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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尔巴赫和他的同事们在加利福尼亚州南部收集了信息，涉及19例艾滋病感染，他们采访了每一位病人，如果病人去世，就采访其亲友。他们还采访了来自纽约和美国其他城市的21位病人。根据这40例病史，他们画出了一幅由40个圆盘组成的图形，这40个圆之间相互有重叠部分，就像万能工匠（Tinkertoy）套装一样，重叠部分表示两人之间有性关系。病人的身份由地名和数字组成，如“SF 1”、“LA 6”和“NY 19”。在这幅图的中心是一张标着“0”的圆盘，其中有八个圆盘与其有直接重叠部分，而其余所有都与其有间接关联。虽然研究人员没有写出这个人的名字，但大家都清楚他就是盖坦·杜加斯。后来兰迪·席尔茨称之为“零号病人”，前面提到过，在他书中改成了多少能引起共鸣的“第一病人”。但是“第一”隐藏了什么，“零号”又忽略了什么，在那幅图形当中占据中心位置的大圆盘没能告诉大家的是什么，其实就是盖坦·杜加斯不是艾滋病毒的起源。一切事物自有出处，那么艾滋病毒是从哪儿来的呢？是他从别人身上感染来的，假设疾病是在性交时染上的，那么不是在非洲，不是在海地，而应该是在他家附近。这是可能的，因为现在有资料表明，当杜加斯还是一个白玉无瑕的少年时，HIV-1已经到达北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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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也到达了欧洲，但没有传播开来。一位叫格蕾特·拉斯克（Grethe Rask）的丹麦医生，曾在非洲工作过，1977年从当时的扎伊尔回国，到首都哥本哈根治疗一种多年来已经把她拖垮的疾病。在非洲时，一开始她在扎伊尔北部一个偏远的镇上经营一家小诊所，后来在首都金沙萨的一个大的红十字医院做外科主任医生。这期间，可能在一次外科手术中，由于缺少充足的防护措施（如橡胶手套）染上了一种病，这种病在当时从来没人遇见过，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她感觉非常难受而且疲惫不堪。持续的腹泻使她又干又瘦，体重迅速下降，淋巴结也肿了起来，而且一直不见消肿。她和一个朋友说：“我还是回家等死吧。”回到丹麦后，一系列检查发现她缺乏T细胞。后来她变得呼吸困难，需要依靠氧气瓶才能呼吸，与此同时，还要和葡萄球菌感染抗争，并且满嘴黏黏的念珠菌。1977年12月12日，格蕾特·拉斯克去世了，去世之前她的肺部塞满了卡氏肺孢子虫，也许就是这些病毒一步步吞噬了她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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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标准医学知识，不应该出现这样的结果，一般来讲肺孢子虫肺炎不具有致命性。这就需要有个更明确的解释，事实上确实有，9年后，拉斯克血样检测显示其HIV-1呈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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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不幸的人们，格蕾特·拉斯克、盖坦·杜加斯、戈特利布报告的来自洛杉矶的那5名男子、弗里德曼–凯恩所熟悉的卡波氏肉瘤患者、迈阿密的海地人、在大卫·奥尔巴赫研究中被确诊的39位病人（包括杜加斯），都是现在回想起来叫艾滋病的早期确诊病例。但他们并不算艾滋病的第一批受害者，甚至都不沾边。而他们代表着这场传染病蔓延的中点，标志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病人逐渐感染，几乎在没有明显症状的情况下病情突然飙升到极为严重的状态。疾病数学家的研究成果在艾滋病的传播历程中极其适用：R0代表讨论中的病毒，已经超过了1.0，也就是超过了警戒线，依然还有继续蔓延的趋势。但艾滋病的发端并不在此，而且几十年过去了，能找出艾滋病源头的科学家却寥寥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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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艾滋病刚检测出来的几年里，由于人们对这种新型疾病的认识不断发生变化，所以被冠以很多不同的名字和缩略词。GRID，Gay-Related Immune Deficiency就是其中之一，意思是同性恋相关免疫缺陷。后来随着异性恋患者的出现，如共用针头的瘾君子、血友病患者，以及一些不走运的异性恋，这个名字就显得太有局限性。有些医生更喜欢用ACIDS，Acquired Community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获得性群体免疫缺陷综合征）。“community”一词表示社会群体，就是强调这种病是在社会群体中获得的，而不是在医院。一个更加精确的版本，虽然形式有些冗余，叫“卡波氏肉瘤和先前健康人群的机会性感染”，短期内在疾病防治中心的《发病率与死亡率周报》中经常用到，缩写成KSOIPHP不太好记，所以这个名字没有简短的缩略词。1982年9月，《发病率与死亡率周报》把这个术语改成AIDS，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 （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随后全世界都沿用这个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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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刚开始面临的各种问题中，为综合征命名是最不具挑战性的了，最棘手的问题是确认病因。我刚才只是顺便提到了“讨论中的病毒”，但是请记住：没人知道病因是什么，在戈特利布和弗里德曼凯恩的报告中，开始对这种综合征进行密切关注的时候，没人知道到底是一种什么病原体引发了这么令人费解又高度致命的综合征，就算病因是单单某一种病原体，也没人知道。不过病毒这一猜想的提出倒是可圈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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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提出这一猜想的是当时巴黎巴斯德研究院的吕克·蒙塔尼（Luc Montagnier），那时候他只是一个名气不大的分子生物学家。蒙塔尼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引起癌症的病毒，尤其是那些逆转录病毒，其中一些能导致鸟类或哺乳类患肿瘤。逆转录病毒如恶魔般残忍，比一般病毒更阴险，更难缠。之所以叫逆转录病毒是因为，这种病毒能够在基因转化成各种功能蛋白质的过程中进行倒退（逆）。逆转录病毒在基因指导蛋白质合成时，不用RNA作为转录模板，而是在宿主细胞中将RNA转化成DNA；然后病毒的DNA进入宿主的细胞核，和宿主的基因组整合在一起，因此就可以确保只要宿主细胞复制一次，病毒就能复制一次。吕克·蒙塔尼在动物身上做的这些研究，如鸡、老鼠和灵长类，他想知道在人类的肿瘤细胞中是否也能发现这种可能。有关逆转录病毒还会出现一种令人极为不安的可能性，就是出现在美国的新型疾病——艾滋病，是不是由这种逆转录病毒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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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证明艾滋病是由病毒引起的，但是有三种证据表明确实有这种倾向，蒙塔尼在他的研究报告《病毒》（Virus）中回顾了这些证据。第一，同性恋中由于性关系而感染艾滋病表明艾滋病是一种传染病。第二，通过静脉注射吸毒的人沾染艾滋病表明艾滋病的病原体是血源性的。第三，血友病患者患艾滋病暗示着这一血源性的病原体，能够逃过血液产品的检测，比如凝血因素，所以艾滋病的病原体是无穷小的，能传染的，是血源性的。“艾滋病不可能是传统的细菌、真菌或原生动物引起的，”蒙塔尼写道，“血友病患者所需的血液产品必须进行过滤，这种细菌能够被滤器过滤掉，那么只剩下更小的生物体：引起艾滋病的病原体只能是一种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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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其他迹象暗示这种病毒可能是逆转录病毒。这是个新领域，但当时AIDS也是。早在1981年，唯一已知的人类逆转录病毒叫作人类T细胞白血病病毒（HTLV），最近正在罗伯特·加洛（Robert Gallo）的带领下进行研究，他是一位智慧、外向、备受尊重且雄心勃勃的研究人员，他的肿瘤细胞学实验室是马里兰州贝塞斯达市的国家癌症研究所的一部分。人类T细胞白血病病毒，看名字就知道它会攻击T细胞并能引发癌变。T细胞是免疫系统三种淋巴细胞之一。（后来，HTLV又更名为人类T细胞淋巴病毒，变得更加精确。）有一种相关的逆转录病毒，叫猫白血病毒，能引起猫的免疫缺陷。所以在恶性肿瘤病毒研究者中就出现了这样的质疑，艾滋病的病原体通过攻击人类淋巴细胞（特别是一种叫T辅助细胞的淋巴细胞）而破坏人类免疫系统的，它很可能就是一种逆转录病毒。蒙塔克的研究小组开始寻找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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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洛的实验室也在研究这个问题。但这两个小组并不孤独。全世界其他实验室的很多科学家都意识到找出艾滋病的病因是医学研究领域最激烈的，最紧迫的，潜在的回报最丰厚的一个研究项目。1983年春末，三个独立研究团队分别研究出了一种候选病毒，在5月20日《科学》杂志上，其中两个团队发表了声明。巴黎的蒙塔克团队，在从一位患有淋巴结病的33岁同性恋男子身上筛选细胞时，发现了一种新的逆转录病毒，取名为LAV（lymphadenopathic virus，淋巴病毒）。加洛的团队也发现了一种新病毒，他认为这种病毒和人类T细胞白血病病毒很相似（此前出现了第二个相似病毒，叫作HTLV-II，那么第一个就叫HTLV-I）。他把这个最新的命名为HTLV-III，恰当地把它列入其中。无论是法国的LAV，还是加洛的HTLV系列，至少有一点是相同的：它们确实都是逆转录病毒。但是在逆转录病毒科，还有很多丰富且重要的分类。他们的论文都发表在了《科学》上，编辑在发表二者的论文时，使用了一个误导性的标题：人类T细胞白血病病毒与艾滋病有关，而事实上蒙塔克的LAV与人类T细胞白血病病毒无关。哎，弄错身份了。蒙塔克对此再清楚不过了，但他发表在《科学》上的文章似乎完全无视这个差别，编辑也把整件事挡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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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经过深入调查和精确分类后发现，加洛的“HTLV-III”不属于HTLV，而是一种与蒙塔克的LAV几乎一样的病毒。蒙塔克给加洛了一份冷冻样本，一次去贝塞斯达时，蒙塔克亲自用干冰将样本送了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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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就为以后的争执播下了的种子——到底发现了什么，谁发现的，什么时候发现的，这场争执会在激烈的争名夺利和不断的指责和否认中逐渐激化，经过几十年的酝酿，最终会诉诸法律。以后会上演艾滋血筛检测专利的版税之争，因为这项检测来自于加洛的实验室，但在蒙塔克最初隔离种群中也有迹可寻。（不同实验间的相互沾染，或者样品间的相互沾染，在病毒实验工作中非常常见。）这不是一个小争执，而是个大纷争，而且在这其中任何一个小的细节都会起着极为关键的作用。最终利益攸关的，除了金钱、尊严和国家荣誉，不仅关系艾滋病治疗或疫苗研究的前进或停滞问题，也关系诺贝尔医学奖最终花落谁家的问题，这项奖最终被吕克·蒙塔尼和他的首席搭档弗朗索瓦斯·巴尔–西诺西（Françoise Barré-Sinoussi）收入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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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由一位叫杰·A·利维（Jay A. Levy）带领的第三支研究团队也在无声无息地默默探索，他们的实验室在旧金山的加州医学院，于1983年也发现了一种候选病毒，但是在发现一年之后发表的。1984年夏，利维意识到艾滋病已经感染了“全世界4 000多人；仅旧金山就报告了600多例”。这些数字在当时听起来已经大得惊人，但相比于3 000万的死亡人数，现在回想起来算是相当低了。利维发现的也是一种逆转录病毒，但不是HTLV。他的团队从22位艾滋病人身上检测出这种病毒，并培养了6个隔离种群。因为该病毒是与艾滋相关的逆转录病毒，所以李维称之为ARV（AIDS-associated retrovirus）。他怀疑这种ARV和蒙塔克的LAV其实只是相同病毒进化过程中的不同变种，他的怀疑是正确的。它们非常相似，却又不太相似。“我们的数据可以证实我们的病毒培养与LAV毫无沾染，”他写道，“因为我们实验室从未收到过法国的最初隔离种群。”尽管这话听起来并无恶意，却暗中戳了罗伯特·加洛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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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的细节，和几乎同时发生的三重发现，以及其后续的发展，都极为复杂，充满争议，各方为此进行科技层面的较量，也暴露出了最丑恶的一面，就像一锅盛着分子生物学和尔虞我诈的人际策略的乱炖，放在太阳底下，只有发酵变质的份儿。他们已经远远偏离了研究人畜共患病这一主题。回到我们关注的问题上，归根结底就是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发现了一种病毒，从三个不同的地方发现，有三个不同的名字，后来成为备受信服的艾滋病病因。一个著名的逆转录病毒学家协会于1986年将名字定了下来，他们规定这种病以后就叫H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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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个阶段，恰如其分地由一位兽医拉开了序幕。马克思·埃塞克斯（Max Essex）在猴子和猫身上研究逆转录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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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伦·（马克思）·埃塞克斯，兽医学博士，哲学博士，并不是我们所熟悉的一般的动物兽医。（再次重申，这本书中有好多卓越非凡的兽医，他们既是思维敏锐的科学家，又是关爱动物的医生。）埃塞克斯是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癌症生物学系的教授，他致力于猫白血病毒（FeLV）的研究，在他众多研究当中，最令他感兴趣的是引发癌症的病毒。在见到FeLV对猫的免疫系统造成的破坏后，早在1982年，几乎和加洛及蒙塔克同时，他就怀疑人类免疫缺陷综合征可能是由逆转录病毒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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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一些奇怪的现象引起了他的注意。这些现象是由一个叫菲丽丝·卡吉（Phyllis Kanki）的研究生发现的。她也和他一样，是位兽医，不过正在公共卫生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卡吉在芝加哥长大，青少年时期每逢夏天她就去动物园里做些工作，后来学习了生物和化学，一直向兽医学和比较病理学发展。1980年夏天，她读兽医学博士期间，在新英格兰地区灵长类动物研究中心工作。研究中心是哈佛大学的一部分，但坐落在马萨诸塞州绍斯伯勒（Southborough）。在那里圈养的亚洲猕猴中出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就是一些猕猴死于一种神秘的免疫紊乱疾病，它们的辅助型T淋巴细胞数目直线下降。有的由于腹泻耗尽生命，有的死于一些偶然的感染，包括卡氏肺孢子虫。听起来太像艾滋病了。卡吉后来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她的论文导师埃塞克斯，还有绍斯伯勒的同事们，他们着手开始研究到底是什么杀死了这些猴子。基于对FeLV和其他因素的了解，他们想搞清楚这是否是一种逆转录病毒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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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猕猴身上采集了血样后，确实发现了一种新型逆转录病毒，并发现这种病毒和艾滋病毒关系密切。因为那是1985年，他们使用了加洛略带误导性的标签（HTLV-III），而这很快就会更名为HIV。他们的猴子病毒也将被重新命名，依次类推叫SIV（simi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类人猿免疫缺陷病毒。《科学》早就对艾滋病研究的突破如饥似渴，这个研究团队在《科学》上发表了两篇文章。他们写道，这一发现将有助于阐明艾滋病的病理学，通过对动物模型的研究，甚至还可能进一步研发出一种疫苗。其中一篇文章的结尾有一句评论，谦逊却中肯，就像事后的思考，指出SIV也可能是HIV起源的一条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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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是线索。菲丽丝·卡吉对圈养的猕猴样本进行了实验室分析，并且打算亲自探索在野外是否也存在同样的病毒。卡吉和埃塞克斯认真研究了亚洲猕猴，对从野外捕获的亚洲猕猴的血样进行了检测，没有发现SIV的踪影。他们对其他种类的野生亚洲猕猴也检测了一番，也没有SIV。于是他们推测：绍斯伯勒的猕猴是在捕获后与其他种类的动物接触而感染的SIV。这一推测是合理的，因为灵长动物中心的大厅曾经为猴子们搭起游戏围栏，在那里亚洲幼猴和非洲幼猴有时可以放在一起。那么哪种非洲猴子是宿主呢？病毒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它与HIV的出现会有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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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据报道HIV发病率最高的地方是美国和欧洲，”埃塞克斯和卡吉后来写道，“但非洲中部发出的令人不安的报道表明，那里的HIV感染和艾滋病流行很严重，至少在一些城市中心是这样的。”怀疑的中心又转移了：不是亚洲，不是欧洲，不是美国，而是非洲，非洲可能就是艾滋病的发源地。中非也栖息着一大群非人类灵长动物，这支哈佛研究团队从一些野外抓到的非洲类人猿身上提取血样，其中包括黑猩猩、狒狒和非洲绿猴。黑猩猩或狒狒没有任何SIV感染的迹象，而一些非洲绿猴却有。这一发现犹如神灵显现，令人茅塞顿开。20多只猴子体内都有SIV抗体，卡吉在其中7只猴子身上培育了活病毒隔离种群。这一发现也直接发到了《科学》上。研究继续进行，卡吉和埃塞克斯筛选了上千只非洲绿猴，有从撒哈拉以南非洲各个地区捕捉到的，也有全球各个研究中心已经捕获的。从数量上来讲，筛选的猴子中有30%~70%的SIV呈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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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些猴子并没有生病，它们似乎没有受到免疫缺陷的困扰。与亚洲恒河猴不同的是，非洲绿猴“一定在进化中形成了一种机制，可以防止具有潜在致命性病毒引发疾病”，埃塞克斯和卡吉这么写道。或许病毒也发生了变异。“实际上，一些SIV菌株也可能朝着和宿主和谐共存的方向进化。”经过进化，猴子的抵抗力越来越强，而病毒的毒性也越来越低——这种相互适应的状态表明SIV在它们体内已经存在很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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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洲绿猴体内发现的这种新病毒，成了已知的与HIV关系最为密切的病毒。但事实上并没有那么近；在遗传密码层面会发现两者有很多明显的区别。按埃塞克斯和卡吉所述，相似性“并没有相似到可以确定SIV就是人类HIV的一位直系前辈”。这两种病毒很可能代表的是同一种生物进化过程中出现的两个兄弟分支，由于进化时间漫长，还可能存在一些中间过渡形式，“两兄弟”的关系也没那么密切。那么那些遗失的堂兄弟们在哪儿呢？“我们认为，可能会有人在人类中间发现这样一种病毒——介于SIV和HIV之间处于过渡形式的病毒。”他们决定去西非找一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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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支国际合作者团队的帮助下，卡吉和埃塞克斯从塞内加尔和其他地方收集到了血样。样本到来时带着经过编码的标签，用于实验室盲测，这样卡吉就不知道它们来自哪个国家，甚至都不知道是来自人类还是猴子。她分别用SIV和HIV检测方法对这些样本进行了筛选。虽然一步失误就可能导致整个实验室的感染，但她带领的团队最终找到了之前假设存在的那种病毒：一个处于HIV和SIV过渡时期的病毒。解码之后，卡吉了解到检测结果呈阳性的血样来自塞内加尔的妓女。回想起来，这样的结果是合理的。妓女是任何性传播病毒的高危人群，包括近期刚蔓延到人类身上的新病毒。而且塞内加尔的农村人口密度大，非洲绿猴也是本土动物，人猴共处的情况（猴子破坏庄稼，人类捕猎猴子）相当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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