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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瑞克·勒罗伊（Eric Leroy）是一位在巴黎接受培训的病毒学家，现在在加蓬的弗朗斯维尔工作，已经跟踪观察埃博拉病毒10多年了。这时他率领的团队重新还原了关于这个小女孩的故事。这份新的证据不是来自于分子病毒学的发现，而是来自于传统的病毒学的调查工作——采访幸存者、追踪事件之间的联系、辨清病毒暴发的规律。故事的背景是，刚果民主共和国一个南部省份的卢拉河（Lulua River）边一个叫作鲁耶波（Luebo）的村子暴发了埃博拉–扎伊尔病毒。2007年5月底到11月期间，260多人看起来或者（后来有些病毒得到了确诊）肯定患上了埃博拉病。很多人死去，致死率达到了70%。作为和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合作的WHO国际反应分队的一支，勒罗伊和同事10月份来到了这个村子。勒罗伊的团队主要研究病毒传播的途径，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了一位55岁的妇女。在他们的报告中将其称为A病人。她可能不是第一个感染此病的人，而是第一个确诊的病例。按照刚果这个村子的标准已经算是老年人了，在出现高烧、呕吐、腹泻和出血等症状后死去。11个曾经和她有过密切接触的人，主要帮助照顾过她的家人又相继发病去世。这场疾病的暴发从这个村子蔓延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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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罗伊和他的团队想知道这位妇女是如何感染上这种疾病的。在她之前村子里没有任何人出现发病的症状。因此调查人员将调查的范围扩展到附近的几个村庄，这些村庄分布在卢拉河两岸和附近的森林中。从他们的访谈和实地调查中，他们得知这些村庄通过小路相连，每到周一就会有很多的人和车辆去到同一个村庄，莫波莫纳2村（Mombo Mounene 2），一个每周一次的大型集市的所在地。他们还了解到每年都有迁徙的蝙蝠汇聚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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蝙蝠通常是每年的4月和5月到达这里，作为长途迁徙途中的一个落脚之处，在卢拉河中的两个小岛上找到栖息地和野生的果树。勒罗伊的团队听说，在普通的年份中可能会有几千只或者上万只的蝙蝠。2007年到达此处的蝙蝠数量尤其多。从栖息的岛上，蝙蝠分布在整个地区，它们有时在卢拉河北岸的棕榈树种植园觅食，这个种植园是殖民时代遗留下来的，现在已经荒芜了，但是4月份的时候，种植园中的树上还能长出棕榈果。这些蝙蝠当中多为垂头果蝠（Hypsignathus monstrosus）和富氏饰肩果蝠（Epoinops franqueti），这两种果蝠为勒罗伊发现过埃博拉抗体的三种蝙蝠当中的两种。休息的时候，这些蝙蝠密集地倒挂在树枝上。当地人由于非常需要补充蛋白质和赚些现钱，就用枪捕杀这些蝙蝠。垂头果蝠，体型较大且多肉，价格较高。一声枪响可以打下来几十只蝙蝠。很多刚刚被射杀、血迹未干的蝙蝠被带到了莫波莫纳2村每周一次的集市上，买主就把它们买回去当作晚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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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经常从自己的村子到集市上买蝙蝠的男子好像感染了埃博拉病毒，但是情况不是很严重。调查人员将他称为C病人。他自己并不是捕杀蝙蝠的猎人而是一个购买蝙蝠的顾客。根据C病人自己的回忆，5月底或者6月初的时候，他出现了轻微的症状，主要是发烧和头痛，后来就康复了，但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勒罗伊和他的研究团队回来在报告中称：“C病人是一个4岁女孩（B病人）的父亲，这个小女孩6月12日突然发病，在出现呕吐、腹泻和高烧等一系列症状后，于2007年6月16日死亡。”这个小女孩没有出现出血的症状，也没有接受过埃博拉病毒检测，但是诊断其为埃博拉病毒好像不无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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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如何感染埃博拉病毒的？可能她也分吃了感染了埃博拉病毒的果蝠。那么那些吃了蝙蝠肉的人感染埃博拉病毒的概率有多大呢？很难说也很难估计。如果垂头果蝠是埃博拉病毒的宿主，那么这种病毒在某一个蝙蝠群体当中的流行程度有多少？这是另外一个未知的问题。唐纳发现埃及果蝠中的马尔堡病毒感染率为5%，也就是说20只蝙蝠中就有1只感染了这种病毒。如果假设埃博拉病毒在垂头蝙蝠当中的感染率也为5%，那么这个女孩的家庭真是饥饿难耐又非常不幸。他们可能吃了19只蝙蝠而没有感染，而吃了这第20只蝙蝠的时候就不幸染病了。如果这一家人分食了这只蝙蝠，为什么女孩的母亲和其他家庭成员没有发病呢？也许，女孩的父亲在市场买蝙蝠的过程中被感染或者被弄脏了手之后，抱着女孩（附近照顾孩子的普遍做法）沿着小路回到了村中。这个女孩的父亲，C病人好像并没有把这种病毒传染给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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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个小女孩却继续将病毒传染下去。根据当地的传统，她的尸体由家里的一个好朋友清洗之后埋葬，这位朋友就是后来被称为A病人的那位55岁的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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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病人在准备葬礼仪式的时候可能病毒就传染给她了。”勒罗伊的团队在报告中写道，“采访到准备葬礼的另外两个人，女孩的母亲和祖母的时候，她们没有和女孩的尸体直接接触，接下来的4周也没有出现感染之后的临床症状。”她们在准备葬礼清洗女孩尸体的过程中很明显只是在看并没有动手接触女孩的尸体。但是A病人忠实地履行了这个家庭密友应该履行的职责，她接触了女孩的尸体，然后继续正常的生活，具体点说就是她生命中剩下的那点时光。她继续正常的社会交往，183人因此感染了埃博拉病毒而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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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罗伊的团队还在还原这个故事，也非常想知道这样做的意义何在，也不禁对自己的做法提出了这样几个问题。为什么父亲传染了女儿而没有传染其他人？可能是因为他的症状比较轻，体内感染的病毒水平比较低没有太强的传染力？但是如果他的症状较轻，为什么他女儿的症状却如此严重，在4天之内就导致了女孩的死亡？也许这样一个小孩又呕吐又腹泻，是死于脱水？为什么只有一例蝙蝠传播给人的病例？C病人有什么特别之处，成为和这种病毒宿主直接联系的唯一病例？嘿，也许他并不是和这种病毒宿主有直接联系的唯一病例，只是被人注意到的唯一一个病例。勒罗伊的团队在报告中写道：“实际上，很有可能其他几个人也是被蝙蝠传染了这种病毒，但是后来人传染所需的环境并不存在。”他们指的是终端感染。有人发病后，孤独地承受病痛的折磨或者家人或者朋友刻意保持距离的照顾（将食物和水放在小屋的门口），然后孤独死去，然后不再举行葬礼就将病人埋葬。艾瑞克·勒罗伊不知道鲁耶波地区还有多少不幸的人也吃了蝙蝠、接触过蝙蝠，感染了埃博拉病毒、发病后被扔进坑中再也没有感染其他人。在这些偏远的村庄，由于疾病暴发给人们带来了极大的恐慌，这样的终端感染病人的数量很可能非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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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情况使得勒罗伊的团队开始考虑关键的问题。如果没有达到人传染人的条件，那么人传染人究竟需要什么条件？为什么鲁耶波村的疾病暴发规模不是非常大？为什么这些零星的病例没有像火焰遇到木头那样引起疾病的大规模暴发？这场疾病5月暴发，而WHO的反应团队10月份才赶到此地，所以这些问题的答案也就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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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之间的传染是这种疾病的关键。病毒能否在人与人之间传染是区别奇怪、可怕偶尔发生的地区性的神秘疾病（如埃博拉病毒）和可以在全球范围传播的传染病的关键。还记得罗伊·安德森和罗伯特·梅关于尚未暴发的流行病动态模式的简单公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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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0=βN/（α+b+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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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公式中，β代表的是传播率，使用这个字母主要是担心如果不是数学家或者不是希腊人会引起误解。β在这个简单的表达式中代表的是一个具有重要作用的分数值，一个乘数。这个公式的意思是如果β的值发生大的变化，R0的值也会发生大的变化。你的记忆力足够好的话就会记得R0是疾病暴发的一个衡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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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畜共患病的病原体从一开始就具有在人类当中高效传播的能力，尽管它们在其他宿主身上生存了很长一段时间，却偶然地就具有在人类当中传播的一种适应性的行为。2002~2003年在广东和香港出现的SARS-CoV在疾病暴发之初就具有这种能力。不管这次暴发之后SARS-CoV藏身何处或者为什么隐藏起来，它天生就具有这种能力。亨德拉病毒并不具备这种能力，这种病毒只能在马匹当中迅速传播却并不能在人类当中传播。当然，病原体可以通过在人类宿主身上变异和进化来获得这种人传染人的能力。你注意到过15年前被疾病专家称为H5N1型的持续暴发、感染率较低的禽流感吗？尽管这种禽流感病毒没有造成人类大规模的死亡，却引起了疾病专家的忧虑。猪流感周期性地在人类当中出现（就像在2009年暴发的时候那样来得也快去得也快），有时能够造成疾病的大流行，有时（如2009年的那次暴发）并不如预计的那么糟糕。但是禽流感却属于另外一种对人类非常有威胁的病毒。流感科学家对这种病毒非常担忧是因为他们知道H5N1流感具有如下的特点：（1）在人类体内毒性极强，发病率较低但是致死率较高；（2）在人类之间的传播能力差。如果你感染了这种病毒，很可能会导致死亡，但是除非是由于屠宰感染的禽类，否则不太可能感染禽流感。很多人不会亲自屠宰自己养殖的禽类，世界各地的卫生官员尽全力地保证我们包装在塑料袋或者其他包装中处理的死亡或者肢解的禽类没有感染上病毒。但是如果H5N1变异或者重组的方式得当，进化得适应在人类之间传播，那么H5N1将成为1918年以来导致人类死亡最大和最快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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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原体是如何获得这样的适应能力的呢？基因改变（通过变异或者其他方式）是个随机的过程，是个看运气的游戏。但是如果机会足够多的话就可能增加病毒达到自己目的的机会——也就是说，机遇能够提高进化所带来的改变。变化的机会越多，成功的概率就越大。又和琼·爱泼斯坦的话吻合了：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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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爱泼斯坦连续几夜捕捉蝙蝠的活动之后我们回到了达卡，我回到了ICDDR，B，和那里的科学家进行了进一步的交流，因为我想了解有关立百病毒在人类当中传播情况的更多信息。我和史蒂夫·卢比率领的传染疾病项目组的几个人进行了交流，其中一个是一位美国的流行病学家，名叫艾米丽·格利（Emily Gurley），她年轻的时候作为外交官的孩子在孟加拉国生活过几年，成年后才回到美国从事公共卫生方面的工作。格利30多岁，留着棕色的卷发，脸上有淡淡的雀斑，讨论疾病调查方面的重要细节时蓝色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她曾经协助调查过2004年法里浦地区的疾病暴发，当时确诊了36个病例，其中死亡27人。法里浦这次疾病暴发事件中最值得注意的方面在于这些发病的人当中有很多人是由于和一个人，也就是超级传播者接触之后才传染了此病的，这个超级传播者就像是坐在传播网正中的蜘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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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人是一个宗教领袖，是伊斯兰一个非正教派别非常受人尊重的领袖。这个派别是一个默默无闻的非正式团体，在一个叫古赫拉米浦的村庄及其附近的地区有为数不多的狂热追随者。和伊斯兰正教派别不同，这个派别的成员不是一天祷告5次或者在拉马丹的时候斋戒。他们有时候男男女女聚集在一起整晚不睡，祷告、吸烟（或者呛人的烟草）或者唱歌。他们这种狂热的做法激起了周围信奉传统教条的忠实信徒的不满。所以当这个宗教领袖由于患上这种神秘的疾病很快就死亡、他的家人和追随者也死亡之后，邻居们都认为这是神的诅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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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吧，这可能是疾病暴发的一种解释，但是流行病学提供了另外一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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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宗教领袖已经死了并且埋葬了，它的坟墓做成了神社，格利的调查团队到达的时候，疾病的暴发还在继续。4月初她和一些同事因为收到了法里浦一位医生紧急但却姗姗来迟的求助电话从达卡出发前往法里浦。这位医生警告他们人们陆续死去，致病的原因可能是立百病毒。（这位医生因为4个月前附近的拉杰巴里地区暴发过立百病毒而对立百病可能的症状有了基本了解。）格利告诉我，她们的车到达古赫拉米浦的时候，“情况非常严重。我们正好碰上了从村子里出来的送葬队伍，用白色的裹尸布裹着尸体，情况看起来不妙。”人们将昏迷不醒的亲戚从家里抬出来，向过往的来客寻求帮助。“村里有很多人都生病了。”医生们安排将17个病人转到法里浦城的地区医院，在那儿他们被收治在一个单独的小一点的建筑物中，也就是临时的隔离病房中，和医院的主楼隔开。这个“病房”是一个单独的大房间。格利和同事们开始从这些病人收集样本、询问病史。有些病人表现为严重的呼吸系统的症状。格利回忆说：“有一名男士坐起来和我们说话，一直在咳嗽、咳嗽、咳嗽，但是向我们讲述了完整的病史，第二天早上就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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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当时戴着防护面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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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戴着口罩。”他们戴着N95口罩，非常简单也比较便宜，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是标准的装备，对付细小的颗粒物的时候非常有效。如果她们事先预计到法里浦的情况的话，她们肯定会带些质量更好的N95口罩，但是现在格利最大的遗憾就是她们没有为当地的医护工作者和他们自己带去更多的N95口罩。由于当时是雷雨季节，一个炸雷在城镇上空响起，整个城市陷入一片黑暗，停电了。灯灭了，医院的工作人员关闭了所有的窗户——“这并不是人们想要的发生的情况。”格利笑着说，神情非常严肃。早上的时候，除了那个不停咳嗽的男士还有另外两名病人死在了这个拥挤、闷热的房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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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利收集了这次访谈的数据，她在绘制流行病学曲线的时候意识到“这个医院病房里的每一个人都和一个人有过非常密切的接触”——一个特别的人——“几个星期前也在这个病房当中去世的一个人”。她指的是那名宗教领袖。这次的发病模式和以前的立百病毒暴发的情况有所不同，以往的立百病毒暴发时，绝大多数病人好像都是从某些环境因素中感染了病毒（生病的牲畜？树冠？但是还没有出现椰枣汁假说），而不是通过人之间的传染，而且主要表现为神经系统的症状而不是呼吸系统的症状。曾经有一段时间，格利的团队还怀疑法里浦地区的致病原因是否为立百病毒。后来样本被送回亚特兰大，立百病毒检测呈阳性。这时，CDC派出一小队专家与格利和她的同事们协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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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里浦开展的调查使人们对立百病毒产生了新的了解——对这种病毒来讲，人传染人的情况远比预想的要重要。36个病人中有22人的病情和那名宗教领袖有联系。这些人在这名宗教领袖病危的阶段曾经聚在他的身边。根据推断，他们可能是通过空气中的雾状病毒，或者通过接触、唾液或者其他某种直接传染而感染了此病。另外14例中有几例的情况似乎反映了这种病毒能够通过人传染人的情况。附近村子里有一名人力车车夫，他在椰枣树成熟的季节就去收集椰枣汁。他发病后由他的母亲、儿子、姑姑和一名邻居照顾，后来他们都生病了。这名人力车夫的姑姑受到了自己哥哥的照顾，她的哥哥从自己居住的村庄古赫拉米浦来到这个村庄，而她的哥哥就是那名宗教领袖。这个教派的一个感染的信徒，病情不断恶化，于是在另一名人力车夫的帮助下住进了医院。这名人力车夫也一并传染上了这种疾病，大约10天后死去，类似这样的情况不断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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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百病毒就这样在一个社区当中像谣言一般不断传播开来，而不是从天空而降的神的诅咒或者蝙蝠的粪便。而且这种病毒无处不在的情况也得到了联合反应小组的另外一个发现的证实。这些证据显得尤其令人毛骨悚然。调查人员从医院中5周前一间收治过立百病人的病房的墙壁上和这名病人曾经住过的病床挨着地面的床脚上提取了拭样。由于缺少漂白粉和劳动力，这些地方并没有清洗过。从墙壁和床脚上提取的一些拭样的立百病毒RNA检测呈阳性。我要重申一点：病人呕吐出的立百病毒的片段（至少如此）5周之后还仍然存在，不为人察觉，装点着这间病房。对清洁人员来讲，这样的呕吐物就代表了污染，而对于病毒来说则意味着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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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拉塞达·肯（Rasheda Khan）进行了交流，她是一名医学人类学家，她的办公室就在艾米丽·格利办公室的南边。肯是一名孟加拉国人，长着一双黑色的眼睛，脸上带着严肃、职业的表情。她的工作是调查影响类似法里浦这样的疾病暴发的文化和社会方面的因素。她曾经到过法里浦，用当地的语言——孟加拉语访问过那里的村民，以便收集人们行为和态度方面的证据以及了解每位病人都是什么时候生病的。她提到了神的诅咒（她理解为“安拉的诅咒”，与我听到的其他人的说法相比，她的这种解释更为直接）以及这种宿命的想法可能会使某些病人打消就医的念头。她还帮助我理解了那种人际间的亲密关系——也是她所在的这个国家的特点，可能和疾病的传播有关。她说：“在孟加拉，身体的接触非常普遍，我们经常拥抱或者握手。”出于关心，这种身体的接触在一个人生病的时候还会增加，如果这个生病的人是像古赫拉米浦那个宗教领袖那样受人尊重的人物，那么这种身体接触则会更多。追随者热爱这个宗教领袖，并且认为他离真主很近。他在病榻上垂死的时刻，人们来到他的床前，希望得到他临终前的抚摸，或者在他耳边轻诉对他的祝福，或者抚摸他的身体，或者给他递上一口水、牛奶或者果汁。肯解释说：“这是这里的一个风俗，将水递到垂死的人的嘴边。”很多人来到他的床边，俯下身把水送到他嘴边。她说：“他一直在咳嗽。人们的身边到处都是他喷出的雾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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