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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生100个孩子的目标（通常都会超标）诱惑设定得多么恰到好处，哪怕就是在梦中完成这项壮举。但是抱歉，生育100个孩子的概率仍只有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48！让这个数据更直观一点，人一生中被陨石砸死的概率也只是0.00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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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和女人都会遇到是走肾还是走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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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女权主义者是一厢情愿的思想家。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在上锁了的忠贞之门外，一望无际的沃土原野绵延至远方，任由男人播撒种子。各个文明的狩猎采集时代，人们的生活方式应该最能反映祖先的过去。据估算，一个男人最多能生12到16个孩子，而女人最多能生9到12个，两者的差别并不大。但这个差异在“牧人—园丁”（采集和农业时代的过渡时期）社会是比较大的。相比女性，男性的生殖差异在增大。尤其是在集约型农业社会更大，因为农业社会使一小部分有权有钱的男人拥有大量妻妾。 但更大的男性生殖差异似乎不可能普遍存在于进化史中。相反，它只存在于特定的生态环境、社会环境和经济形势中。其实反映男女生殖差异的数据并不容易获得。然而，由圣安德鲁大学的吉利安·布朗主导的研究，汇编了全球范围内文化谱系的18个相关数据，包括当前人口和历史人口，以及多种交配机制可以体现这一点。也许有人可能会认为，在一夫多妻制的社会中（那样的社会，一小部分男人会有很多配偶），男人之间可能会比女人有更大的生殖差异（有时差异很大，而在某些情况下则没那么明显）。但重要的是，整体情况在一夫一妻制的社会中并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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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在一年内要想成为100个孩子的爹，即使这事儿放在石器时代，不是张三李四王二麻子—是人就能实现的。事实上，一个滥交的男人，如果想实现这个目标，就要在一年内和130多个女人做爱，才能有90%的胜算超过信守一夫一妻制的男人一年当爹的概率。 而且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还需要非比寻常的条件安排—给这个男人建立一座储备充足、经验丰富的“后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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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宫”在人类以外的灵长类动物种群中有着“特殊地位”，当然，在人类历史上，她们只属于一小部分男人；而在缺乏财富等级划分和权力等级制度的狩猎族群中，其具体情况就不为人知了。 显而易见，视女人如财物，如今在世界上许多地方仍见怪不怪。美国圣母大学的人类学家丰特斯告诫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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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反映男性成功生殖潜力的不靠谱数据会适得其反。因为没有证据显示，在人类或其他灵长类动物身上，规律性地出现过如此戏剧性的终生生殖偏差。以这样的假设作为出发点，即使只是一个猜想，也是奠定了不切实际的基础，它可能会被用来编造各种脚本。在错误的假设前提下，只能产生错误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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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我们不必搞得那么学术：祈祷好运吧，进化论心理学的假想家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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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便说一句，进化论心理学家肯定不会提出，男人只会对“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感兴趣；或女人只会憧憬渴望“一生一世一双人”。例如，持类似观点的学者解释道，男性和女性都会酌情采用短期或长期性爱策略，尽管这种策略不一而足，或是针对不同的伴侣特质而设定。 但在我们人类进化史的大部分时期，性行为都“受到本能欲望驱使，占有更多的性伴侣，并进行更加频繁的性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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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大卫·施密特描述的那样，把“短期性爱策略”归咎于男人，已经不能自圆其说，也不是一个提高生殖成功率的合理路径。我们应该以一些与代表性漫画作品中（虚构或不真实）的描述相反的证据，用来解释当代西方男人和女人的性行为。在《具有挑战的卡萨诺瓦：在滥交青年男子的刻板印象之外》里，维克森林大学的心理学家安德鲁·史弥勒观察到，“那些四处过夜、处处留情的家伙符合我们的预期；而那些守着‘一生一世一双人’承诺的家伙，看起来才是例外”。 然而，安德鲁·史弥勒继续解释道，这些看法都是建立在颠倒的现实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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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一生一世一双人”才是众望所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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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性行为研究并不能仅仅停留在人们对性欲和性行为的个人陈述上，完全寄希望于道德的约束，人们所给出的答案并不理想。为了更顺应性行为的双重标准，男人和女人倾向于以不同的方式操控（如色情、自渎等）。 实际上，令研究性行为的科研人员最头痛的是男性所反馈的可靠异性性伴侣的平均人数要比女性高得多。由于异性恋性交要求同时出现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所以这在逻辑上是不可能出现的。这个逻辑矛盾，似乎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男人夸大其词的报告，因为他们“更想夸大地虚报‘大概的’性伴侣人数”。一旦男人的“猎艳记账本”上有大约15个性伴侣，他们则倾向于回答 “大约值”，而且最终常以5的倍数来结尾（他们通常这样描述：让我们瞧瞧，有苏西、珍妮、马莉妮、露丝……差不多50个吧）。男女性伴侣平均人数的差异在老年人那儿体现得更大，因为人老了，记忆就不行了。 男人用明显浮夸的数字夸大了两性性伴侣人数上的差异，而生殖选择只能作用于真实性行为所导致的生育繁殖结果，虚构的数据毫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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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我们出于顾及男人脸面的考虑，采用了他们的反馈数据，但性行为差异也只是程度上的差异，而不是种类上的差异。当然，目前男人普遍都会表示，相较于女人，他们对性开放更感兴趣——至少在已经完成的、跨时空的、不完全的人性横向调查中是这样的。 但这项调查并没有明确划分性别界限，卡萨诺瓦的男性性交模式，也不太适合大多数男人。让我们再看看英国第2次有关性态度和性生活方式的全国性调查（以下简称NATSAL）。 这份调查随机抽查了年龄在16—44岁之间的12000多人。 同样地，这些数据仍不可全信：16—17岁的男性称，他们比同龄女性平均多出0.4个以上的异性性伴侣；35—44岁的男性则声称多9个。这一切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调查数据变得越来越浮夸。尽管如此，在刚过去的三个月、一年，甚至5年里，男性和女性的性伴侣普遍都只有一个。 在他们一生所拥有的性伴侣的总数中取中位数，男人是6个，女人则是4个。这些保守数据暗示，只有很小一部分的男性在去年有5个或5个以上的性伴侣：约占样本总数的5%（相比之下，女性则仅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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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男性可能幻想着和许多不同的女性发生关系，但又不能无视自己的偏好。即使当男性被问及拥有多少性伴侣，才觉得理想化时，他们和女性的答案也并没有太大差异。甚至他们还会表现出强烈的厌恶感，不愿意执行英雄任务清单——这个清单要求他们频繁更换临时性伴侣，为的是能出现理论上超越信守一夫一妻制的男性的理想成功生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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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SAL的调查还发现，绝大多数的男性和女性，都宁愿拥有一段完美的一对一的性关系：男性人数占到80%，而女性则是89%。 在年龄段特别大的一组（处于35—44岁之间），男女倾向于一对一性关系的选择差异甚至更小：男性人数占86%，女性则是92%。令人感动的是，绝大多数已婚或同居的男性对于一对一的性关系都非常满意。 在一夫一妻制的理论下，两性之间的粗略差异似乎也越来越现实，至少根据接受调查者的自我反馈是这样的。大规模极具代表性的全国调查发现，丈夫只是稍微比妻子更有意向发生婚外性行为。 另外，我们也不用觉得单身女性就需要特别的怜悯：NATSAL调查结果显示，有78%的受访单身女性非常想拥有一夫一妻制的性关系，而单身男性则是67%。 最终，人们据此提出设想：男人之所以会努力获取社会地位，是为了获得生殖机会。而事实可能与该设想相反，社会地位高的男性，极有可能和守贞专一的人结婚，最不愿意在一夜情上投入过多，徒耗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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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研究：“今晚，你愿意和我上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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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似乎有一个臭名昭著的二人组研究，通过对女人和男人在性别天性方面的鲜明对比，来支持“睾酮是王道”的观点。他们就是罗素·克拉克和伊莱恩·哈特菲尔德。在他们的研究中，把年轻貌美的男人和女人作为诱饵安置在大学校园周围。 这些诱饵在他们的引导下用这样的话术去接近异性并搭讪：“在校园里我一直注意你很久了。我觉得你很有魅力。”在类似唐突的开场白后，他们会发出以下三个邀请中的任意一个：“今晚，你愿意和我约会吗？”“今晚，你愿意来我的住处吗？”“今晚，你愿意和我上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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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果显示，男人和女人同意约会的概率各占50%。有69%的男人同意参观女人的住处，甚至更多的男人愿意和女人上床。但几乎没有女人对参观陌生男人的住处感兴趣，更准确地说，没有一个女人同意上床。在丹麦和法国开展的类似研究也发现，男人更可能会接受隐晦或直白的一夜情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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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研究不是拿来作为闲暇的谈资，而是经常被视作研究滥交倾向的性别差异的“真实”研究。也许正因为如此，一个实实在在的性诱惑可能令人们改变念头，或使他们更乐意反馈自己不想要什么。值得一提的是，受访者是毫无戒心的，甚至在受访时还会大吃一惊。这项实验在他们做出回答后很快就结束了。我们不知道，那些同意约会的女人中有多少人最终会与邀约者发生关系，也不知道男人对这种几乎难以置信的性邀请能有多认真，或者说那些接受邀请的男人最后会不会去。据我所知，我对于给出诸如“好，当然”这样的回答，其真实意图仍旧无法确定。言外之意到底是自鸣得意，“看来我很性感、是太有魅力了，眼前这位完完全全是一个真诚坦率、精力充沛、精神健康的女人，想要把我带到一个私密的地方做爱”；还是幽默调侃，“太有趣了，你朋友同意你和别人过夜了吗？或许这很奇怪，但是我会很有礼貌的”。事实上，在一项后来的书面模拟研究中（在这个研究中，研究者会为参与者描述场景，并要求他们想像一下自己的答案），总体来说，男人即使在消除尴尬后，也并不愿意接受这种随意的性邀请。 即使在显得稍微合情合理的情况下也是如此。有一名自称是学生的参与者建议，在性邀约之前最好能设置一个简短而礼貌的对话，因为很多男人都表示，他们可能不会对直截了当的性邀约感兴趣，理由是“太直白了，有些奇怪，让我感觉她们的性生活很放荡”，并且“想脱掉我的裤子，一次聊骚还是不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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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明确的反对理由，正是这项研究实际上最想揭示的：女性可不想被谋杀、被强奸、被抢劫，或者说对引诱潜在变态狂也不感兴趣（这项研究的实施者和其他参与者的确都明确了这一点）。 在最初的书面模拟研究中，女人常常把面临这些情况时的感受形容成：对方鬼鬼祟祟，充满危险，像变态狂一样，并以此为理由拒绝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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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今晚，你愿意和我上床吗？”针对这个问题的调查结果，呈现出一种巨大的性别差异。这在性心理学调查中从未被观察到，它亟须得到解释。单纯将其作为女人和男人之间性别本质的根本差异记录下来，可能会显得很草率。密歇根大学的心理学家特里·康利及其同事在最近的工作中，揭露了造成这一著名调查结果的原因，同时也阐释了一个重要观点：社会现实表明，这些被选中参与研究的女人和男人，参与的并不是同一个实验。鉴于多年的劝告和警告，女人参与实验不仅仅意味着将自身置于那样的处境，更是典型的“自找麻烦”。 这一切还得感谢性行为的双重标准，才令女性有了更深层次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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娶一个“好女人”，暧昧多数“坏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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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正如罗素·克拉克和伊莱恩·哈特菲尔德所指出的那样，一名接受了一夜情邀约的女性，会被她自己和其他人认为是“荡妇”。和美国社会相似的一些地方，有些人反对把性行为双重标准当作一种文化遗产。当然，正如有一次我去拜访我大学时的男朋友的家时所发生的那样，这种态度是能转变的，有时候甚至转变得非常快。当时他父亲极力反对我和他睡在同一间卧室，理由是我们还没有结婚。他的母亲恭敬地听完后建议说：如果是这样，那他最好架好梯子，爬上阁楼，找到野营床后把它带下楼清洗干净，还得修好床腿，妥善地将床放置在书房，然后找床单铺好床。听完之后，他的父亲考虑了好一会儿，最后总结说，经过认真考虑，人确实应该与时俱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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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已然改变，一些书面模拟研究的实验结果（通常是和大学学生一起）找不出性的双重标准的证据。或者这种证据只存在于特定的人群，或是在不太常规的性行为活动中才会出现。 但是，当研究人员抛弃书面上的虚拟描述，而选择与人交谈时，这种性的双重标准确确实实出现了。正如一份大学生民族志的研究表明，“据报道，大多数学生对异性恋都有双重标准，他们把女性分为‘好女人’和荡妇” 。这份民族志这样总结男学生的典型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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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有权利进行几年的性实验。也有很多性开放的女人跟他们一起实验：一旦我不再进行这个实验，我就会去找一个“好女人”，经营一段长期的性关系（或者说是找个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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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词典中，并没有和“荡妇”这个词对应的形容男性的词汇。康科迪亚大学的艾米尔·奥图尔在回忆录《女孩终归是女孩》中这样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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