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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似乎有一个臭名昭著的二人组研究，通过对女人和男人在性别天性方面的鲜明对比，来支持“睾酮是王道”的观点。他们就是罗素·克拉克和伊莱恩·哈特菲尔德。在他们的研究中，把年轻貌美的男人和女人作为诱饵安置在大学校园周围。 这些诱饵在他们的引导下用这样的话术去接近异性并搭讪：“在校园里我一直注意你很久了。我觉得你很有魅力。”在类似唐突的开场白后，他们会发出以下三个邀请中的任意一个：“今晚，你愿意和我约会吗？”“今晚，你愿意来我的住处吗？”“今晚，你愿意和我上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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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果显示，男人和女人同意约会的概率各占50%。有69%的男人同意参观女人的住处，甚至更多的男人愿意和女人上床。但几乎没有女人对参观陌生男人的住处感兴趣，更准确地说，没有一个女人同意上床。在丹麦和法国开展的类似研究也发现，男人更可能会接受隐晦或直白的一夜情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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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研究不是拿来作为闲暇的谈资，而是经常被视作研究滥交倾向的性别差异的“真实”研究。也许正因为如此，一个实实在在的性诱惑可能令人们改变念头，或使他们更乐意反馈自己不想要什么。值得一提的是，受访者是毫无戒心的，甚至在受访时还会大吃一惊。这项实验在他们做出回答后很快就结束了。我们不知道，那些同意约会的女人中有多少人最终会与邀约者发生关系，也不知道男人对这种几乎难以置信的性邀请能有多认真，或者说那些接受邀请的男人最后会不会去。据我所知，我对于给出诸如“好，当然”这样的回答，其真实意图仍旧无法确定。言外之意到底是自鸣得意，“看来我很性感、是太有魅力了，眼前这位完完全全是一个真诚坦率、精力充沛、精神健康的女人，想要把我带到一个私密的地方做爱”；还是幽默调侃，“太有趣了，你朋友同意你和别人过夜了吗？或许这很奇怪，但是我会很有礼貌的”。事实上，在一项后来的书面模拟研究中（在这个研究中，研究者会为参与者描述场景，并要求他们想像一下自己的答案），总体来说，男人即使在消除尴尬后，也并不愿意接受这种随意的性邀请。 即使在显得稍微合情合理的情况下也是如此。有一名自称是学生的参与者建议，在性邀约之前最好能设置一个简短而礼貌的对话，因为很多男人都表示，他们可能不会对直截了当的性邀约感兴趣，理由是“太直白了，有些奇怪，让我感觉她们的性生活很放荡”，并且“想脱掉我的裤子，一次聊骚还是不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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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明确的反对理由，正是这项研究实际上最想揭示的：女性可不想被谋杀、被强奸、被抢劫，或者说对引诱潜在变态狂也不感兴趣（这项研究的实施者和其他参与者的确都明确了这一点）。 在最初的书面模拟研究中，女人常常把面临这些情况时的感受形容成：对方鬼鬼祟祟，充满危险，像变态狂一样，并以此为理由拒绝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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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今晚，你愿意和我上床吗？”针对这个问题的调查结果，呈现出一种巨大的性别差异。这在性心理学调查中从未被观察到，它亟须得到解释。单纯将其作为女人和男人之间性别本质的根本差异记录下来，可能会显得很草率。密歇根大学的心理学家特里·康利及其同事在最近的工作中，揭露了造成这一著名调查结果的原因，同时也阐释了一个重要观点：社会现实表明，这些被选中参与研究的女人和男人，参与的并不是同一个实验。鉴于多年的劝告和警告，女人参与实验不仅仅意味着将自身置于那样的处境，更是典型的“自找麻烦”。 这一切还得感谢性行为的双重标准，才令女性有了更深层次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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娶一个“好女人”，暧昧多数“坏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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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正如罗素·克拉克和伊莱恩·哈特菲尔德所指出的那样，一名接受了一夜情邀约的女性，会被她自己和其他人认为是“荡妇”。和美国社会相似的一些地方，有些人反对把性行为双重标准当作一种文化遗产。当然，正如有一次我去拜访我大学时的男朋友的家时所发生的那样，这种态度是能转变的，有时候甚至转变得非常快。当时他父亲极力反对我和他睡在同一间卧室，理由是我们还没有结婚。他的母亲恭敬地听完后建议说：如果是这样，那他最好架好梯子，爬上阁楼，找到野营床后把它带下楼清洗干净，还得修好床腿，妥善地将床放置在书房，然后找床单铺好床。听完之后，他的父亲考虑了好一会儿，最后总结说，经过认真考虑，人确实应该与时俱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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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已然改变，一些书面模拟研究的实验结果（通常是和大学学生一起）找不出性的双重标准的证据。或者这种证据只存在于特定的人群，或是在不太常规的性行为活动中才会出现。 但是，当研究人员抛弃书面上的虚拟描述，而选择与人交谈时，这种性的双重标准确确实实出现了。正如一份大学生民族志的研究表明，“据报道，大多数学生对异性恋都有双重标准，他们把女性分为‘好女人’和荡妇” 。这份民族志这样总结男学生的典型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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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有权利进行几年的性实验。也有很多性开放的女人跟他们一起实验：一旦我不再进行这个实验，我就会去找一个“好女人”，经营一段长期的性关系（或者说是找个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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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词典中，并没有和“荡妇”这个词对应的形容男性的词汇。康科迪亚大学的艾米尔·奥图尔在回忆录《女孩终归是女孩》中这样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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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有太多用来描述那些有过很多性伴侣的女人的词汇——淫妇、淫娃、荡妇、贱人、贱货、破鞋、娼妇、便宜货、自行车、骚货——而只有一个词用来描述同样的男人——小白脸。这个词通常还带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幽默感和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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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评述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性道德暗示。同样地，在一项关于学生语言文化的研究中，与“小白脸”非常匹配的词是“hoebuck” 。这是一个非常温和的俚语。当我试着用谷歌搜索时，最先蹦出来的是“Hoebuck 不动产” 。如果 “Floozy Homes”（“荡妇的家园”）有一天成了房地产项目的备用名，那我们才将意识到的确已经没有性的双重标准了。若是从文化价值观的角度来评价一夜情的影响，显然会比个人观点更有分量。 思想相对进步的大学生们虽然并不支持性具有双重标准这种说法（虽然与女学生相比，男学生没那么激烈地对此表示过拒绝），但他们也的确认为会有其他人那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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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容易被忽略的是，性的双重标准会使女性遇到各种各样的风险，而这些风险可能是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一项针对北美女大学生的大规模研究发现，她们在第一次轻率的“连接”（性交）中获得性高潮的可能性只有11%。然而，守之以礼的前提下，入眼所见，性高潮并不是性接触中的一切。女人如果有过一次性高潮体验，就会有六倍的意愿更乐意去享受连接彼此的性爱。 接下来的访谈解释了为什么女性享受到性高潮的几率会如此之小。学生们普遍认为，对男性来说，重要的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获得性满足；而对女性来说，则是在某一段恋爱关系中获得性满足更为重要。无论如何，都没人认为必须让女性在单纯交媾的行为中获得性满足。相对来说很多男性在使女朋友获得性高潮后，会觉得自己充满男人味儿，而对于性伴侣并没有这样的感觉。主持这项研究的人援引一位参与者的话，十分精准地捕捉到了男人这种自私的优越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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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男人告诉我们：“我所做的一切只想让她获得性高潮。”但当问他“是随便一个她还是某一个她呢？”他回答道：“女朋友的那个她。至于仅只是上床对象的那个她，我可不会费那个力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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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那个家伙正是那晚在学校邀请你和他上床的陌生人，结果又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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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几个结论：第一，一种实用的、与时俱进的“骑士精神”也许会应运而生——即男性为女性开门，为约会埋单的这种假设可能会被摒弃，而类似的体贴和慷慨会被卧室中的表现取代；第二，如果男性在四次里有三次败兴而归，而女性几乎每次无一例外地都享受到了完完全全的性快感。那么，两性间在一夜情上的热衷程度，其差异可能会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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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妻多夫制”也许一直贯穿着整个人类进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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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鉴于此，特里·康利揭示了学生参与者对罗素·克拉克和伊莱恩·哈特菲尔德的实验怀有幻想是毫不意外的。她发现，外界对求欢的女性和男性给予了不同的评价。男性求欢者被认为比女性更加危险，而女性认为，如果她们没有拒绝而是接受了邀请，总体来说，她们会得到更负面的评价，比如，更滥情、更放荡，社交不知分寸，性饥渴。 相比之下，男性接受了邀请只会让他们声名鹊起，而不是令他们声名狼藉。有学生还猜测，与女性求欢者相比，男性求欢者可能不会是一个好爱人，也不太可能会为女性提供良好的性经验。 这显然非常准确，至少在北美学生群体中是这样的。这些差异使男性和女性接受邀约的可能性变得大不一样，这样，潜在性伴侣的性能力就变得尤其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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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特里·康利还发现，这个案例不仅适用于罗素·克拉克和伊莱恩·哈特菲尔德的实验场景，而且也适用于真实的“约炮”场景（之前那些参与者已经受到过邀请）。而且，当对实验场景作调整，比如，牵涉一些名人或者一个亲密朋友，而不是一个完全的陌生人，试图以这种方式来降低风险、享受乐趣时，这些男性参与者和女性参与者都能感知和预见到—接受邀约的性别差异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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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假设的书面性行为测试是有限的，特里·康利的研究也不能由此下定论。比如，其他研究并没有证据表明，男人和女人会从多个性伴侣中觉察出不同的社会风险，或者这会导致男女对性伴侣需求数目上的差异化。 这并不是说，女人和男人在性方面就真的一样。但这些研究的的确确使人们会去关注这一点：对女性和男性来说，曾经有很多不平等的社会因素至今仍不平等，并且影响了他们的性爱策略。而这恰恰是人们以往很容易忽视的。讽刺的是，一名不认同特里·康利研究结果的杰出心理学家却着重强调，女性想和名人发生性关系的兴趣点“可能不仅仅只是受其性魅力的驱动”。 正常情况下，性是和身份、名誉、性道德、“征服”和“荡妇”的概念、同辈压力、声望、权力、经济地位、人脉关系、文化塑造的性规范、身体耻辱或任何人的内在和外在其他复杂的部分分开的，因此，性爱策略会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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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观点（在下一章会展开）：贝特曼的镜头中观察到的性行为过滤了我们的人性。受心理学启发的研究人员是这样解释实验中那些心痒痒的男人拒绝交媾的原因的，他们认为，“不忠行为被揭露之后，会面临失去重要性伴侣的风险，面临失去良好生育前景的风险”。 然而，他们却忽略了一个再明显不过的理由：道德观、承诺、忠诚、没兴趣和他们不爱的人做爱等因素也会影响男人的性心理。可见，研究人员是在用繁殖结果来解释性约束行为，并认为，性似乎是剥夺了人类……交配的一切。而在下一章节我们将看到，其实并不清楚有多少人会那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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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了这么多绝不是为了支持这个观点：男人或者放荡的女人的确在“天性”上也偏好一夫一妻制（意即外在表现具有欺骗性）。 明尼苏达大学的进化生物学家马琳·朱克在《远古的想象：进化论告诉我们性和饮食是什么？我们该如何生活？》中指出，各种来源的证据表明，人类已经依据时间、地点和环境，利用各种社会条件来成功配对和生育了。“和饮食、运动，和那些人们幻想能变成一种‘天性’的生物特征一样，我们不只有一种自然的性别模式。”她总结道。 之前我们以为，受人口结构和经济发展条件的限制，一妻多夫制在小范围的猎手群、采集者，以及刨食谋生的种植者群体之间存在。但是，在特定的人口状况和生态环境下，一妻多夫制（一个女人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丈夫）比我们假想的更常见，在世界上的很多地方都存在。这便暗示了“一妻多夫制也许一直贯穿着整个人类进化史” 。有趣的是，社会群体“显然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大量废除一妻多夫制”。 麻省大学波士顿校区的人类学家帕特里克·克莱金在《人类是（空白的）——无性生殖》中指出，你若想过，“在进化中考虑性交和配对的重要性，那么自然选择就应该为它套一件紧身衣，给我们一个更加严谨的蓝图，以便我们更好地跟进，……但似乎并不是那么回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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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爱的方式是多样的，父母的角色也是多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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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殖选择发挥作用伊始，“睾酮是王道”的观点已经走过了科学史上漫长的一段路。根据普遍进化论的设想，跑车就相当于孔雀尾巴，争强好胜的男人用它来争取肥沃的播撒生命种子的女性领地，这就埋下了性别不平等的心理基础。正如在前几章所见，进化生物学的研究史，几十年来依托于“睾酮是王道”的观点，从所谓的精子廉价到假定女性竞争无意义，一直都在重新审视和挑战贝特曼原理。评论家在讨论人类时可以一针见血地指出，像海豹家庭的父权驱使动力的日子，如今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从前的假设认为，生殖选择几乎已经创造出了公认的性别角色——男人天性通常是这样，女人通常是那样。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求爱方式在一个物种内部或是跨物种之间存在多样性，而且父母的角色也是多样的。这种意识逐渐取代了之前的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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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跨物种的多样性意味着没有统一的模板可以说明性别基因和激素成分如何影响大脑和行为（我们在第六章会继续阐释这一点）。同时，在物种内，“性别角色”的多样化——想想田野蟋蟀、蜣螂、林岩鹨和非常明显的人类都指向一个同样重要的结论（我们将会在这本书末尾回顾）。生殖选择并没有把这些角色嵌入相关的性基因和激素中去，但却允许个人受到其所处的社会、物质环境、身体（根据个体差异）、经济、文化和政治环境的深刻影响。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正如我们在引言中了解到的，生殖选择深受睾酮的影响。这一观点已远远超出了性这个原本属于“卧室话题”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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