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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马力·M·卡波戈（Jean-Marie M. Kaborgo）教授是解剖病理学系的病理学主任。他瘦小而整洁，留有大大的灰白色八字胡还有一脸的络腮胡，给人以非常强烈的视觉冲击，但是他温和的态度会冲淡这种感觉。他的办公室位于一幢楼的二层，这幢楼可以俯瞰到洋槐成荫草木茂盛的广场。我在办公室见他时，他承认对DRC60和提取样本的病人了解不多。毕竟，那是个年代很久远的老病例。是的，他认为是个女病人。他记不清了，但可以查记录。我向他提问时，他开始记录，建议我过几天再来，以便更好地为我的问题准备答案。但之后，我问他DRC60在哪个房间存放，他立刻来了精神。他说，我当然可以带你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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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取了钥匙。打开一扇蓝门的锁，推开门。他把我带到一个充满阳光的大实验室，四周的墙壁上贴满了白色的瓷砖，屋子中间有两张长条矮桌子。其中一张矮桌子上放着一本老式的分类账簿，有些页已经打了卷，好像狄更斯时代档案馆里的东西。远处的窗台上有一排烧杯，里面装有不同颜色的液体，一个烧杯挨着一个烧杯，颜色也由尿黄色逐渐过渡到伏特加一样清澈无色。卡波戈教授告诉我，深黄色的是甲醇。清澈无色的是二甲苯。他说，我们用这些液体保存组织样本。这些有机溶液是脱水用的；因为脱水干燥是长期保存组织的先决条件。甲醇在处理过这些样本之后会变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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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给我看了一个带个铰链盖儿的橙色小塑料篮子，大小和外形像个火柴盒。卡波戈教授解释道，这是个“磁带盒”。从淋巴结或其他器官上取下一块组织，封存在这样一个盒子中；再把整个盒子浸到装有甲醇的烧杯中；先浸泡在甲醇中，之后依次浸泡到其他溶液中；最后将其浸泡在二甲苯中。这样甲醇将样本组织中的水都吸取出来，二甲苯又将样本组织中的甲醇吸出来，最后就可以用石蜡保存标本了。卡波戈教授指着桌子上的一台大型机械说，这个装置是制石蜡用的。他解释道，你可以从“磁带盒”里拿出被滤过水的组织样本。这个装置流出一股热的液状石蜡。石蜡温度降下来之后，就会像黄油一样包裹着组织样本。之后去掉磁带盒盖子，用独立的编码标在其底部，比如A90或B71。他说，这就成了你的存档标本。“A”表示该组织取自解剖的尸体，“B”代表活组织样本。所以那个石蜡包起来的淋巴结，即获得的DRC60标本，一定被标成“B××”。每个编码的标本都被记录到大账簿上。然后标本就被存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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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起来？存在哪里？我追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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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验室的深处还有一道门，这门上挂着蓝色的帘子。卡波戈教授把帘子掀开，我跟着他，进入了一间标本储藏室，又小又窄，屋子的一边排满了架子和柜子。架子和柜子里放有上千个布满灰尘的石蜡块和陈旧的显微镜载片。石蜡块成堆成箱地放着，一些箱子标了日期，另一些没有。看上去包装得有些混乱。还有个木凳子，是为那些好奇心强，不知疲倦愿意仔细翻找样本的人准备的。虽然我没打算翻找，但是这次参观却让我突然激动不已。这里？是的，就是这里，教授说。这就是DRC60待了几十年的地方。他其实可以骄傲地加上：这就是艾滋病研究过程中的罗塞达之前所存放的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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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蓝帘子后的储藏室中，DRC60和几百种其他样本，几经迂回，到达了比利时，后来又到了美国，最终到达了亚利桑那大学一位年轻生物学家的实验室里。迈克·伍罗贝（Michael Worobey）是加拿大人，祖籍大不列颠哥伦比亚，他的专业领域是分子系统学。本科毕业后，他拿到罗氏奖学金上了牛津大学，通常就意味着他会经历两年适度紧张的学习，还会在草地上惬意地饮用茶水，喝雪利酒，打网球，还会迷恋上流社会，之后这位“学者”才会回到专攻医科的研究生学业上或是就业。伍罗贝更加认真地度过了在牛津的时光，他继续深造，完成了博士学位，之后做了进化生物学分子方面的博士后。那以后，他于2003年回到北美，接受了亚利桑那副教授一职，自己成立了一个BSL-3实验室，来研究危险病毒的基因组。几年后，正是伍罗贝在一个1960年的刚果活组织标本中检测出了H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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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罗贝放大了病毒基因组片段，拼接到一起，把它看作是早期的HIV-1，按序列将其命名为DRC60。他把这个序列与ZR59这种已知病毒进行对比，得出一个重大的结论：艾滋病毒在人类体内出现的时间比普遍认为的时间早了几十年，比人们预想的时间要长得多。可能早在1908年这种传染病就开始了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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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解伍罗贝的发现，以及了解它是如何在早期观点中被发现的，需要了解一些背景信息。这涉及那场关于HIV-1是如何传染到人类当中的激烈争论。基于当时关于HIV-2和烟熏白眉猴的了解，众多因素之中，20世纪90年代早期以前最盛行的说法是HIV-1来自非洲灵长动物，它可能是通过不同的三次丛林肉屠宰实例（M组和O组，O组很快被确认）传染给了人类的。这就是众所周知的切割–猎人假设。每个实例中，可假定，有男人或女人宰割了带有SIV阳性病毒的灵长动物的尸体，而这个人自身有暴露在外的伤口，也许是手上的切口，或胳膊上的划伤，或皮肤表面的一个新破处，沾上了那动物的血液。如果尸体是搭在肩膀上扛回去的，那背部的伤口也会受到感染。如果生吃了一些肉，那嘴里的伤口也会被感染。重要的是动物血液与人的血液有了接触。切割–猎人假设虽然是推测的，但有可信之处。这是个证据不足的结论，极少考虑复杂的因素，也没有反例。它与已知事实是相符的，但那些事实都是不完整的。到了1992年，相反的理论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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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个非正统的理论，非常具有争议性：该理论认为HIV-1首先是通过一支受污染的脊髓灰质炎疫苗感染给人类的，这疫苗在100万毫无疑心的非洲人身上试用过的。从这个理论上讲，疫苗本身就是艾滋病的一个意外传播途径。某个人犯了个极其愚蠢的错误。他应受到谴责。科学的傲慢让他无视告诫，最终导致这个灾难性的结果。最吓人的是，这个脊髓灰质炎疫苗的理论居然也看似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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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你所见，病毒非常狡猾。它们出现在了不该出现的地方。实验室发生了污染。甚至是在生产过程中疫苗感染病毒或细菌——污染就发生了。回到1861年，一些意大利小朋友接种天花疫苗，注射物质直接从引起“疫苗疼痛”发展成了梅毒。20世纪初，新泽西州卡姆登市（Camden）给孩子们接种的天花疫苗，似乎是感染了破伤风杆菌，导致9名接种的孩子死于破伤风。大约同一时期，在圣路易斯准备的一批白喉抗毒素，该批抗毒素用的是马的血清，也携带了破伤风杆菌，导致另外7个孩子丧生。生产商之后开始过滤疫苗，这是一项对细菌污染非常有效的预防措施；但病毒却能通过过滤器。有时会加入甲醛来清除目标病毒，但这样做也可能会消除非目标病毒，但假设并不总是正确。在本世纪中叶，早期的沙克小儿麻痹症疫苗批次中就掺入了一种被称为SV40的病毒，这种病毒使恒河猴的种群发生传染病。几年后，当有关该病毒能引发癌症的猜疑出现时，疫苗中的SV40变成了热点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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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中是否发生了HIV-1污染及是否由此引起严重后果则是另外一回事。给非洲人用的疫苗并不在争论范围之内。1957年到1960年间，波兰裔美国研究者希拉里·科普罗夫斯基，是脊髓灰质灭活疫苗和减毒活疫苗研发竞赛中不知名的一位竞争者，他安排了比属刚果东部区域和邻近殖民区的人们口服了他研制的脊髓灰质炎疫苗。这些地区后来分别成了刚果民主共和国、卢旺达和布隆迪。1957年科普罗夫斯基亲自去了斯坦利维尔，和后来管理试点的人见了面。在坦噶尼喀湖北部的鲁齐齐山谷地区，成人和儿童满怀信心地排队接受那一大汤匙或一针管的液体疫苗。往嘴里一喷，你的服用完了。下一个！口服疫苗的人数不确定。粗略统计，仅在斯坦利维尔就有约75 000名儿童服用了该疫苗。这个非正统的理论指出了关于这项事业的另外两个问题：首先，科普罗夫斯基的疫苗生产是通过在黑猩猩肾脏细胞内培养病毒的方式来完成的（而标准的技术应该是在猴子肾脏细胞内进行）；其次，至少有些批次的疫苗是从感染了SIVcpz病毒的黑猩猩肾脏中培养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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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人争论道，这个疫苗接种错误导致的结果是医源性感染（医疗引起的疾病），使中非地区许多人感染了后来才被识别出HIV-1。按照这个说法，简称为OPV（oral polio vaccine，口服脊髓灰质炎疫苗）理论，一位粗心大意的研究者给非洲大陆和全世界散布下了艾滋病毒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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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V理论从1992年被传播开来，变得臭名昭著。这是因为，当时一位名叫汤姆·柯蒂斯（Tom Curtis）的自由职业记者在《滚石》（Rolling Stone）杂志发表长篇文章描述了OPV理论。柯蒂斯的文章名为“艾滋的起源：一个令人震惊的新理论试图回答‘艾滋病是上帝的行为还是个人的行为？’这个问题”。一些其他研究者早些时候也讨论了这个观点，只是更加含糊，有人还把汤姆·柯蒂斯搬了出来。当柯蒂斯开始调查时，一些有名望的科学者出于自我保护地退出了，只是暗示也许这个理论值得考虑。柯蒂斯甚至引用了WHO全球艾滋项目负责人大卫·哈里曼（David Heymann）博士直白的评论：“艾滋病毒的起源对今天的科学没有重要意义。”他还引用了另外一位专家，哈佛的病理学家威廉·哈兹尔廷（William Haseltine）的评论，说：“这会分散注意力，没有效率，还让公众产生迷惑性，我想这对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是有很大的误导。”当发表了这篇内容后，希拉里·科普罗夫斯基的律师起诉了柯蒂斯和《滚石》杂志，控诉其诽谤，杂志后来发表了“澄清”，承认OPV理论和科普罗夫斯基的角色只代表一种未经证实的假设。但当《滚石》的事情尘埃落定之时，一位叫爱德华·霍珀（Edward Hooper）的英国记者又抓住了OPV理论，把它当成是个人的爱好并开始研究，给了它第二次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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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课题霍珀很固执地（尽管有时不一定总是好的）研究了好几年，1999年时他将案例整理成了一本上千页的书，书名为“河流：通往HIV和AIDS起源的旅程”。霍珀的河流是比喻性的：历史之河，因果之流，从微小的起源汇成后果的海洋。在书的序言中，他略微提及维多利亚探险者寻找尼罗河源头之行。那河流是从维多利亚湖起始，沿里彭瀑布（Ripon Falls）倾泻而下，或者还是在上游有另一个更为隐蔽的源头吗？“关于尼罗河源头的争议，”霍珀写道，“与一个半世纪以后的另一争议奇怪地呼应了，即关于AIDS的马拉松式讨论。”依照霍珀的观点，维多利亚探险者关于尼罗河的源头判断有误，同样现代专家对AIDS疫情发源点的判断也有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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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珀的书十分厚重、极为详细、看似合理，它费尽精力去缓慢发掘，但其主张仍具有迷惑性，而且成功地引起公众对OPV理论更广泛的关注。一些AIDS研究员（包括菲丽丝· 卡吉和马克思·埃塞克斯），早已知道猴子细胞中的SIV引起的疫苗感染至少是理论上的可能；他们已经对疫苗生产线进行筛选，并未发现疫苗污染的情况，紧随汤姆·柯蒂斯，霍伯提出了从关注转到控诉的观点。他书中大量的信息和激烈的争辩并没有证明其基本的论点——科普罗夫斯基的疫苗是由感染了HIV的大猩猩细胞制成的。但他的文章中的确提出了疫苗可能是由已经感染了的大猩猩细胞制成的这种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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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事情的可能性对事实让了步。那真正发生了什么？证据在哪里？一位名叫威廉·汉弥尔顿（William Hamilton）的著名进化生物学家相信OPV理论值得研究，在他的敦促下，伦敦皇家学会在2000年9月召开了一次专门会议，在更广泛的背景中来讨论这个主题。汉弥尔顿是资深专家，受人爱戴和尊敬，他的早期进化理论工作为爱德华·O·威尔逊（Edward O. Wilson）撰写《生物社会学》（Sociobiology）和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撰写《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提供了信息。他劝说皇家学会给OPV理论一个公平的评价。爱德华·霍珀，虽然他自己不是科学家，但也被邀请去发表演讲。希拉里·科普罗夫斯基也参加了，还有一些AIDS的主要研究者。但是，会议开办时，威廉·汉弥尔顿已经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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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2000年3月突然去世，在一次刚果研究之旅中感染了疟疾，因肠道出血而亡。在他缺席的情况下，他皇家学会的同事们讨论了大量的与HIV和AIDS起源有关的事情。OPV只是众多话题中的一个，但是它明显地推动着整个会议的议程。能否从分子生物学和流行病学中找到可用的数据，可以支持或反驳有关疫苗感染的设想？这个问题的一个必然推论是：HIV-1首次进入到人类是什么时候？如果最早的感染发生在1958年以前，那么那些感染就不可能是由科普罗夫斯基的OPV试验导致的。档案中提到的HIV阳性可能是有决定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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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才将DRC60从金沙萨大学带了出来。皇家学会会议之后，参会的一位比利时医生，迪尔克·特尤文（Dirk Teuwen），参与并重新收集了刚果早期的病理学参考资料，这些资料他在刚果殖民医学实验室里的存档报告中曾经见过。特尤文持有一种观点，他向其他与会者提到过，那就是HIV-1可能会在那些陈旧的石蜡块中封存的样本中检测出来。但他遭到了质疑。另外一些人怀疑道，任何有用病毒的痕迹不可能经过几十年的酷热、几十年简易的储藏方法、几十年政权动荡在革命之后仍能保存下来。但是特尤文很固执，他招募了助手。一位高级病毒学家，刚果人让–雅克·牧耶比（Jean-Jacques Muyembe），得到了卫生部的批准后，开始寻根探源。牧耶比去了金沙萨大学，在蓝帘子后的储藏室内仔细搜寻，将813石蜡封存的样本放在一只普通的手提箱里，随身带着，之后继续他的比利时专业之旅。在那里他将所发现的东西交给了迪尔克·特尤文。根据先前协作研究的协议，特尤文把它们送到图森市（Tucson）的迈克·伍罗贝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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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条陈述线重叠在了一起。伍罗贝，作为一名研究生，既认识牛津的比尔·汉弥尔顿（Bill Hamilton），还认识比利时的一些疾病生物学家。出于对HIV起源的兴趣，伍罗贝陪汉弥尔顿一起到刚果进行最后那次致命的实地考察。他们是2000年1月去的，当时正处于刚果内战后的混乱时期。就是洛朗·卡比拉（Laurent Kabila）总统取代蒙博托·塞塞·塞科（Mobutu Sese Seko）的那次内战。汉弥尔顿想要收集野生黑猩猩的粪便和尿液样本；他希望那些样本可以帮助肯定或驳斥OPV理论。伍罗贝则对OPV理论不怎么看重，而是想记录HIV起源和进化的更多数据。当时刚果共和国正处于一种疯狂的阶段，比平时更为疯狂，因为两支反对洛朗·卡比拉的叛军部队仍旧控制着国家东半部的众多地区。汉弥尔顿和伍罗贝飞到基桑加尼（Kisangani，前斯坦利维尔），刚果河上游的一个地区首府，也是科普罗夫斯基开办疫苗公司的那座城市。当时该市河岸一边被卢旺达支持的军事力量所占领，另一边则被乌干达支持的力量所占领。由于战乱，商业航线不通航，所以两位生物学家与一个钻石商共同乘坐了一架小型包机。在基桑加尼，他们拜访了占领了多半个城市的由卢旺达支持的军队司令，然后很快到了森林中，在那里，虽然有豹和蛇，但会更安全。在当地向导的帮助下，他们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收集了野生黑猩猩的粪便和尿液。等他们要离开的时候，汉弥尔顿已经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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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和伍罗贝都不知道是怎么得的病，但他们尽快赶了下一趟离境航班，到了卢旺达。从那里，他们再飞回乌干达的恩德培市，在当地汉弥尔顿被确诊为恶性疟疾并接受了一些治疗，然后又转到内罗毕，再从内罗毕到达伦敦希思罗机场。到那时，汉弥尔顿似乎度过了最糟的时期；他感觉好多了。他们完成了任务，且保全了性命。一位美国实地考察生物学家曾经向我表达过这样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觉。“这是事情的根本目标：把数据带回家。”那个人的研究也遭遇了很多危险——海难、饥饿、淹溺、蛇咬，虽然不是疟疾和枪击。“如果你经历太多的风险，就回不了家了，”他说，“如果你经历的风险极少，就得不到数据。”汉弥尔顿和伍罗贝获得了数据，回了国，但后来发现装有珍贵黑猩猩样本的冰藏箱在内罗毕到伦敦的途中行李转机时给弄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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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图森市拜访了迈克·伍罗贝，想了解这个行程。“当时一切都还好，”他告诉我，“直到我们检查6个包，包括装样本的冷藏箱，才发现只有5个包出现在了行李传送带上，装样本的那个包不见了。”他的朋友汉弥尔顿第二天早上又病了，去了医院，出血非常严重，也许是因为他吃的防止疟疾高烧的消炎药所致。伍罗贝打电话过去，却从汉弥尔顿姐妹那里得到这样的消息：你是谁？打电话有事吗？比尔病危了。伍罗贝同时还要通过长途电话与内罗毕的行李管理者进行周旋，他们告诉他说冷藏箱已经找到，会随下趟航班到达。但到达的却是别人的冷藏箱，里面全是三明治。“那又是一出闹剧，而比尔却在医院快要不行了，”伍罗贝告诉我。他们的冷藏箱两天后才到达，而汉弥尔顿已经没有力气去庆祝了。他做了一系列的手术，输了血，挣扎几周之后，便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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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弥尔顿为之付出生命的那些刚果黑猩猩粪便样本中，并未检出SIV呈阳性。那几份尿液样本在很边缘的区域可证明有抗体。结果也不够清晰或重要，不值得发布。好数据是在你寻找的地方发现的，但却不总是在你看过的地方出现。几年后，当金沙萨的人类病毒样本到达图森市时，即J·J·牧耶比用手提箱带到比利时的813小块石蜡包裹的组织，迈克·伍罗贝准备好了。他在这些样本当中发现了DRC60，真是让人意想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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筛选石蜡包裹的陈旧器官样本块儿、寻找病毒RNA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即使对专家来说，也是一样。伍罗贝说，这些小块儿被证实是“一些最肮脏的组织，最不适合做分子生物学实验”。问题不是这些样本在室温下、在赤道上、在尘土飞扬的储藏室里储存了43年。问题是那些用于固定组织的化学物，1960年盛放甲醇和二甲苯的烧杯，这些卡波戈教授都曾给我看过。回到那个时期，病毒学家偏爱一种叫鲍音（Bouin）的固定剂，一种有效的含有少量福尔马林和苦味酸（picric acid）的混合剂。用它保存组织的细胞结构效果很好，像三文鱼肉冻一样，这时样本可以切成薄片，放在显微镜底下观察；但对有生命的长分子来说保存效果很差。这种混合剂易于把DNA和RNA分解成小段，伍罗贝解释道，然后形成新的化学键，留下“一种大团混乱的结构，而不是良好的珠串儿形式，那样便可以做分子生物实验”。因为过程费事，他只从金沙萨的813个组织块儿中筛选出了27个。就在这27块儿当中，他发现了含有RNA片段的组织块，确定无疑表明其为HIV-1。伍罗贝继续熟练地整理混乱的结构，并把RNA片段重新排列好，组成核苷酸碱基（nucleotide bases）序列之后将其命名为DRC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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