立的专家小组一致认为原来的指导原则准确无误。他们也没有发现“慢性莱姆病存在的确凿的证据”。而且，他们还警告说，长期通过静脉注射抗生素治疗的方法既没有效果又对身体有伤害；可能导致致命的血液传染、严重的药物反应、破坏正常的肠道菌群（能够帮助人体消化的益生菌）、由于其他细菌感染而导致的腹泻和对抗生素产生耐药性的“超级细菌”的出现，一旦出现这样的后果不仅会对正在接受治疗的患者也会对其他人造成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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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的另一个复杂之处在于，虽然莱姆病1975年之前没有受到人们的重视，好像是一个新出现的问题，但是很可能这种疾病已经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了，不仅出现在美国，也出现在欧洲和亚洲。几十年来，只是有人偶尔因为一些症状被诊断出患有该病，但并没有被认为是由一种致病原引起的疾病。回过头来看，这些零星的症状被归为一类，并被命名为莱姆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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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疾病没有得到命名和确认的历史开始于1909年。一位名叫阿维德·阿夫泽琉斯（Arvid Afzelius）的瑞典皮肤病学家报告称，一位被绵羊身上的虱子咬过的妇女身上出现了红色皮疹，这些皮疹像同心圆一样，一圈圈向外发散。阿夫泽琉斯将这种情况称之为“游走性红斑”（erythema migrans）（发散的红斑），并为一家德国杂志撰文表示认为这只是梅毒的一种，梅毒是那时皮肤病学者非常关注的一种疾病。（两者确实有一定的相似性：梅毒是由一种螺旋菌引起的疾病，和莱姆病致病原伯氏疏螺旋体属于一类。）阿夫泽琉斯并没有声称了解这个妇女所患皮疹的原因，但是在后来的12年中，他又在另外5名患者身上发现了类似的症状。欧洲的其他医生也开始注意到这种环状的皮疹，非常像一个靶子，上面有一个小小红点作为靶心。在有些患者身上，皮疹和某些节肢动物（昆虫、蜘蛛或者是虱子？）的叮咬有关，通常伴随着更为严重的症状。另外一名瑞典皮肤病学家斯文·海勒斯多姆（Sven Hellerström）1930年称见到过一名男性出现了这种独特的皮疹后并发脑膜炎。随着时间的流逝，海勒斯多姆发现由于虱子叮咬所导致的环状皮疹同时并发脑膜炎的情况在斯德哥尔摩地区非常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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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次报道这种疾病的大约20年后，海勒斯多姆医生来到大西洋彼岸参加在辛辛那提召开的一次医学会议，在会上他阐述了在这方面所做的后续研究。他推测，皮疹并发脑膜炎这种疾病是由螺旋菌引起的。由于这次会议受到了南方医学协会（Southern Medical Association）的资助，海勒斯多姆1949年的会议发言发表在《南方医学杂志》（Southern Journal of Medicine）上，如果不是这次会议，对于一名瑞典医生来说，文章发表在这本杂志上是一件不可能的事。这些杂志并没有引起过多的关注，阿夫泽琉斯、海勒斯多姆以及其他人的论文也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当然那时还没有因特网、谷歌搜索和数据库检索系统和其他类似的方式，只需轻触几个按键就可以通过模糊搜索找到相关内容。但是，良好的记忆力、广博的知识和运气也能达到同样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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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因素确实帮助人们达到了这样的目的。20多年后，另外一名在密尔沃基（Milwaukee）工作的皮肤病学家鲁道夫·J·思科芮门提（Rudolph J. Scrimenti）记起了他是医学学生时读到的海勒斯多姆的论文。1970年，思科芮门提成为报告美国第一例游走性红斑的医生。他的病人也是一名医生在威斯康星州中部捕猎松鸡的时候被虱子叮咬，皮疹从虱子叮咬的伤口处向外延伸，扩展到他的胸部、右腋下和后背。思科芮门提使用盘尼西林进行治疗。在其发表的简短的报告中，他回应了海勒斯多姆的猜想，即这种疾病有可能是由螺旋菌引起的，但是思科芮门提没有找到这种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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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医学方面已有的一些研究，并不容易被人发现，这时耶鲁医学院的医生听说了康涅狄格州的莱姆市有很多幼年型关节炎病例。其中一名医生叫艾伦·C·斯蒂尔（Allen C. Steere），刚刚在风湿病科工作一年。风湿病是研究类风湿性关节炎这类关节疾病的学科，这种疾病和患者自身的免疫系统有关，并不是传染疾病。斯蒂尔认为幼年型类风湿性关节炎不应该发生这样群发的情况。这种疾病不会在病人之间传染。也不会通过这些病人饮用过的水传染其他人。也不会像Q热病那样通过风传播，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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