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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提到过第一例被检测出SIV呈阳性的野生黑猩猩出现在贡贝。我以前没有说但现在要在这儿说的是,贡贝黑猩猩SIV呈阳性的情况和其健康状况下降及幼年夭折密切相关。这还是碧翠斯·哈恩和她的团队取得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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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捕捉到的黑猩猩体内发现SIVcpz后,哈恩还想在野外寻找这种病毒。但是她和她率领的由年轻的分子生物学家组成的团队对在非洲森林里提取黑猩猩样本了解甚少。你该做什么,难道是走出去,射杀一只?还是用克他命将猿猴麻醉,采集血样,再把它弄醒然后放走?(我们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莫巴·贝湿地群监视大猩猩的8天里,比利·卡雷什一直是这么做。但是这对于人们研究较多且非常熟悉黑猩猩群体的做法有很大差异。)天哪,不!经常进行实地研究的灵长类动物学家说道,天哪,不!他们这个团队为这种对他们那敏感而又对人充满信任的研究对象的侵入行为感到非常震惊。这对哈恩来说是一个全新的领域,这个领域有一系列新的关注对象和方法,对此她很快就适应了。在一个汇集了众多灵长类动物研究人员和病毒学家的科技研讨会上,她遇到了哈佛大学的理查德·兰厄姆(Richard Wrangham),他由于在行为生态学和猿猴进化方面的研究成果而受到人们的尊重。兰厄姆在乌干达西部的基巴莱国家公园(Kibale National Park)率领科研人员对黑猩猩进行了多年的研究,在这之前的40多年里,他在贡贝进行博士项目的实地研究工作。他对哈恩想在野外排查黑猩猩身上是否带有病毒的想法非常支持。哈恩回忆到:“最终就是兰厄姆说服简,我们能够在一起工作。”但是在贡贝开展这项工作之前,他们观察了兰厄姆在基巴莱的研究基地的黑猩猩。兰厄姆一个叫马丁·缪勒(Martin Muller)的毕业生为这项研究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帮助。1998年他收集了黑猩猩的尿液样本,研究睾酮、进攻性和压力之间的关系。在哈恩实验室工作的马里奥·圣地亚哥(Mario Santiago)发明了在几毫升尿液中检测SIVcpz抗体所需的工具,同时马丁·缪勒提供了一些他在基巴莱的冷冻样本。为了写这件事,我去了阿尔伯克基(Albuquerque)和缪勒进行了交谈,现在缪勒是新墨西哥州大学人类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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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巴莱的冷冻样本中SIV检测均呈阴性。缪勒回忆说:“我们有些失望,因为那个时侯传统的想法是这种病毒不会给黑猩猩造成不好的影响。”同时,他的荷尔蒙研究也得到了一些有趣的结果,他想扩大数据的收集范围。他和兰厄姆认为从其他黑猩猩种群采样进行样本进行对比或许会有所启发。这种想法促使缪勒带着他收集尿液的瓶子和所有冷冻样本所需的笨重装备在2000年8月返回贡贝。他只待了几个星期,训练坦桑尼亚基地进行实地研究的助手们如何继续采集样本。他自己只带走了几份样本。回到美国的家中,他给哈恩发邮件问她是否需要6支冷冻的贡贝黑猩猩的尿液样本,哈恩激动地回复到“需要,需要,需要”。他按照标准程序给样本贴上带有代码的标签,这样哈恩就不会知道这些样本究竟属于哪个黑猩猩种群了。6支试管中有2支被检测出SIV呈阳性。缪勒揭晓了答案,告诉她这两支样本都来自一只叫金柏(Gimble)的23岁雄性黑猩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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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柏是贡贝黑猩猩家族中比较有名气的,他的妈妈是梅丽莎(Melissa),一个成功的族长,他的兄弟中的哥布林(Goblin)是种群中的雄性首领,并且活到了40岁。但金柏的生命和在黑猩猩家族中的地位却与之大不相同,而且更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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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得到生活在贡贝的黑猩猩种群的检测结果之后,碧翠斯·哈恩给简·古道尔写了一封很长的邮件,解释了前因后果。古道尔本是动物行为学家(在剑桥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而不是分子生物学家,西方斑点抗体分析领域对她来说是陌生的,就像野外采集样本对哈恩来说是陌生的一样。古道尔对黑猩猩的研究开始于1960年7月,在当时的坦噶尼喀湖(Lake Tanganyika)东岸的贡贝河流保护区(Gombe Stream Game Reserve),这个保护区后来成了贡贝国家公园。她于1965年在靠近湖边的一幢小楼里成立了贡贝河流研究中心(Gombe Stream Research Centre),在山地的森林里继续她的长达21年的黑猩猩研究。在1986年古道尔出版了一部科学著作《贡贝的黑猩猩》(The Chimpanzees of Gombe),然后结束了自己实地研究科学家的职业生涯,因为她对世界各地的医学实验室中的黑猩猩和其他捕捉到的动物所受到的待遇感到震惊,她感觉自己必须成为一名行动主义者。她离开后,多亏了训练有素的坦桑尼亚的实地研究助手和后来的科学家,他们继续对贡贝的黑猩猩进行研究,在贡贝已有的研究的基础上,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不断丰富着相关的数据,延续了以往的研究。她同贡贝研究基地以及那里的黑猩猩保持着密切的私人联系,也通过加入她的简·古道尔机构的项目和那里保持着联系。只有在忙里偷闲的空余时间,她才会出现在原来的研究基地。她每年大约300多天都在世界各地旅行,发表演说、游说、会见媒体人士和小朋友、传递鼓舞人心的消息。哈恩理解古道尔保护黑猩猩的强烈感情,特别是对贡贝的黑猩猩的保护更是如此。她害怕任何会使黑猩猩陷入被人利用境地的行为,尤其是以医学研究的名义进行的行为。在这封很长邮件的末尾,哈恩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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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用这样的说法来结束我的这封邮件,那就是在贡贝的黑猩猩种群中发现SIV病毒,实现了一个病毒学家的梦想。考虑到你和你的同事在几十年中收集到的大量有关黑猩猩的行为和对其观察所得到的数据,这对于研究野生黑猩猩中感染SIVcpz病毒的自然历史、传播方式、病原体(或许由于缺少)是非常理想的情况。而且所有的这些都可以在对黑猩猩毫无影响的情况下进行。当然会有对这样独特的研究提供资助的机会。所以病毒学家的梦想成真并不意味着是灵长类动物学家的噩梦,虽然我知道我要花一段时间才能说服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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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她还是说服了古道尔,但是在工作中出现了一个噩梦般的发现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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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她之前的一封邮件中,哈恩曾写道:“为了尊重黑猩猩,最好还是说SIV感染不会导致黑猩猩出现免疫缺陷或者患上艾滋病。”她日后会发现自己的这个观点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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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古道尔在世界旅行的途中停留时,我遇到了她,她向我讲述了她自己的担忧。我们是在以前的几次探险中认识的——在刚果观察黑猩猩,南达科他州追踪黑足雪貂,蒙大拿喝纯麦苏格兰威士忌时都有接触。室外的暴风雪阻塞了交通,但是这次我们可以在弗吉尼亚州阿灵顿的一家酒店里坐下来静静地聊聊贡贝的黑猩猩,聊一聊贡贝。她研究黑猩猩50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我也被《国家地理》杂志指定为黑猩猩研究方面的撰稿人。我们谈论了童年对她的影响,她想在非洲成为一名自然学家的梦想,谈到了她的导师路易斯·利基(Louis Leakey),她刚刚开始涉足这个领域的时光以及她在剑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那段时间,之后,她提到遗传学和病毒学。这时,我将话题引到了SIV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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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主动说道:“我是真的,真的很担心比阿特丽斯·哈恩的研究,如果她真的找到了HIV或者艾滋病毒,将会发生什么,我们很多人都会对此感到焦虑。”她见过哈恩,也与她交谈过,哈恩对黑猩猩福祉的关注让她消除了几丝疑虑。“但是,我仍感到不安,因为一旦结果出来了,即使她像现在这样再怎么关心黑猩猩,别人也可以用其他方法来利用黑猩猩。”我问简,例如?在她看来有什么样的危险?“这将掀起人们捕捉黑猩猩在医学实验室进行研究的新一轮的浪潮。”她担心,黑猩猩感染艾滋的消息一传出就像是一个有希望深入探索人类艾滋的机会,不必再考虑黑猩猩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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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在贡贝地区有什么影响?我们都知道,哈恩发现了一种类似艾滋病的东西,而且现在金柏已经死了。贡贝的黑猩猩种群的其他成员死于免疫缺失的前景如何?“是啊,确实,”简说,“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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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种想法很可怕,但是,她从与哈恩谈话的一开始就意识到,这样的发现会导致两个方面的结果。简说,一方面,这可能是一种安慰:如果人们听说野生黑猩猩携带导致艾滋病的病毒并且会传染,他们可能会停止对黑猩猩的狩猎、屠宰和食用。“因为他们会害怕。这是事情的一个方面。然后,另一方面,人们会说:‘这些动物对我们来说都是危险的,所以得把它们全部杀死。’这两种情况都有可能发生。”简是一个洞察力很强的女人。她有着世俗圣人的光环,但实际上她就是一个普通人,平凡,机智,有很强的辨别是非的能力。她指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极端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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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简单地讨论了哈恩对黑猩猩采取的非侵入取样方法:尿液中可能含有抗体,粪便中可能包含病毒的RNA。简承认,这种方法让她心里感到很安慰,因为使用这种方法就不需要先麻醉黑猩猩然后再用针头从它们身上抽血取样了。“不需要血,”她说,“只需要一点点粪便。”我也同意,它们能够从一点点粪便中就检测出病毒确实让人感到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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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她赞同哈恩的研究,这项工作继续进行。在2000年11月底,哈恩在亚拉巴马州的实验室收到第一批材料,其中包括可怜的金柏的三个粪便样本。哈恩带的研究生马里奥·圣地亚哥对样本进行了筛检,并再次证实金柏的三个样品检测都呈阳性。然后,圣地亚哥放大病毒RNA片段并对其进行了排序,确认了金柏的SIVcpz病毒检测呈阳性。这似乎是一个新的菌株,与其他已知的菌株有显著的差异,这种病毒很可能是非洲东部特有的病毒。这一发现的意义体现在几个方面。是的,贡贝的黑猩猩感染了这种病毒。不,它们不是引起人类发病的动物传染源。由玛蒂娜·皮特斯在非洲西部发现的SIV病毒变种(先于哈恩在喀麦隆的发现)比贡贝病毒更能与HIV-1的M组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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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2月中旬,另一封电子邮件从哈恩的邮箱发送到理查德·兰厄姆、简·古道尔、马丁·缪勒和其他人的邮箱里。主题栏标题为:好消息。在邮件中,哈恩描述了对金柏进行研究所得出结果和在它身上发现的SIV病毒在病毒家谱当中的位置。然后,由于她对大写字母情有独钟,她用大写的字母写道:“这是一次巨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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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仅仅是开始。研究持续了整整9年。在贡贝工作的实地考察人员收集了94只黑猩猩的粪便,每一只黑猩猩都有名字,大多数情况下,研究人员也知道它的个性和家族历史。比阿特丽斯·哈恩团队的研究人员对粪便进行了分析,发现这94只黑黑猩猩中有17只SIV病毒检测呈阳性。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黑猩猩死了,其余的消失在森林里,因为没有再出现,所以也被认定死亡。死亡对于野生动物包括黑猩猩来说是一件私事,尤其是当死亡以缓慢而疼痛的方式慢慢来临的时候更是如此。如果这些野生动物有社会群体的话,它们会离开这个社会群体独自面对死亡。追踪者最后一次发现金柏在2007年1月23日,但是它的尸体一直没有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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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伯明翰,随着毕业生和博士后不断来到或者离开哈恩的实验室,这里出现了一种与非洲野生动物出现和消亡所不同的人员流动。马里奥·圣地亚哥离开了,继续追求他事业的新阶段,布兰登·基尔来了。样本源源不断地分批次从贡贝送来,这些样本都需要分析——这是一个漫长并且耗费体力的过程。大部分工作由基尔承担,尽管对他来说这是一个“不太重要的项目”。在我和他到访迪特里克港(Fort Detrick)期间,他对我说,在博士后研究接近尾声时,他对这个项目的认知感使他认识到了这个项目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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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要离开这个实验室结束博士后研究。我对自己说,我想知道在这些黑猩猩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随着收集的样本的数量不断扩大,他知道在贡贝感染了SIV的黑猩猩的数量在增加,他还知道有证据证明黑猩猩中出现了垂直传播(母传子)以及通过性传播而出现了新的病毒感染的情况。他想这个研究应当可以写出关于一个无害的病毒怎样蔓延及整个种群的有趣论文。“然后我们汇总数据。”他告诉我。这就意味着将实地研究工作放在行为观察这样一个新的角度进行研究。所以他与研究总部位于明尼苏达州的简·古道尔学院的合作者们取得联系,他一个一个地问,听出令人不安的消息的一些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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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不,那只黑猩猩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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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那只黑猩猩也死了,2006年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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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那只黑猩猩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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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尔回忆说,他一直问自己“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当他看到一份更新的死亡率列表时,他找到了这个问题的部分答案,因为一波死亡浪潮席卷了贡贝黑猩猩种群中SIV检测呈阳性的那些黑猩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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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和哈恩实验室的研究团队最近写了一个摘要,内容是关于他准备在一次会议上的讲话的,这个摘要之后还会在杂志上发表。据基尔回忆,这则摘要的草稿中包括这样一句话:“这些感染的黑猩猩看起来并不存在死亡风险。”他们把摘要的草稿寄到了贡贝的合著者那里,很快他们就回复说又有另外7只黑猩猩死亡了,基尔还不知道这个情况。他不再使用原来的摘要,重新考虑他正在做的事,与贡贝和明尼苏达州的合伙人更加紧密地协同工作,收集了一套更为完整的数据,然后他们就会明白这些数据所揭示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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