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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又引出一些大问题。如果SIV蔓延到人类的传播发生了至少12次，那为什么艾滋病疫情只发生了一次？为什么偏偏在那个时候发生？为什么不早几十年或几个世纪发生呢？这些问题均由另外三个问题纠缠在一起，这三个问题更具体，更难推测，就是艾滋疫情在什么时候、在哪儿、是如何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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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先考虑什么时候。从迈克·戈特利布的证据可知1980年末HIV就在加州同性恋中出现；从格蕾特·拉斯克的案例可知它在1977年之前就潜伏于扎伊尔；我们清楚盖坦·杜加斯并不是真正的零号病人。但如果这些人物和地点都不能标志艾滋真正的起点，那什么能呢？这致命的病毒菌株HIV-1的M组是什么时候波及到人类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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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有两条线索引起了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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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9月份，英国曼彻斯特一位年轻的打印店店员，死于一种类似免疫系统衰竭的疾病。他回乡工作前在英国海军服役过几年，所以叫这个不幸的小伙子“曼彻斯特海员”。就在他服役完之后，身体每况愈下，服役期间主要在英国，但也去过其他地方，至少有一次到过直布罗陀。1957年11月回到曼彻斯特时，他变得形容消瘦，最后慢慢死去，出现的一些症状后来发现与艾滋病有关，包括体重减轻、高烧不退、连续咳嗽和机会性感染，还出现了卡氏肺孢子虫，但当时做尸检的医生却无法给出他确切的死亡原因。那位医生保留了一些肾脏、骨髓、脾脏和其他器官的组织，嵌在石蜡当中，这是保存病理学样本的一种常规方法。他还在一本医学杂志上报告了这个病例。31年后的艾滋时代，一位曼彻斯特大学的病毒学家检测了那些存档的样本，他认为自己发现了证据证明海员感染的是HIV-1。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位曼彻斯特海员就会被认定为是自有医学文献记载以来的第一例感染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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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等等，几年后，纽约的两位科学家对相同的样本进行了重新检测，发现之前的HIV阳性结果一定存在实验错误。现在骨髓检测为阴性，肾脏检测仍为阳性，这就响起了疑惑的警钟：HIV-1进化迅速，肾脏样本中发现的病毒基因序列看似过于时髦，看起来更像是现代的变种，而不像是1959年就存在的。这就意味着是现在的病毒株污染了样本，才导致了检测结果呈阳性。结论：曼彻斯特海员可能死于免疫系统衰竭，但可能不是HIV。这个案例只能说明：就算有看似充分的证据，对艾滋病做回溯诊断也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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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彻斯特的误导被拆穿后不久，在纽约又出现了一个新势力。这个是在1998年，洛克菲勒大学的一个包括朱托夫（Tuofu Zhu）在内的研究团队，得到了一个来自非洲的档案样本，时间可追溯到海员那个年代，1959年。这次的样本不是组织，而是取自利奥波德维尔（Leopoldville）一个班图人身上的一小试管血浆，在冰箱里冷藏了几十年。利奥波德维尔是比利时刚果的首府（现在叫金沙萨，刚果民主共和国首府）。这个男子的名字和死因都没有记载，他的样本曾经在1986年的一项研究中被筛选过，当时还有从非洲各地收集来的1 212份血浆，一些是保留样本，一些是新采集的。这个人的血浆是当时唯一毫无争议HIV呈阳性的一份样本。朱托夫和同事们进一步探索，研究仅剩下的一点原始样本，用聚合酶链反应方法放大病毒基因组片段，然后将片段按顺序排列，组装起这个班图人病毒的基因原型。他们在1998年2月发表的文章中称这个序列为ZR59，代表扎伊尔（Zaire，早就知道这个国家）和1959年。对比分析表明：ZR59与B组和D组（HIV-1的M组中更细的分支）非常相似，但位于二组中间，这说明它一定与这些病毒共同的原始病毒十分接近。换而言之，ZR59是过往的一瞬间，是HIV-1真正古老的形式，而不是近期感染的。ZR59证明HIV-1在1959年以前就已经在利奥波德维尔人中蓄势暴发，不断进化，不断演变。事实上，能证明的不仅是这些。由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贝特科伯对ZR59和其他序列的进一步分析，算出HIV-1的M组有可能在1931年前后就已经感染了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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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来，从朱托夫1998年发表论文到2008年，这一里程碑式的发现形单影只。ZR59是1976年以前提取的，是HIV-1唯一的已知样本。后来有人发现了另外一个，这个被称为DRC60，现在估计你可以自己解释这个标签了：它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同一国家，最新叫法），采集于19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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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C60是一份活检标本，是从一位活着的女性身上切下的一片淋巴结。和曼彻斯特海员的肾脏和脾脏一样，这片淋巴结也封存在一小块石蜡中。这样保存不用冰箱，更用不着冷冻。因为石蜡惰性很强，像死蝴蝶一样，而且不易破碎，可以存储或丢在一个灰尘满面的架子上，就如它被保存下来的那样。40多年后，它出现在了金沙萨大学的样本柜中，为艾滋病研究者们带去了全新的震撼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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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沙萨大学位于城市边缘的一座小山顶上，乘坐出租车需要一个小时，期间要穿过破烂的街道、烟雾弥漫，货车、公交和手推车混在一起，交通杂乱无章；要路过路边卖花圈的摊位、公用手机充电亭、水果市场、肉类市场、户外五金店、车胎修理铺和水泥摊、成堆的砂石、垃圾。这是由比利时八十多年的投机主行为、三十年的独裁暴政肆意攫取、数十年的战乱造成的。但这里有着1 000万不懈努力的人，他们中有些是危险的暴徒（和所有城市一样），但多数都是非常亲切、满怀希望和友好的。大学校园就坐落在小山上，即当地所谓的“高山”上，呈现出一派青翠和宁静，与山下的城市形成鲜明的对比。学生们在拥挤的公交车站下来，步行上山，到学校学习，远离喧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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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马力·M·卡波戈（Jean-Marie M. Kaborgo）教授是解剖病理学系的病理学主任。他瘦小而整洁，留有大大的灰白色八字胡还有一脸的络腮胡，给人以非常强烈的视觉冲击，但是他温和的态度会冲淡这种感觉。他的办公室位于一幢楼的二层，这幢楼可以俯瞰到洋槐成荫草木茂盛的广场。我在办公室见他时，他承认对DRC60和提取样本的病人了解不多。毕竟，那是个年代很久远的老病例。是的，他认为是个女病人。他记不清了，但可以查记录。我向他提问时，他开始记录，建议我过几天再来，以便更好地为我的问题准备答案。但之后，我问他DRC60在哪个房间存放，他立刻来了精神。他说，我当然可以带你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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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取了钥匙。打开一扇蓝门的锁，推开门。他把我带到一个充满阳光的大实验室，四周的墙壁上贴满了白色的瓷砖，屋子中间有两张长条矮桌子。其中一张矮桌子上放着一本老式的分类账簿，有些页已经打了卷，好像狄更斯时代档案馆里的东西。远处的窗台上有一排烧杯，里面装有不同颜色的液体，一个烧杯挨着一个烧杯，颜色也由尿黄色逐渐过渡到伏特加一样清澈无色。卡波戈教授告诉我，深黄色的是甲醇。清澈无色的是二甲苯。他说，我们用这些液体保存组织样本。这些有机溶液是脱水用的；因为脱水干燥是长期保存组织的先决条件。甲醇在处理过这些样本之后会变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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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给我看了一个带个铰链盖儿的橙色小塑料篮子，大小和外形像个火柴盒。卡波戈教授解释道，这是个“磁带盒”。从淋巴结或其他器官上取下一块组织，封存在这样一个盒子中；再把整个盒子浸到装有甲醇的烧杯中；先浸泡在甲醇中，之后依次浸泡到其他溶液中；最后将其浸泡在二甲苯中。这样甲醇将样本组织中的水都吸取出来，二甲苯又将样本组织中的甲醇吸出来，最后就可以用石蜡保存标本了。卡波戈教授指着桌子上的一台大型机械说，这个装置是制石蜡用的。他解释道，你可以从“磁带盒”里拿出被滤过水的组织样本。这个装置流出一股热的液状石蜡。石蜡温度降下来之后，就会像黄油一样包裹着组织样本。之后去掉磁带盒盖子，用独立的编码标在其底部，比如A90或B71。他说，这就成了你的存档标本。“A”表示该组织取自解剖的尸体，“B”代表活组织样本。所以那个石蜡包起来的淋巴结，即获得的DRC60标本，一定被标成“B××”。每个编码的标本都被记录到大账簿上。然后标本就被存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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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起来？存在哪里？我追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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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验室的深处还有一道门，这门上挂着蓝色的帘子。卡波戈教授把帘子掀开，我跟着他，进入了一间标本储藏室，又小又窄，屋子的一边排满了架子和柜子。架子和柜子里放有上千个布满灰尘的石蜡块和陈旧的显微镜载片。石蜡块成堆成箱地放着，一些箱子标了日期，另一些没有。看上去包装得有些混乱。还有个木凳子，是为那些好奇心强，不知疲倦愿意仔细翻找样本的人准备的。虽然我没打算翻找，但是这次参观却让我突然激动不已。这里？是的，就是这里，教授说。这就是DRC60待了几十年的地方。他其实可以骄傲地加上：这就是艾滋病研究过程中的罗塞达之前所存放的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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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蓝帘子后的储藏室中，DRC60和几百种其他样本，几经迂回，到达了比利时，后来又到了美国，最终到达了亚利桑那大学一位年轻生物学家的实验室里。迈克·伍罗贝（Michael Worobey）是加拿大人，祖籍大不列颠哥伦比亚，他的专业领域是分子系统学。本科毕业后，他拿到罗氏奖学金上了牛津大学，通常就意味着他会经历两年适度紧张的学习，还会在草地上惬意地饮用茶水，喝雪利酒，打网球，还会迷恋上流社会，之后这位“学者”才会回到专攻医科的研究生学业上或是就业。伍罗贝更加认真地度过了在牛津的时光，他继续深造，完成了博士学位，之后做了进化生物学分子方面的博士后。那以后，他于2003年回到北美，接受了亚利桑那副教授一职，自己成立了一个BSL-3实验室，来研究危险病毒的基因组。几年后，正是伍罗贝在一个1960年的刚果活组织标本中检测出了H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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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罗贝放大了病毒基因组片段，拼接到一起，把它看作是早期的HIV-1，按序列将其命名为DRC60。他把这个序列与ZR59这种已知病毒进行对比，得出一个重大的结论：艾滋病毒在人类体内出现的时间比普遍认为的时间早了几十年，比人们预想的时间要长得多。可能早在1908年这种传染病就开始了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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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解伍罗贝的发现，以及了解它是如何在早期观点中被发现的，需要了解一些背景信息。这涉及那场关于HIV-1是如何传染到人类当中的激烈争论。基于当时关于HIV-2和烟熏白眉猴的了解，众多因素之中，20世纪90年代早期以前最盛行的说法是HIV-1来自非洲灵长动物，它可能是通过不同的三次丛林肉屠宰实例（M组和O组，O组很快被确认）传染给了人类的。这就是众所周知的切割–猎人假设。每个实例中，可假定，有男人或女人宰割了带有SIV阳性病毒的灵长动物的尸体，而这个人自身有暴露在外的伤口，也许是手上的切口，或胳膊上的划伤，或皮肤表面的一个新破处，沾上了那动物的血液。如果尸体是搭在肩膀上扛回去的，那背部的伤口也会受到感染。如果生吃了一些肉，那嘴里的伤口也会被感染。重要的是动物血液与人的血液有了接触。切割–猎人假设虽然是推测的，但有可信之处。这是个证据不足的结论，极少考虑复杂的因素，也没有反例。它与已知事实是相符的，但那些事实都是不完整的。到了1992年，相反的理论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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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个非正统的理论，非常具有争议性：该理论认为HIV-1首先是通过一支受污染的脊髓灰质炎疫苗感染给人类的，这疫苗在100万毫无疑心的非洲人身上试用过的。从这个理论上讲，疫苗本身就是艾滋病的一个意外传播途径。某个人犯了个极其愚蠢的错误。他应受到谴责。科学的傲慢让他无视告诫，最终导致这个灾难性的结果。最吓人的是，这个脊髓灰质炎疫苗的理论居然也看似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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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你所见，病毒非常狡猾。它们出现在了不该出现的地方。实验室发生了污染。甚至是在生产过程中疫苗感染病毒或细菌——污染就发生了。回到1861年，一些意大利小朋友接种天花疫苗，注射物质直接从引起“疫苗疼痛”发展成了梅毒。20世纪初，新泽西州卡姆登市（Camden）给孩子们接种的天花疫苗，似乎是感染了破伤风杆菌，导致9名接种的孩子死于破伤风。大约同一时期，在圣路易斯准备的一批白喉抗毒素，该批抗毒素用的是马的血清，也携带了破伤风杆菌，导致另外7个孩子丧生。生产商之后开始过滤疫苗，这是一项对细菌污染非常有效的预防措施；但病毒却能通过过滤器。有时会加入甲醛来清除目标病毒，但这样做也可能会消除非目标病毒，但假设并不总是正确。在本世纪中叶，早期的沙克小儿麻痹症疫苗批次中就掺入了一种被称为SV40的病毒，这种病毒使恒河猴的种群发生传染病。几年后，当有关该病毒能引发癌症的猜疑出现时，疫苗中的SV40变成了热点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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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中是否发生了HIV-1污染及是否由此引起严重后果则是另外一回事。给非洲人用的疫苗并不在争论范围之内。1957年到1960年间，波兰裔美国研究者希拉里·科普罗夫斯基，是脊髓灰质灭活疫苗和减毒活疫苗研发竞赛中不知名的一位竞争者，他安排了比属刚果东部区域和邻近殖民区的人们口服了他研制的脊髓灰质炎疫苗。这些地区后来分别成了刚果民主共和国、卢旺达和布隆迪。1957年科普罗夫斯基亲自去了斯坦利维尔，和后来管理试点的人见了面。在坦噶尼喀湖北部的鲁齐齐山谷地区，成人和儿童满怀信心地排队接受那一大汤匙或一针管的液体疫苗。往嘴里一喷，你的服用完了。下一个！口服疫苗的人数不确定。粗略统计，仅在斯坦利维尔就有约75 000名儿童服用了该疫苗。这个非正统的理论指出了关于这项事业的另外两个问题：首先，科普罗夫斯基的疫苗生产是通过在黑猩猩肾脏细胞内培养病毒的方式来完成的（而标准的技术应该是在猴子肾脏细胞内进行）；其次，至少有些批次的疫苗是从感染了SIVcpz病毒的黑猩猩肾脏中培养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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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人争论道，这个疫苗接种错误导致的结果是医源性感染（医疗引起的疾病），使中非地区许多人感染了后来才被识别出HIV-1。按照这个说法，简称为OPV（oral polio vaccine，口服脊髓灰质炎疫苗）理论，一位粗心大意的研究者给非洲大陆和全世界散布下了艾滋病毒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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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V理论从1992年被传播开来，变得臭名昭著。这是因为，当时一位名叫汤姆·柯蒂斯（Tom Curtis）的自由职业记者在《滚石》（Rolling Stone）杂志发表长篇文章描述了OPV理论。柯蒂斯的文章名为“艾滋的起源：一个令人震惊的新理论试图回答‘艾滋病是上帝的行为还是个人的行为？’这个问题”。一些其他研究者早些时候也讨论了这个观点，只是更加含糊，有人还把汤姆·柯蒂斯搬了出来。当柯蒂斯开始调查时，一些有名望的科学者出于自我保护地退出了，只是暗示也许这个理论值得考虑。柯蒂斯甚至引用了WHO全球艾滋项目负责人大卫·哈里曼（David Heymann）博士直白的评论：“艾滋病毒的起源对今天的科学没有重要意义。”他还引用了另外一位专家，哈佛的病理学家威廉·哈兹尔廷（William Haseltine）的评论，说：“这会分散注意力，没有效率，还让公众产生迷惑性，我想这对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是有很大的误导。”当发表了这篇内容后，希拉里·科普罗夫斯基的律师起诉了柯蒂斯和《滚石》杂志，控诉其诽谤，杂志后来发表了“澄清”，承认OPV理论和科普罗夫斯基的角色只代表一种未经证实的假设。但当《滚石》的事情尘埃落定之时，一位叫爱德华·霍珀（Edward Hooper）的英国记者又抓住了OPV理论，把它当成是个人的爱好并开始研究，给了它第二次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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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课题霍珀很固执地（尽管有时不一定总是好的）研究了好几年，1999年时他将案例整理成了一本上千页的书，书名为“河流：通往HIV和AIDS起源的旅程”。霍珀的河流是比喻性的：历史之河，因果之流，从微小的起源汇成后果的海洋。在书的序言中，他略微提及维多利亚探险者寻找尼罗河源头之行。那河流是从维多利亚湖起始，沿里彭瀑布（Ripon Falls）倾泻而下，或者还是在上游有另一个更为隐蔽的源头吗？“关于尼罗河源头的争议，”霍珀写道，“与一个半世纪以后的另一争议奇怪地呼应了，即关于AIDS的马拉松式讨论。”依照霍珀的观点，维多利亚探险者关于尼罗河的源头判断有误，同样现代专家对AIDS疫情发源点的判断也有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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