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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戴着口罩。”他们戴着N95口罩，非常简单也比较便宜，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是标准的装备，对付细小的颗粒物的时候非常有效。如果她们事先预计到法里浦的情况的话，她们肯定会带些质量更好的N95口罩，但是现在格利最大的遗憾就是她们没有为当地的医护工作者和他们自己带去更多的N95口罩。由于当时是雷雨季节，一个炸雷在城镇上空响起，整个城市陷入一片黑暗，停电了。灯灭了，医院的工作人员关闭了所有的窗户——“这并不是人们想要的发生的情况。”格利笑着说，神情非常严肃。早上的时候，除了那个不停咳嗽的男士还有另外两名病人死在了这个拥挤、闷热的房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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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利收集了这次访谈的数据，她在绘制流行病学曲线的时候意识到“这个医院病房里的每一个人都和一个人有过非常密切的接触”——一个特别的人——“几个星期前也在这个病房当中去世的一个人”。她指的是那名宗教领袖。这次的发病模式和以前的立百病毒暴发的情况有所不同，以往的立百病毒暴发时，绝大多数病人好像都是从某些环境因素中感染了病毒（生病的牲畜？树冠？但是还没有出现椰枣汁假说），而不是通过人之间的传染，而且主要表现为神经系统的症状而不是呼吸系统的症状。曾经有一段时间，格利的团队还怀疑法里浦地区的致病原因是否为立百病毒。后来样本被送回亚特兰大，立百病毒检测呈阳性。这时，CDC派出一小队专家与格利和她的同事们协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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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里浦开展的调查使人们对立百病毒产生了新的了解——对这种病毒来讲，人传染人的情况远比预想的要重要。36个病人中有22人的病情和那名宗教领袖有联系。这些人在这名宗教领袖病危的阶段曾经聚在他的身边。根据推断，他们可能是通过空气中的雾状病毒，或者通过接触、唾液或者其他某种直接传染而感染了此病。另外14例中有几例的情况似乎反映了这种病毒能够通过人传染人的情况。附近村子里有一名人力车车夫，他在椰枣树成熟的季节就去收集椰枣汁。他发病后由他的母亲、儿子、姑姑和一名邻居照顾，后来他们都生病了。这名人力车夫的姑姑受到了自己哥哥的照顾，她的哥哥从自己居住的村庄古赫拉米浦来到这个村庄，而她的哥哥就是那名宗教领袖。这个教派的一个感染的信徒，病情不断恶化，于是在另一名人力车夫的帮助下住进了医院。这名人力车夫也一并传染上了这种疾病，大约10天后死去，类似这样的情况不断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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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百病毒就这样在一个社区当中像谣言一般不断传播开来，而不是从天空而降的神的诅咒或者蝙蝠的粪便。而且这种病毒无处不在的情况也得到了联合反应小组的另外一个发现的证实。这些证据显得尤其令人毛骨悚然。调查人员从医院中5周前一间收治过立百病人的病房的墙壁上和这名病人曾经住过的病床挨着地面的床脚上提取了拭样。由于缺少漂白粉和劳动力，这些地方并没有清洗过。从墙壁和床脚上提取的一些拭样的立百病毒RNA检测呈阳性。我要重申一点：病人呕吐出的立百病毒的片段（至少如此）5周之后还仍然存在，不为人察觉，装点着这间病房。对清洁人员来讲，这样的呕吐物就代表了污染，而对于病毒来说则意味着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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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拉塞达·肯（Rasheda Khan）进行了交流，她是一名医学人类学家，她的办公室就在艾米丽·格利办公室的南边。肯是一名孟加拉国人，长着一双黑色的眼睛，脸上带着严肃、职业的表情。她的工作是调查影响类似法里浦这样的疾病暴发的文化和社会方面的因素。她曾经到过法里浦，用当地的语言——孟加拉语访问过那里的村民，以便收集人们行为和态度方面的证据以及了解每位病人都是什么时候生病的。她提到了神的诅咒（她理解为“安拉的诅咒”，与我听到的其他人的说法相比，她的这种解释更为直接）以及这种宿命的想法可能会使某些病人打消就医的念头。她还帮助我理解了那种人际间的亲密关系——也是她所在的这个国家的特点，可能和疾病的传播有关。她说：“在孟加拉，身体的接触非常普遍，我们经常拥抱或者握手。”出于关心，这种身体的接触在一个人生病的时候还会增加，如果这个生病的人是像古赫拉米浦那个宗教领袖那样受人尊重的人物，那么这种身体接触则会更多。追随者热爱这个宗教领袖，并且认为他离真主很近。他在病榻上垂死的时刻，人们来到他的床前，希望得到他临终前的抚摸，或者在他耳边轻诉对他的祝福，或者抚摸他的身体，或者给他递上一口水、牛奶或者果汁。肯解释说：“这是这里的一个风俗，将水递到垂死的人的嘴边。”很多人来到他的床边，俯下身把水送到他嘴边。她说：“他一直在咳嗽。人们的身边到处都是他喷出的雾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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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她想说的是“脸上”，但是我像个傻瓜似的打断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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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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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啊，口水啊。”肯说，“当时他一直咳嗽，所以唾液……人们告诉我他一直在咳嗽，他咳出的东西、口水落到人们的身上和手上……”她省略了这些想法，让我自己去填充这些空白。她还提到洗手和握手不同，并不是孟加拉人通常的做法。那些不幸的信徒以及宗教领袖的家人可能在送走这位领袖最后一程离开后，沾上了这位圣人的口水，然后通过用手揉眼、拿食物或者其他方式感染了这种病毒。不一定是非要喝椰枣汁才会感染这种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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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天的时间里，我曾多次到过ICDDR，B，这个地方在达卡附近的莫哈卡里（Mohakhali）一座高墙后面的几座大楼里。除了与肯和格利进行了交流，我还和那里几位高级管理人员以及一些年轻有为的研究人员进行了交流，他们为我提供了研究立百病毒的很多视角和深刻的见解。但是对我影响最深的是，我乘坐的出租车穿过达卡拥挤的交通后错停在了另外一个大楼的门前，但是我也辨不清方向，就直接走错了门进到了这座大楼当中。这不是史蒂夫·卢比主持的传染疾病项目组所在的那座光鲜的大楼，而是以前的霍乱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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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热情的孟加拉国男士，注意到我迷路的神情，就问我要到哪里去，用手指给我说只需要穿过这个医院就能到达我要去的地方。一个士兵打开了下一道门，还给我敬了一个礼。没有人向我要证件。我发现自己走进了一个开放的病房，两边摆着十几张病床。有些病床空着，没有铺床单，露出了中间带着便盆洞的红色或者绿色的乙烯基床垫：这里显得阴冷、残酷，随时准备接收下一个病人。其他的床上躺着很多骨瘦如柴、正在经受病魔折磨的病人，这些棕色皮肤的病人神情哀伤，或者独自躺在床上或者由亲属在旁轻声地安慰。突然我这样一个拿着公文包的白人进来了，走进了这些正希望引起医生注意的孤独的灵魂的身旁。一位妇女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她对坐在她床边的自己的孩子轻声说了几句，然后用手指着我。如果在大街上，这个手势可能是好奇或者乞讨的意思，但是在这里这个手势意味着希望——深深的希望，希望得到解脱，但是这种希望所托非人。我将目光移开继续向前走，我非常清楚自己没有任何技能，没有任何知识，没有接受过培训，也没有药物能够帮助这位妇女和她的孩子，想得越多我的心里就越难过。穿过走廊和其他几道门，接受了另外几名士兵的敬礼后，我终于找到了去往下一个采访地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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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家霍乱医院建于1962年，是以前一个霍乱研究实验室的附属医院，后来这两个机构都被合并到ICDDR，B。这家医院每年为100 000多人提供免费的治疗，不仅收治霍乱病人还收治血痢和其他腹泻疾病的患者，很多病人都是6岁以下的孩子。住进这家医院的孩子有80%都营养不良。我也不知道究竟有多少病人能够活下来。我也不知道每年孟加拉国洪水季节到来时，受到污染的水流进村庄和难民营后会发生多少例霍乱病例，因为很多病例并没有报道而且全国范围内也没有系统的统计。据权威估计：这个数字为100万。我可以告诉你的就是对一个富裕的访客来讲，孟加拉国吸引人、令人恐怖和惊叹的现象表现在很多方面。在这样一个国家，如果你是一名贫民，无论生活在城市还是农村都非常困难，因为如果你没有钱就很难有健康的身体。无论是年轻人还是老人，这个国家数千人死于霍乱、其他腹泻疾病、肺炎、肺结核和麻疹。注意这些疾病都不是最近才出现的神秘的人畜共患病。至少在目前，正是这些病使得立百病毒引起的脑膜炎的影响也相形见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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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人畜共患病这么重要呢？在我追踪这个题材的6年时间里，我听到过几次有人提出这个问题。（我在一个会议上遇到的一位受人尊敬的历史学家觉得，我忘记了埃博拉的影响就写了一本关于哮喘的书，这种疾病感染过2 200万美国人。他碰巧也是一名哮喘病患者。）且不算上癌症、心脏病这样的先天疾病，只想想全球范围内已有的传统的非人畜共患病引起的传染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比如霍乱、伤寒、肺结核、轮状病毒引起的腹泻、疟疾（不包括诺氏疟原虫）吧——人类为什么要将关注的目光投向这些由蝙蝠、猴子或者不知道从何处传染给人类，只偶尔导致几十或者几百人死亡的这些新出现的传染病、这些异常的现象呢？为什么要这样做？将关注的焦点放在这样几个引起科学家好奇心的疾病，在其他传统疾病继续惩罚人类的同时关注这些新出现且影响相对较小的疾病是不是一种误导呢？误入霍乱医院、看到那位母亲期待的目光后，我发现自己也在问同样的问题：为什么要痴迷于人畜共患病？考虑到人类经受的大量的疾病折磨，是什么使得人们这么关注人畜共患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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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问得好，这个问题的答案也有很多。有些答案非常复杂、引人深思；有些答案非常主观；有些答案非常客观而且直接。其中最直接的一个答案就是：AI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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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命接触：全球大型传染病探秘之旅 第八章 艾滋病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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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自认为了解的艾滋病其实有很多源头，但大多数都从未提到过它是由一种单纯的动物传染病蔓延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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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1980年秋天，一位年轻的免疫学家迈克·戈特利布（Michael Gottlieb），同时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中心担任副教授，注意到某些男性病人身上出现了一种奇怪的感染。有5人确诊得了这种病，他们都是活跃的同性恋，都得了由真菌引起的肺炎。这种真菌通常情况下是无害的，叫卡氏肺孢子虫（Pneumocystis carinii，现在更名为Pneumocystis juroveci），这种东西四处游离，无处不在，理应能被人的免疫系统所清理，但很明显他们的免疫系统并没有起作用，真菌充满了他们的肺部。他们都还感染了另外一种真菌——口腔念珠菌，一种满嘴黏糊糊的念珠酵母（Candida），这种真菌在新生儿、糖尿病患者和抵抗力差的人群中很常见，但在健康成人中很少见。几位病人的血检显示某些淋巴细胞（白血球）消耗剧烈，具体地说是胸腺依赖淋巴细胞（简称T细胞）的数量“严重衰减”，淋巴细胞在免疫调节过程中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戈特利布还注意到了一些其他的病症，其中有三个最为显眼：肺孢子虫性肺炎，口腔念珠菌病，还有T细胞的死亡。1981年5月中旬，他和同事写了一篇论文，简要地描述了所观察到的情况，他们没有推测出病因，只是认为这种病的趋势很令人困惑且凶多吉少，应该尽快将论文发表出去。《新英格兰医学杂志》（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的一位编辑对此很感兴趣，但发表至少还要等三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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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戈特利布转而将稿子投给了《发病率与死亡率周报》（Morbidity and Mortality Weekly Report），一个过程精简的疾病防治中心时事通讯报。他的文章言简意赅，不足两页，发表在了1981年6月5日的《发病率与死亡率周报》上，标题也很简练——“肺孢子虫性肺炎——洛杉矶”。这是第一次就尚未命名的综合病症发布的医学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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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警告在一个月之后，仍然是疾病防治中心时事通讯报上发表的。当戈特利布注意到肺孢子虫性肺病和念珠菌病的时候，纽约一位叫阿尔文·E·弗里德曼–凯恩（Alvin E. Friedman-Kien）的皮肤科学家也发现了类似的发病趋势，这种病叫卡波氏肉瘤（Kaposi’s sarcoma），是一种罕见的癌症，一般攻击性不强，通常只会在皮肤上出现紫色的囊肿。主要感染者是地中海地区的中年男性，就是那些经常出没于雅典咖啡厅，喝咖啡或玩多米诺骨牌的家伙们。不到三年，弗里德曼–凯恩和他的同事们就在年轻男同性恋中发现了26位卡波氏肉瘤病人，其中还患有肺孢子虫性肺病，其中有8人死亡。1981年7月3日的《发病率与死亡率周报》上刊登了弗里德曼–凯恩的这篇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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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在迈阿密做的一系列临床观察中也发现了卡波氏肉瘤。这群病人的症状很相似，但文化背景不同。一共有20名患者，分别在1980年到1982年6月期间住院，都是海地移民，多数都是最近才到美国的。在医疗问询中，按他们自己的证词，他们都是异性恋者，没有同性恋经历。但他们的病症与戈特利布在洛杉矶和弗里德曼–凯恩在纽约的同性恋男性中所见到的非常相似：都患有肺孢子虫性肺病和咽喉念珠菌病，都出现了一些罕见的感染，淋巴细胞数也都不规律，还出现了攻击性强的卡波氏肉瘤，其中10个海地人死亡。将观察结果发表之后，这群医生认为这是一种“综合征”，和“对近期美国同性恋中出现的免疫缺陷综合征的症状描述极其相似”。之前将疾病和海地异性恋者联系起来，后来看似这是一种误导，在讨论艾滋病的时候也完全忽略了这一点。依据采访数据，那时候很难确认异性恋和疾病的相关性，直到现在仍然很难解释。唤起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似乎在政治上会有失公平。不过以后，其真正意义将会从分子遗传学的研究中体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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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被看作发病源头的是年轻的加拿大空乘员盖坦·杜加斯（Gaëtan Dugas），他后来成了臭名昭著的“第一病人”。你可能对他有所耳闻，如果你听过很多有关艾滋病初现端倪的故事。大家把杜加斯写成一个“从非洲感染了病毒并将其引入西方同性恋群体”的人。实际上不是这样。但在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早期的艾滋病传播中，作为一个传染者，他发挥的作用过于显著，而且他毫无顾忌的行为确实罪不可逭。作为一名空乘，经常飞行在北美各大城市之间，拥有完全免费的私人旅行特权，飞机降落他就参加当地的奢华派对，如饥似渴地寻找性伙伴，他是一个对性欲贪得无厌的男同性恋，在高档公共浴室兴盛的年代里过着荒淫无度的奢华生活。他长着金黄的头发，长相英俊，爱慕虚荣却魅力四射，一些人甚至觉得他“秀色可餐”。根据《世纪的哭泣》（And the Bard Played On）（其中有很多大胆的研究和相当一部分靠假象而虚构的情景）的作者兰迪·席尔茨（Randy Shilts）所述，杜加斯自己估算，作为一个活跃的同性恋的十年里，至少有过2 500个性伴侣。杜加斯为他的贪得无厌和肆无忌惮付出了代价，他得了卡波氏肉瘤，为治疗这种癌症进行了化疗，并患有肺孢子虫性肺炎，还遭受艾滋病相关感染的折磨，最终死于肾衰竭，享年31岁。从他确诊得了卡波氏肉瘤到他最后病入膏肓短暂的几年中，盖坦·杜加斯并未收手，继续过那种淫乱的生活，但在孤寂和绝望中，他似乎由以往的寻欢作乐变成了恶意报复，兰迪·席尔茨说，他会在旧金山的“霍华德八世”公共浴室里和新结识的陌生人发生关系，然后打开灯，露出他的病变部位，然后说：“我已经得了同性恋癌。我要死了，你也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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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杜加斯去世的那个月，1984年3月，疾病防治中心的一群流行病学专家公布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调查结果，就是探讨性接触在艾滋病传播中发挥的作用。这是人们认识艾滋病的一个标志，但却无法就此做出解释。“虽然艾滋病的病因依然未知，”第一作者为大卫·M·奥尔巴赫（David M. Auerbach）的疾病防治中心团队写道，“但可能是一种能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的传染原引起的，其传播方式和乙肝病毒类似。”乙肝病毒是一种血源性病毒，主要传播方式有性接触、共用针头静脉注射毒品，或输入被病毒污染的血液产品。看起来理解那些仍然令人迷惑不解的综合征似乎有一个固定模式。“一连串由同性恋接触关联起来的艾滋病病例与病原体的假设是一致的。”疾病防治中心专家补充道。他们的意思是，艾滋病的发病原因不是有毒的化学物质，也不是遗传学上的突变，而是有一种虫子在作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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