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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灯打开，人们一跃而起，勾佛通过滑轮将粘网放下，爱泼斯坦和披土冲上前去捉住那只蝙蝠，我踉跄着向前走了几步，躲在他们身后，眼睛因为戴着安全镜什么也看不清楚。披土将蝙蝠从网上解下来，爱泼斯坦用他交给我们的方法将蝙蝠从粘网上解下：紧紧地抓住蝙蝠的头，用指缝夹住它的胳膊和腿，扑棱、扑棱、扑棱、扑棱之后，将蝙蝠装进口袋里。收紧袋口，用麻绳系牢。很明显，被捉之后的蝙蝠就像是被捉到的蛇一样，如果放在软布袋中后更加放松。将粘网升起再次重复这一过程。爱泼斯坦的团队技术之精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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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捉到第一只蝙蝠和天亮之间，在当地的清真寺敲响祷告的钟声之前，他们又捉到了5只蝙蝠。一个晚上捉到6只蝙蝠对爱泼斯坦来说并不算满意——他希望平均能够捉到10只蝙蝠——但是对于新选定的地点来说，捉到6只蝙蝠已经不错了。调整粘网的位置和桅杆的高度都可以提高今后捕捉蝙蝠的数量。对现在来说，6只蝙蝠已经足够了。天色逐渐放亮，我们顺着梯子从房顶上下来，准备回到实验室。每个人又被分配了任务。我的任务就是别挡路，时不时地帮助他们拿着拭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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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个小时以后，采集了血样和拭样，放着血样的管子放进了冷冻箱中，可以放走那些蝙蝠了。每只蝙蝠先饮用了一些果汁来补充用于这样的压力造成的体液流失。然后我们就走到长满杂草的院子里，站在卡罗伊树下，这里已经聚集了一群从附近赶来的男人、女人和小孩。（如果有有意思的事发生，当地人就会穿过院墙进到这个废旧仓库的里面来。）这时，爱泼斯坦戴着焊工手套，从袋子里一只一只地放飞了5只蝙蝠，他把每只蝙蝠都举得很高，这样它们就不会爬到他的脸上了。蝙蝠活动活动腿和翅膀，然后在蝙蝠开始在空中拍打翅膀的时候就轻轻松手，然后看着它飞走——我们都在看——蝙蝠的脚离开地面、慢慢地飞起来、略显疲倦地盘旋一会儿就飞走了。最后，在绕着这座仓库飞了一圈或者两圈后蝙蝠感到莫名的放松，几分钟后，就会找到回到原来的栖息地的路，虽然更加忧伤却更加明智，没有对它们造成太大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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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飞最后一只蝙蝠前，爱泼斯坦对聚集在此的人们发表了一段简短的谈话，由阿里夫来翻译。他祝贺这些村民居住的村庄能有这样的好运能够生活着这么多蝙蝠，它们对果树和其他植物有所帮助，他还向他们保证他和他的同事在研究这些蝙蝠的时候好好保护了这些蝙蝠没有伤害到这些动物。然后才放飞了最后一只蝙蝠。这只蝙蝠从膝盖的高度爬升到空中然后飞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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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他对我说：“这6只蝙蝠当中每一只都有可能被感染了。看上去如此。它们看起来非常健康。没有办法区分是否感染了立百病毒。这也是我们采取这些预防措施的原因。”他又将靴子放进消毒装置中，我们离开实验室的时候用村里的水泵又冲洗了一次靴子。一个小女孩递过来一块香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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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下午一次安静的交谈中，爱泼斯坦告诉我，“关键是找到事情之间的联系，理解动物和人是如何相互联系的。”经过一整夜捕捉蝙蝠之后我们回到旅馆，洗过澡吃过饭，这一夜总共捉到了15只蝙蝠，并对它们进行了抚养和放飞。他说，不应该认为一种新出现的病毒或者贮存宿主是生活在真空中。疾病的传播实际上是和人类接触、互动和概率的问题。“因此也就存在着感染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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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里，他不断提到“概率”这个词。这个词不断在我的脑海里出现。他说：“很多感染家畜和人类而且从野生动物身上发现的病毒、致病原已经在野生动物的身上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了。”它们可能不会引起任何疾病，在数百万年的时间里和自然宿主共同进化。它们达到了某种适应，稳定而缓慢地繁殖，并不显眼地在宿主当中传播，获得了长期的安全保障——避免为了获得短期的胜利而在每个宿主个体中最大量的繁殖。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策略。但是当人类打破了这种适应——我们侵犯了它们的宿主，以捕食宿主为生，将它们拽出或者推出了自己的生态系统，破坏或者摧毁了这些生态系统——我们的行动增加了风险的等级。他说：“这样的行动增加了病原体从自然宿主传播到新宿主的机会。”新宿主可以是任何的动物（澳大利亚的马，中国的果子狸），但是通常称为新宿主的是人类，因为人类是其生态系统的闯入者而且数量众多，提供了大量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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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泼斯坦说：“有的时候这样的情况不会发生。”有时候病原体会寄生到新宿主身上，但是其在新宿主的身上呈良性，就像在以前的宿主身上一样。（猴泡沫病毒？）有些情况下，如果病原体不会再传播给其他人时，则会在有些人身上引起非常严重的疾病（亨德拉病毒和埃博拉病毒）。还有些情况下，病原体在新的宿主身上取得了巨大而长远的胜利。它们发现能够在新宿主的身上站稳脚跟，而且能够更好地适应新宿主。病原体不断进化、繁殖、延续后代。HIV的发展史就是本该不再传播的病毒继续传播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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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我也同意，HIV是一个生动的例子。但是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为什么其他的RNA病毒没有同样的潜力呢？比方说，立百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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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泼斯坦说：“没有原因。根本没有什么原因。我认为决定一种病原体能够在新宿主身上生存下来原因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巧合。很大程度上是概率。”他提醒我，由于变异的概率高，复制的概率高，RNA病毒的适应性非常强。每一次传播都为病毒提供了适应和生存下来的机会。恐怕，我们不会知道这种情况发生的频率——有多少种动物病毒悄无声息地传染给人类。很多这样的病毒不会引起任何疾病，或者导致一种新的疾病——在世界的某些地方，因为这些地方的卫生状况堪忧——被误诊为某种已知的疾病。他说：“关键在于病毒感染新宿主的概率越大，在遇到新的免疫系统时变异的概率就越大。”变异是随机发生的，但是非常频繁，可以将碱基对以各种各样的新的方式组合起来。“或早或晚，这些病毒中会有一种找到合适的碱基组合适应新的宿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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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概率的这个观点至关重要，而且非常微妙。我从其他几位疾病科学家那里也听到过这样的说法。其重要之处在于抓住了整个情况中的随机性，如果不是如此也许我们会将出现新疾病的现象浪漫化，以为新型的病毒攻击人类是带有某种目的性的。（“热带雨林的复仇”就是其中一种浪漫化的说法，是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可以考虑，但不应该信以为真。）爱泼斯坦轻描淡写地谈论着两种截然不同但是又互相联系的说法用以形容人畜共患病的传播：生态和进化。栖息地受到打扰、捕食动物为食、人类接触潜伏在动物宿主身上的新型病毒——这就是生态所指的内容。在众多的生物中，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人群中间和其他有机体中间，考虑其当时的变化。RNA病毒的繁殖和变异率、不同病毒菌株的成功率不同、病毒适应新的宿主——这是进化所指的内容。随着有机体对环境的适应，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某些有机体当中。进化当中最需要记住的是——其主要机制、自然选择等正如达尔文和他的追随者所叙述的那样——没有任何的目的性，只会产生相应的结果。如果不相信这样的说法就等于接受了带有情感色彩（“热带雨林的复仇”）的目的论的谬误，而这样的说法有误导的作用。这也正是琼·爱泼斯坦希望说明的道理。他说，别认为这些病毒有特别的策略，也别以为它们对人类有恶意。“这就是个概率的问题。”这些病毒不是在追逐人类。或者说，其实是人类在追逐这些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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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道，但是蝙蝠容易成为疾病的宿主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这么多的人畜共患病毒——或者说看起来的这么多病毒——都是从翼手目的哺乳动物传染给人的？还是说这个问题本身就是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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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这个问题是对的，但是我认为目前还没有找到正确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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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可能没有什么正确答案，但是科学家们一直在努力希望找到答案。我对全世界研究新型疾病的专家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为什么是蝙蝠？其中一名专家是查理斯·H·卡利舍（Charles H. Calisher），一位著名的病毒学专家，最近刚刚作为微生物学教授从科罗拉多州立大学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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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利舍1964年从乔治敦医学院获得了微生物学博士学位。他因为进行经典的实验室病毒学研究而出名，这就意味着需要培养活体病毒，注射到老鼠和细胞培养液当中，通过电子显微镜观察，决定究竟将这种病毒放在病毒家族树的哪个位置——卡尔·约翰逊（Karl Johnson）曾经在分析马秋波病毒的时候也做过这样的工作，而且这样的工作也可以追溯到比约翰逊、弗兰克·芬纳（Frank Fenner）、麦克法伦·伯内特和其他科学家更早。卡利舍曾经在CDC和其他学术岗位工作过很长一段时间，在此期间他专注于研究节肢动物为媒介的病毒[比如西尼罗河病毒、登革热和克罗斯病毒（La Crosse virus），都是由蚊子携带]和通过负鼠传播的病毒（最有名的就是汉坦病毒）。作为研究携带者和宿主身上病毒40多年但没有特别关注过翼手目动物的科学家，他发现自己也非常想知道：为什么这么多新的疾病都是从蝙蝠身上发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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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卡利舍身材不高，带着一丝狡黠的眼光，整个职业生涯都以学识渊博、尖刻的幽默、蔑视浮夸、疾言厉色和（如果你能够透过他坚强的外表）宽容友善而著称。在我们开始严肃的谈话之前，他坚持请我在柯林斯堡一家很好的越南餐厅吃午餐。他穿着一件费舍曼的毛衣，斜纹棉布裤和远足靴。用过午餐之后，我跟着他的红色载货卡车回到位于州立大学的实验室大楼，他在这里还有几个实验计划正在进行中。他从细菌培养器中拿出一个平边的烧瓶，放在显微镜下聚焦，并说看这儿：克罗斯病毒。我看见像樱桃色的如酷爱（Koolah-Aid）饮料颜色一样的培养液中的猴子细胞，正在被非常小的什么东西攻击，这种东西非常小，只能通过其对培养液造成的破坏才能观察到它的存在。全球各地的人——医生、兽医——都把组织标本寄给他。卡利舍解释说，他们是要他用这个东西来培养病毒并确定这种病毒究竟是什么。好的。这种事情就成了他终身的工作，特别是寄生在负鼠身上的汉坦病毒。然后就出现这次短暂的偏离他的研究主题，他研究了蝙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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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到他的办公室，现在由于他已经退休，办公室显得空空荡荡，只有一张办公桌、两把椅子、一台电脑和几个盒子。他斜靠在椅子中，把脚搭在桌子上开始聊了起来：话题涉及虫媒病毒（arboviruses）、CDC、负鼠身上的汉坦病毒、克罗斯病毒、蚊子和一个叫作落基山病毒俱乐部的兴趣小组。他所涉及的话题非常广泛，但是他也知道我的兴趣所在，又回到了6年前他和一位同事的一次意味深长的交谈上。这次交谈是在SARS暴发的消息后，他得知这种新型的致命冠状病毒也可以追溯到生活在中国的蝙蝠身上。他的这位同事叫凯瑟琳·V·福尔摩斯（Kathryn V. Holmes），是供职于丹佛附近的科罗拉多大学健康科学中心的一位研究冠状病毒和病毒分子结构的专家，这所大学就位于柯林斯堡高速公路的南边。查理用他的方式生动地向我讲述了这个故事，结束了这次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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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凯瑟琳·福尔摩斯说：“我们应该写一篇关于蝙蝠和蝙蝠传播的病毒的综述性质的论文。这种由蝙蝠携带的冠状病毒真的很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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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看起来很感兴趣，但是还有一点怀疑。“在论文中我们应该写点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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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写点这个、那个或者其他什么，”查理含糊地说。这个想法还在酝酿当中。“也许是关于免疫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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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免疫学有什么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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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说：“我对免疫学一窍不通。我们去问问托尼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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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尼·舒恩茨（Tony Schountz）是他们的一位朋友，是位于格里利的北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的免疫学专家，主要从事人类和老鼠对汉坦病毒的免疫反应研究。那时，和卡利舍一样，舒恩茨也从来没有研究过翼手类动物。但是他是一个非常强壮的年轻人，以前曾做过运动员，在大学的棒球队做过接球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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