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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你已经理解的。艾滋病的传播源于一个偶然的事件。这个事件大约在1908年发生在喀麦隆东南部，与一只黑猩猩和一个人的血腥打斗有关。这个事件导致了一种病毒的扩散，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HIV-1M种群。这种病毒在传播之前很可能对黑猩猩有着致命的影响，后来在人类体内也确实是致命的。这个病毒从喀麦隆东南部开始，应该是顺流而下传播，沿着桑加河然后到达刚果，布拉柴维尔和利奥波德维尔。然后又从这些贸易中心传播到世界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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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病毒是怎样蔓延的呢？当病毒到达利奥波德维尔时，M种群病毒似乎到达了漩涡地带，与在桑加河源头的时候显得大不相同。它和HIV-2病毒存在生物学差异（适应了黑猩猩宿主），并且因为偶然的因素它和种群N和O也不相同（在城市中发现了这种病毒）。20世纪的前50年这种病毒在利奥波德维尔的表现究竟如何都只能通过推测才能有所了解。可能成为其宿主的人类的人口密度、男女比率过高、村子里普遍存在的性观念的差异以及卖淫——这些都是导致病毒在此传播开来的原因。但是性传播加上人口众多并不足以提供充足的解释。加拿大微生物学教授雅克·皮蓬（Jacques Pepin）提出了一系列更为丰富的推测，也许是这种病毒在此传播的一个更好的解释。20世纪80年代他曾在伊扎尔的一家丛林医院工作了4年。皮蓬与其他人合著了几篇有关这种病毒的论文发表在相关的杂志上，并于2011年出版了一本叫作“艾滋起源”（The Origins of AIDS）的书。他将某些深入的历史研究和自己的实地经验及微生物学的知识结合起来，他提出在卡特·亨特和这种在全球范围内流行开来的疾病之间起媒介作用的关键因素是皮下注射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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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蓬指的并不是毒品和吸毒共用的注射器。在一篇名为“目标高尚，后果未知”（Noble Goals, Unforeseen Consequences）的文章和他书中很大的篇幅中，他指出在1921到1959年间许多殖民地医疗机构出于良好的愿望打算用血管注射药物来治疗某些热带疾病。这是一项需要巨大付出的工作，比如治疗喀麦隆地区的锥虫病（昏睡病）。锥虫病是由一种顽固的原生生物[锥体虫（Trypanosoma brucei）]引起的，通过采采蝇的叮咬传播。在那几年里，这种疾病的治疗是通过血液注射含砷药物比如锥虫胂胺的方法——并且病人不是打一针而是需要打好多针才行。在加蓬和中部刚果（当时法国殖民地的名字，就是现在的刚果共和国），使用养生法对锥虫病进行治疗往往需要在3年的时间里给病人打36针。并且控制梅毒和雅司病同样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治疗疟疾主要通过注射奎宁的方法。在口服抗生素还没研究出来之前，麻风病患者使用大风子树（一种印度药物植物）的提取物制成的注射剂，每周打两或三针，持续打上一年。在比属刚果，没有接受过正式的教育，只是受过一点技术训练的流动医疗队的注射人员，经常到村子里看锥虫病患者，给他们每周打上几针。对最近的医学奇迹来说，那时是注射治疗的狂热期。每个人都打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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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是在一次性注射器发明很早之前的事了。用来将药物注射入肌肉或静脉的皮下注射器发明于1848年，直到一战后才开始由技工用玻璃或金属制成。这种注射器非常昂贵而且容易破碎，可以像其他精密医学仪器一样重复使用。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使用机器大量生产这种注射器，到1930年全球注射器的产量达到200万只，这使得注射器富富有余但还是不能一次性使用。对那时在中非的医学工作者来说，注射器极为珍贵又十分短缺。著名的法国医生尤金·亚莫（Eugene Jamot）1917~1919年在桑加河上游东部（法属赤道非洲的一部分，当时叫乌班吉沙里）工作，只用了6支注射器就治疗了5 347例锥虫病。这种像生产线一般地给患者注射药物的做法，使得医生根本没有时间在使用过程中给注射器和针头消毒。由于资源有限，证据简单，我们很难了解究竟采用了什么卫生防护措施。但是根据一个比利时医生在1953年所写的：“刚果有许多医疗机构（母婴中心、医院、药房等等），当地的护士每天要进行几十次甚至几百次注射，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对针头和注射器消毒。”这个医生写了在治疗性病过程中偶然感染乙型肝炎的危险，皮蓬大量引用了他的报告，因为它同艾滋病有潜在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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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护人员要面对大量的病人和少量的注射器，使得他们不能对使用后的注射器进行高压灭菌处理。用过的注射器只是简单清洗一下，先用水，再用酒精和乙醚消毒，然后就准备给下一个病人使用了。在护士数量有限、病人众多、供给缺乏的医疗机构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注射器给一个病人注射后又给另一个病人注射，针管中偶尔会沾染少量被感染的血液，也足以传播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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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少这样的事情？很多。皮蓬对以前殖民时期的历史档案进行了坚持不懈的调查，发现有许多这样的病例。在1927~1928年间，尤金·亚莫的团队在喀麦隆注射过207 089次锥虫病注射液，和大约100万支另一种治疗锥虫病的含砷药物，叫作氨基苯胂酸钠的注射液。仅在1937年，在中部刚果全境，大批的医生、护士，以及半职业的注射人员就注射了588 086支针对锥虫病的药剂，更不用说那数不清的治疗其他疾病的注射液了。皮蓬估算了一下，只是针对锥虫病的注射液就达到390次，其中74%是静脉注射液（直接进入静脉，不是肌肉），这是使用药物治疗最直接的方法，也是无意中传播血液病毒最有效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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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皮蓬所说，所有这些药物注射或许可以说明使得HIV感染率激增超过临界点的原因。一旦重复使用的针头和注射器把病毒输入到数量足够大的人群当中——假设是几百人——病毒的传播不会就此停止，也不会激增，而是会通过性传播继续感染更多的病人。包括迈克·伍罗贝和比阿特丽思·哈恩在内的一些专家怀疑针头在将HIV病毒传播到人体的过程中是一个必要的手段——也就是说，早期的传播是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但是他们也赞同这样的观点，即注射治疗的运动后来起到了另一个作用，当病毒在人体站稳脚跟后将这种病毒在非洲传播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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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针管理论并不是由雅克·皮蓬提出的。这要追溯到十多年前，一队研究人员的工作，这个团队的成员有洛克菲勒大学的普雷斯顿·马克思（Preston Marx），他在2000年讨论艾滋病起源的皇家学会上提出了注射理论。在这次会议上，爱德华·霍珀提出口服骨髓灰质炎疫苗理论。马克思的团队甚至认为通过注射运动使得HIV病毒在人体间的不断传播，可能会加速病毒的进化和它们适应人类宿主的速度，就像在170个梅毒患者中传播疟原虫（还记得那个疯狂的罗马尼亚研究人员米哈依·丘卡吗？）会增加诺氏疟原虫的毒性一样。雅克·皮蓬补充了普雷斯顿·马克思遗漏的部分，虽然没怎么强调病毒在人体中的不断传播对病毒进化的影响。皮蓬的主要观点就是污染的针头如此广泛使用一定会增加病毒在中非人群中的流行。与口服骨髓灰质炎疫苗（OPV）理论不同，这个理论通过进一步的研究得到了证实，而且皮蓬新的档案证据表明，如果无法证明，这个理论貌似很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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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通过注射治疗锥虫病的事情都发生在乡下，城市居民很少接触到这种病，部分的原因是采采蝇不在城市丛林中繁殖也不在植物中繁殖。另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是，这种注射风潮是否也出现在利奥波德维尔，在那儿HIV遇到了决定性的检验。皮蓬的答案让人意想不到、有趣而又有说服力。不用考虑锥虫病。他发现了一种不同的但是同样有攻击性的注射运动，这个注射运动主要旨在限制城市人群中发生的梅毒和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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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29年，刚果红十字会建了一所治疗性病的诊所，向前来治疗性病的男女开放。诊所的位置靠近利奥波德维尔的东边，离河很近，这是一个提供公共服务的私人机构。城市管理规定要求来城市中找工作的男性都要到这件诊所接受检查。出现性病症状的人都可以自愿到这个地方看病，不收取治疗费用。但是根据皮蓬所做的调查，需要诊治的人数众多，“几千名没有出现症状的妇女也要来此接受筛查看病，因为法律上要求她们必须这么做，理论上讲每个月都要去”。殖民地政府承认卖淫是一个根深蒂固的事实，但他们很显然希望这个行业能够健康运行——所以要求妇女接受强制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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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人检测出梅毒或淋病呈阳性，他（或她）就会在此接受治疗。但是诊断的检测有时并不准确。曾经接触过雅司病的女性和男性流动人口（由一种与梅毒病菌非常相似的病毒引起，但不会通过性传播）可能会导致检测结果不合格，患者就会被诊断患有梅毒，并且会接受长期的含砷和铋的药物治疗。无害的阴道菌丛会被误认为成淋菌——一种淋病因子。被诊断患有淋病的女性可能要注射伤寒疫苗，或是一种叫种子药特灵（Gono-yatren）的药物，或者是乳剂（关于这一点，雅克·皮蓬也有点困惑）。在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这个诊所每年的用药量都会超过47 000支注射剂。其中大部分是静脉注射剂，直接进入血液。随着“二战”之后涌入城市的移民数量的增加，患者的数目也随之增多。20世纪50年代早期，那些江湖医术（静脉注射乳剂？）和含有金属毒物的药品被青霉素和链霉素取代，因为这些药物的时效更长，这就意味着注射的次数少了。这项运动在1953年达到高潮，使用了大约146 800支注射剂，每天大约为400支。其中有许多注射液用在妇女、性工作者和热情的女士身上。所谓热情的女士就是有多个男性伴侣的女性。她们到处流动。注射器清洗后重复使用。HIV到达了这个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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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年后，发现了一份检测出我们现在称之为ZR59的HIV-1病毒血样。发现一年后改称为DRC60。这种病毒已经开始传播、变异，并且无药可治。没有人知道那两个病人是否到该诊所注射过药物。如果他们没有，那么他们可能知道谁在此注射过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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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时开始，事情得到了延展与丰富，从表面上看几乎在朝着各个方向发展，就像以利奥波德维尔为中心的具有传染作用的星光。我不想试着去追查这些疾病传染的轨迹——这样的工作可以写上与本书目的不同的十本书。但我会勾勒出疾病传播的模式，然后把注意力放到其中最臭名昭著的那一种病毒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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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病毒在利奥波德维尔地区传播了几十年，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这种病毒不断变异（大概也重组，将一个病毒粒子和其他病毒粒子混合形成更大的基因片段），而这些复制错误导致了病毒多样化。大多数变异都是致命的错误，导致突变的细胞发生死亡，但是由于有数十亿病毒粒子在不断复制，也确实能够产生大量能够存活下来的病毒变体。注射药物治疗的活动，在治疗性病的诊所和其他地方开展的可注射药品的治疗方法可能通过快速传播病毒和通过感染更多人类宿主，增加了病毒的总数而促进了病毒变异的这个过程。病毒粒子越多，突变越多，突变越多，病毒种类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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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V-1的M家系分成九个小类，现在被称为亚型，并用字母标记：A、B、C、D、F、G、H、J、K来表示。（如果可以，不要混淆这些分类的字母，HIV-2型病毒分为8小类，用字母A至H来表示。为什么HIV-1型病毒不用E和I这两个字母？不要纠结于为什么，这样的分类方法不是通过系统的表达方法建立起来的，就像是用纸板和罐头搭建贫民窟，并没有建筑方面的预见。）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利奥波德维尔人口的增长和旅游的发展，这个城市出现了这9个亚型病毒，向外辐射到整个非洲，甚至全世界。有些病毒亚型通过飞机，或者其他更普通的交通工具：公交车、船、火车、自行车，还有在横贯大陆的卡车上搭便车，步行等等方式传播开来。亚型A可能经由位于利奥波德维尔和内罗毕的中间的基桑加尼市到达了东非，亚型C可能经由卢本巴希一路沿着刚果东南部蔓延到了非洲南部。亚型C病毒慢慢地渗透到赞比亚全境，在生活着大量采矿工人和妓女的城镇中快速传播开来，亚型C灾难性地激增，席卷了南非、莫桑比克、莱索托和斯威士兰。这种病毒亚型还传到了印度，因为它和南非远在大英帝国期间就有着交流的渠道，这种病毒还传播到了东非。亚型D，同亚型A和C一样，也在东非国家建立了自己的地位，就是没有传播到埃塞俄比亚。这个国家很早就感染了HIV病毒，却由于某种原因，几乎没有感染亚型C病毒。亚型G传播到了西非。亚型H、J和K仍然主要集中在非洲中部，从安哥拉到中非共和国的广阔地带。在所有这些地方，经过了初期感染上艾滋与发展成艾滋晚期之间的几年滞后期之后，人们开始出现死亡。当然还有亚型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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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1966年的某个时候，亚型B越过利奥波德维尔传播到了海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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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如何做到这点的，无人知晓，可能也永远不会有人知晓了。但雅克·皮蓬对以往资料的挖掘为还原病毒传播的情况提供了新的支持。1960年6月30日，比利时政府突然放弃其非洲的殖民地，在帕特里斯·卢蒙巴（Patrice Lumumba）和他所领导的解放运动的鼓动下，数以万计的比利时侨民，几乎整个中产阶层的公务员、教师、医生、护士、技术专家和企业管理者发现，自己在这个新成立的共和国成了不受欢迎的人，感到不自在，开始大规模地回到比利时，飞往布鲁塞尔的飞机上人满为患。他们的离开引起了一个真空，因为比利时政权有针对性地避免了教育其殖民的居民。比如，这儿没有一个刚果籍的医生，几乎没有老师。这个国家急需帮助。世界卫生组织对刚果的求助予以回应，派遣医生到达刚果。联合国（通过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开始招募有技能的人前往刚果工作：教师、律师、农艺师、邮政管理员和其他官僚、技师和其他专业人士。这些新招募来的人大多来自海地。两个国家有很多契合之处：海地人跟刚果人一样讲法语，他们的根都在非洲，他们接受过教育，但在弗朗索瓦·杜瓦利埃（Papa Doc Duvalier）的独裁统治下，他们在国内几乎没有施展才华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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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国家独立的第一年，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派遣到刚果的教师中有一半是海地人。据估计，到1963年有1 000名海地人在该国工作。另一种估计说，20世纪60年代共有4 500名海地人与刚果当地人结婚。显然，据官方统计，这些人中没有人幸存下来。无论如何，数以千计的海地人来到了刚果。有些人带来了家人，有的只身前往。我们可以假设，这些单身的海地男性中很少有人一直在刚果保持单身。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可能有了刚果女友或者有性伴侣。几年的时间里，他们的生活状况还不错。但随着刚果开始训练培养自己国家的人，特别是在约瑟夫·德西雷·蒙博托（Joseph Désiré Mobutu）在1965年夺取政权之后，海地人不再被需要了，也不再受欢迎了。20世纪70年代初，他把名字改成了蒙博托·塞塞·塞科（Mobutu Sese Seko），把国家的名字改成扎伊尔，对外宣告了扎伊尔国有化的政策，这时对海地人的需求就更少了。在那些年里，许多或大多数的海地人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他们有利用价值被赞为来自美洲的黑人兄弟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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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回到海地的人中至少有一个，可能是最早的回国的人之一似乎携带了HIV-1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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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具体地说：有人不仅带回了对刚果的回忆，也将病毒一起带回了海地，这种病毒就是HIV-1的M组亚型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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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看到局势的发展，但你可能不能预料它是如何发展成这样的。雅克·皮蓬的研究为揭示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病毒是如何在海地繁殖和传播的提供了一些线索。在1966年前后发生了这样一件事，艾滋病毒从一个呈阳性的人那里开始迅速在海地人当中传播。那次传播的证据后来才出现，这些数据都来自553名居住在太子港贫民窟年轻母亲的血液样本中，1982年她们同意参加当地的儿科门诊进行的一项麻疹研究。后来对样本的检测显示，7.8％的女性艾滋病毒检测呈阳性。对于这样一种新的病毒来说，这个数字高得惊人也引起了皮蓬的怀疑，他认为，这种病毒在海地传播的早期“一定有一个非常有效的放大机制”，比性传播更奏效。他发现了一个可能：血浆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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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浆，血液中的液体成分（不包括细胞），是构成细胞抗体、白蛋白和凝血因子的重要成分。1970年左右，血浆的需求大幅上涨，为了满足这一需求，血浆置换这种方法逐渐发展起来。血浆置换需要从捐献者身上抽血，通过过滤或离心的方法分离出血浆，将细胞放回供体体内，将血浆保存起来。这个过程的一大优势是可以让捐献者（事实上，通常这些人都是卖血者，需要钱来解决困难）多次成为血浆的供应源，而不是每年只能出卖几次血浆。为了他人或者自己的利益献出你的血浆不会导致贫血。你可以回去修养后，下一周再来献血。这个过程的缺点是，这是一个巨大的、但在初期是不被承认的血浆置换机，可以在几天的时间里收集你和其他很多献血者的血液，可以使人感染上通过血液传播的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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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中期这种献血之后感染疾病的情况出现在墨西哥数千名有偿卖血者身上，也发生在中国25万名不幸的献血者的身上。雅克·皮蓬认为，这种情况也发生在海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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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发现相关的报道称血浆置换中心在太子港，一个称为加勒比海血库（Hemo Caribbean）的私人公司，1971年和1972年这家公司获得了巨大的利润。这家公司属于一个美国的投资者，这人叫约瑟夫·B·格林斯坦（Joseph.B. Gorinstein），公司总部设在迈阿密，与海地内政部长有密切的私人关系。献血者每卖出一升可以赚到3美元。在他们出售血浆之前得经过身体检查，但没有人对他们是否携带HIV进行筛查，因为那时还没有HIV这个缩写，这种疾病也不是引起全球性的灾难的疾病，只是默默无闻地生活在血液中的一种小病毒。据1972年1月28日登载在《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文章称，加勒比血库公司每月将五六千升的冷冻血浆出口到美国。批发客户是美国的公司，将血浆产品投放到市场上用于输血、注射破伤风疫苗及其他医疗方面的用途。格林斯坦先生不愿就此事发表任何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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