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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知道她究竟患上了什么病，但是他们都看出来她每况愈下。医院的医生们希望通过补充水分、使用抗生素和吸氧来稳定她的情况，用止痛药来减轻她的疼痛，希望她的身体能够经受住这种疾病的考验尽快康复。据米歇尔的模糊的回忆，这场疾病是1月10号或者11号的晚上来的，当时米歇尔等待检查的时候她的一个姐妹陪了她整个晚上，看到她的情况，她的姐妹非常担心。巴恩斯回忆说，那天晚上有一件事很有意思，那就是她被收治在儿童病房，因为当时ICU已经没有病房了。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吧，反正他们把我送进了儿科病房。“我之所以还记得这个情况，是因为当时有人来到我的病床前送给我一只泰迪熊。”和莱顿市的阿斯特丽德·乔思婷和USAMRIID的凯莉·沃菲尔德的情况不同，米歇尔·巴恩斯没有住进隔离病房。对她进行护理的人有时候戴着面具作为防护，通常情况下都没有戴防护面具。慢慢地她的身体和器官（除了胆囊以外所有的器官，胆囊已经通过手术切除了）又恢复健康。也许泰迪熊比抗生素的作用更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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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天之后，她出院了，仍然非常虚弱，无精打采的，病情也没有确诊。在随后的3月份一次追踪观察时，她见到了诺曼·藤田，他又采集了她的血清样本进行马尔堡病毒检测。结果仍然呈阴性。3个月过去了，米歇尔的头发都变白了，也失去了以往的活力，经常腹痛、不能集中注意力。她收到了一个朋友的邮件——她和瑞克在乌干达的那次旅行中遇到的一位记者——他看到了一则新闻报道觉得米歇尔也应该了解此事。在荷兰，有一位妇女到乌干达度假时曾经到访过一个到处都是蝙蝠的山洞，回国之后死于马尔堡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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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24小时，巴恩斯在网上用谷歌搜索每一个跟这则病例相关的文章。这个世界真是小，她曾经在20世纪90年代在荷兰生活了3年的时间，所以能够读懂用荷兰语和英语写的文章。下周一凌晨，她来到藤田博士的门前。她说：“我有急事，想和你谈谈。”藤田博士把她请进门，认真地听了她所叙述的这个新消息。她感觉到，在他礼貌的态度以外，他肯定转着眼珠在想，太棒了，又一个通过互联网为自己诊断疾病的人出现了。但是他同意再为她进行一次马尔堡病毒检测。这份样本和以前两份样本一样被送到了CDC，结果仍然呈阴性。但是这次一名负责的技术人员决定用一种不同的、更加敏感的实验室方法来交叉检测第三份和第一份样本。哦，有了新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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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新的检验结果送到了藤田的手里，他向巴恩斯表达了祝贺之情：“现在你可以称得上是一名光荣的传染病医生了。你对自己的病情进行了诊断，这次马尔堡病毒的检测结果呈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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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思婷病例的消息在CDC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不久之后，也就是2008年8月，另外的一个研究团队被派往乌干达，这次还包括兽医微生物学家汤姆·卡斯扎克（Tom Ksiazek），一名人畜共患病暴发实地反应方面的资深专家、唐纳和阿曼。鲍勃·司万坡和艾伦·坎普也从南非赶来和这支队伍会合。阿曼告诉我：“我们接到电话，‘马上前往调查。’”他们的工作是到这位荷兰妇女（在流行病学的文献中没有提及姓名）感染疾病的巨蟒山洞对那里的蝙蝠取样。这位妇女的死亡以及她的发病史都暗示着这种情况潜在的范围发生了变化。乌干达当地人死于马尔堡病毒就足以引起人们关注了，可以使反应团队从亚特兰大和约翰内斯堡急忙赶往当地去。但是这种情况还涉及游客，他们在生活着巨蟒滋生了马尔堡病毒的山洞中进进出出，穿着梯瓦（Teva）牌的运动凉鞋和登山靴，毫无防护、快快乐乐地登上返程的飞机回到其他大陆，那么这个地方不仅对乌干达的矿工和他们的家人来讲是个地区性的威胁，也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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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团队的人员在恩德培市（Entebbe）集合后继续前进，开车朝西南方向行进。他们走的是乔思婷和巴恩斯夫妇走过的那条路，来到了森林的植被中的那个洞口。然后，和其他人不同，他们穿上了特卫强防护衣、橡胶靴，戴上防毒面具和护目镜。由于担心受到眼镜蛇的袭击，他们这次还穿上了防止蛇攻击的用具，然后才进入山洞。头上到处都是蝙蝠，脚下到处都是粪便。阿曼告诉我，实际上，粪便像雨点般不断地倾泻而下，如果你把什么东西放在地上，几天就会被粪便所覆盖。巨蟒非常懒散、害羞，饱食后的蛇都是如此。根据阿曼的估计，其中一条巨蟒大概有20英尺长。黑森林眼镜蛇（是的，这里很多的眼镜蛇都是这类眼镜蛇）都藏在洞的深处，远离人类活动的地方。唐纳正在观察一只巨蟒，这时阿曼注意到地上有闪光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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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看到的时候，这些闪光的东西有点像泡在粪便中的白骨，阿曼把这个东西捡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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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一堆白骨。这是一串铝珠，上面还有一个数字。更具体说，这是他和唐纳曾经在吉他卡山洞中捕捉到的蝙蝠身上放置的珠领环之一，吉他卡山洞距离这个山洞30英里远，是3个月前发现的另外一个能够传染马尔堡病毒的山洞。这个标上数字的标牌说明了一个简单的事实：珠领环上标着K-31，是他们释放的第31只蝙蝠身上的珠领环。“当然，我忘了，”阿曼告诉我，“我，‘好啊！’我高兴得跳了起来。琼和我都非常激动。”阿曼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欢欣雀跃，正是科学家感到两个来之不易的数据正好吻合并且使人豁然开朗之后的那种理智而疯狂的快乐。唐纳也是感同身受。想想两个人当时的样子吧，戴着头灯，戴着腈手套中的5个手指高高举起，欢庆着意外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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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之间，在巨蟒山洞找到以前在蝙蝠身上放置的珠领环证明了他们对蝙蝠进行标记–再捕捉的研究是成功的。“这儿的发现证实了我的怀疑，那就是这些蝙蝠会不断地变换地点。”阿曼说，它们不仅会在森林当中穿行还会从一个栖息地移动到另外一个栖息地。个体蝙蝠在分布较远的栖息地（比如吉他卡和巨蟒山洞）之间的迁移（比如K-31）也暗示了马尔堡病毒最终在整个非洲可能传播的环境，也就是从蝙蝠的一个聚居地传播到蝙蝠的另外一个聚居地。这个发现还表明逐次感染和重新感染蝙蝠群体的概率就像是圣诞节时闪亮的一串串彩灯。这一发现也打破人们的设想，那就是这种病毒只在某一个地方存在。同时，这一发现也凸显了与此相辅相成的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马尔堡出血热暴发的频率并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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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堡病毒是这个问题得以应用的一个实例。为什么没有更多的亨德拉病毒暴发？为什么没有更多的立百病毒暴发？为什么没有更多的埃博拉病毒暴发？为什么没有更多的SARS暴发？如果蝙蝠的数量如此之大，种类如此之多，活动范围又如此之广，而且人畜共患病毒在蝙蝠身上的存在又如此普遍，为什么这些病毒没有传染给人类并且经常暴发呢？真的有某种神秘的保护伞在保护我们吗？还是，我们只是傻人有傻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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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自身的生态机制可能是这些疾病没有经常暴发的部分原因。是的，病毒和其他更为明显的生物一样也有自身的生态机制。我的意思是：在生活的自然环境方面它们和其他有机体是互相联系的，而不是只是在宿主和细胞方面有所联系。病毒也有其独特的地理分布，也会出现灭绝的现象。病毒数量的增加、生存和病毒生活的范围都取决于其他有机体以及这些有机体的表现，这就是病毒生态学。以亨德拉病毒为例，病毒的生态学发生了变化成为了这种疾病导致人类发病的部分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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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叫雷恩娜·普洛赖特（Raina Plowright）的澳大利亚科学家研究过这方面的想法。普洛赖特开始是一名兽医，主要诊治新南威尔士州和海外国家如英国、非洲和南极洲的家畜和野生动物，后来在位于戴维斯的加利福尼亚大学进修了流行病学的硕士学位，后来又攻读了传染疾病生态学的博士学位。她是我所提到的接受过这种交叉学科培训的新一代疾病专家之一，也就是接受过兽医培训的生态学家，他们了解人类健康、野生动物健康、家畜健康和人畜共享的栖息地之间的紧密联系。做博士论文需要的实地研究时，普洛赖特回到了澳大利亚调查亨德拉病毒在其中一种贮存宿主当中的动态机制：这种宿主是体型不大的红色狐蝠。她在达尔文市南部的北部领土上的利奇菲尔德国家公园（Litchfield National Park）的桉树（eucalyptus）和白千层属灌木（melaleuca）森林当中及其附近做了蝙蝠捕捉和取样的实验工作，2006年一个悠闲的清晨，我就是在那儿和她进行了这次谈话，当时龙卷风拉里（Cyclone Larry）狂袭了澳大利亚北部，为土地带来了丰富的水分，同时导致河水和溪水暴涨。在这种季节性洪水时节，在她出去再次捕捉蝙蝠之前，我们还有一些时间可以打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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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洛赖特告诉我，亨德拉病毒的一个有趣之处是，它是和这种翅状蝙蝠（pteropid）几乎同一时间出现的4种新型病毒之一。不久，1994年亨德拉病毒就第一次出现在布里斯班北部；1996年沿着昆士兰州的海岸线还有两个地方出现了澳大利亚蝙蝠拉沙病毒；1997年悉尼附近出现了曼那角病毒；1998年9月马来西亚出现了立百病毒。她说：“在很短的时间里，一种宿主动物身上出现4种病毒的情况真是前所未有。我们感觉狐蝠属物种的生态发生了某种变化，能够使疾病突然出现。”修姆·菲尔德曾经在马来西亚的养猪场暴发立百病毒的时候帮忙确定这些变化的因素有哪些。8年以后的今天，菲尔德是她博士论文指导小组的导师，普洛赖特也在寻找亨德拉病毒暴发时与立百病毒暴发时类似的因素。她知道栖息地的改变可以影响亨德拉病毒的宿主的数量、分布的模式和迁移行为——这样的宿主不仅包括小型的红色狐蝠，还有和它同属一类的黑色狐蝠、灰头狐蝠和眼镜狐蝠。她的任务就是要调查这些变化是如何影响病毒的分布、传播度和传播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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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现在生态学的很多项目一样，普洛赖特的项目，也需要将从实地采集的数据和电脑中的数学模型结合起来。她解释说，基本的概念框架是20世纪20年代的时候由科马克和麦克肯德科发展起来的。她指的是我之前曾经提到过的SIR模型（易感–感染–康复）。找到了一脉相承的理论来源，她开始讨论某个蝙蝠群体中易感、感染和康复的蝙蝠的数量。如果这个蝙蝠群体和其他蝙蝠群体隔离开来，并且数量不够大，那么病毒就会在这个群体中传播，感染易感的蝙蝠，然后它们会康复（并且获得了免疫力不会再次感染），直到这个群体当中不再存在任何易感个体。接下来这种病毒就会消亡，就像麻疹会在与世隔绝的村子中消失一样。最终，这种病毒还会通过一只新加入这个群体而又感染的蝙蝠再次感染这个蝙蝠群体。这就和我提到马尔堡病毒时提到的闪烁的圣诞节彩灯的模式完全一致。生态学家将这种现象称为集合种群（metapopulation）：即众多群体生活在一起。为了避免灭绝，病毒逐次感染相对来讲和其他蝙蝠群体隔离开来的蝙蝠群体。病毒在一个蝙蝠群体中消亡又会出现、感染另外一个蝙蝠群体，它可能不会在任何一个蝙蝠群体中永远存在，但总是能够在某个蝙蝠群体中生存下来。这些病毒像彩灯一样逐次打开或者熄灭，但是从来不会都打开或者都熄灭。如果这些蝙蝠群体的距离非常远，那么不同群体的蝙蝠几乎不会发生融合，这样病毒的重新感染率就很低。病毒的暴发就像彩灯一样慢慢地被打开或者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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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想象一下集合种群中某个蝙蝠群体。这个群体经历了SIR的阶段，每一只蝙蝠都被病毒感染，也都康复了，这种病毒在这个蝙蝠群体当中消失了，但并不是永远消失。随着时间的流逝，新出生的蝙蝠超过死亡的蝙蝠的数量会提高易感的比率，这个蝙蝠群体整体感染病毒的能力又会有所提高。蝙蝠群体相隔的距离越远，病毒重新感染这个群体的时间间隔就越长；间隔的时间越长，新生的易感蝙蝠就越多；易感的蝙蝠越多，感染再次暴发的可能性就越大。普洛赖特在描述这个模型像上帝般的强大作用时说：“当病毒再次袭击蝙蝠群体后，病毒的暴发会显得更加来势凶猛。”这时，圣诞节彩灯的比喻就显得不是那么恰当了，因为一盏灯如果突然像普通星星中的超新星闪点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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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普洛赖特需要处理的是数字而不是比喻的说法。但是她的这些数字基本上反映了病毒在蝙蝠群体中暴发的情况。这个模型和事实相关的基础在于最近几十年来澳大利亚的飞狐群体越来越隔离开来。她告诉我：“澳大利亚东海岸过去曾经是大片的森林，所以蝙蝠群体均衡地分布在海岸线上。”过去，它们的栖息地的流动性相对较大。它们的食物来源多样，各个季节各有不同，主要是花蜜和水果，成片地分布在森林中。每一种蝙蝠群体大约由几百只或者几千只蝙蝠组成，它们晚上出去觅食，白天返回栖息地，并且季节性地进行迁移以便能够更加接近食物较多的地方。由于这种迁移，一些蝙蝠会从一个蝙蝠群体飞到另外一个蝙蝠群体，如果它们正好感染了亨德拉病毒就会将这种病毒带入新的蝙蝠群体。总会发生这种小规模的蝙蝠群体的融合或者病毒感染的现象。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这种情况看起来和小型的红色狐蝠、其他飞狐和亨德拉病毒的情况相似。最近，情况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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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栖息地是澳大利亚一个古老的传统，表现就是土著人燃烧土地上的作物。但是最近几十年来，开荒种地成了更加机械化、更为明显的一种趋势，带来的后果也更加难以恢复，这种情况在昆士兰州尤其如此。大片的古老森林被砍伐或者被推土机推平，用于建设养牛场和城市的扩张。人们开辟了果园，建起了城市公园，用茂盛的树木装点了自己的庭院，还在城市和郊区当中创造了种种诱惑。由于它们固有的栖息地正在消失、气候更加多样以及食物来源更加单一，蝙蝠发现生活在城市当中更为容易。”现在一个群体中聚集的蝙蝠数量更大，觅食的时候飞越的距离更短，生活的范围离人类更近（距离人类养的马匹的距离也越来越近）。飞狐现在生活在悉尼，生活在墨尔本，生活在凯恩斯，生活在布里斯班北部围场上的莫顿湾无花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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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普洛赖特接下来要说什么，就努力将最后的这些信息在头脑中形成一个图景。也就是说，这些聚集在一起生活的蝙蝠更加不爱远距离飞行，更加适应城市生活，不再那么需要长途飞行寻找野外的食物，互相感染病毒的趋势不再像以前那样频繁？在此期间，它们增长了更多易感的蝙蝠？所以如果病毒再次来袭，那么感染疾病的发生会更加突然，更加猛烈？病毒存在的范围也会更广，数量也会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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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一点没错。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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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病毒传染给其他物种的可能性也会增大？我想提到这个道理，但是普洛赖特还要捕捉很多蝙蝠，还要收集很多数据，还要考虑很多模型当中的参数，没有让我再继续问下去。我们那次谈话以后5年，她完成了博士论文，成为研究亨德拉病毒方面的权威，她将自己的工作和想法发表在一份权威的杂志《皇家协会通讯》（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上。但是，当时在北部领土阴雨连绵，水位高涨之际，她简短地说明了论文的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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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这只是一个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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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恩娜·普洛赖特非常清楚，既然是理论那么就需要检验。通过观察、假设和检验才能得到科学的看法。另外一个假设是关于埃博拉病毒的。如果你也在认真阅读此书，就会发现注意到在前几页除了提到蝙蝠为宿主的病毒，如亨德拉病毒、立百病毒和其他病毒以外，我也提到了埃博拉病毒。因此要澄清一下：将这些病毒归类在一起，只是一种尝试。这只是种假设还需验证以证实埃博拉病毒是否来自蝙蝠——从动物身上分离病毒仍然是确认宿主的黄金标准。这一目标也许很快就能实现了，人们正在努力。同时，蝙蝠身上携带埃博拉病毒的假说看起来越来越能站得住脚，因为乔纳森·唐纳率领的团队已经从蝙蝠分离出了马尔堡病毒，这种病毒和埃博拉病毒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同时，另外一些有关埃博拉病毒的数据使得这种假设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这些数据来自一个小女孩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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